风尚 | 古代女性内衣小史：晋代就有内衣外穿，明代开始注重束腰效果

这首《西江月》摘自明冯梦龙所编《喻世明言》的首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其警示之意不言而喻。据说这是一个发生在晚明社会的真实故事。

这个故事起伏宕荡，行文峰回路转，吊足了读者的胃口。从文中描述来看，这件珍珠衫是贴身之衣，夏天穿它，能生汗津，遍体清凉，不仅有祛热降温的功能，还隐喻着一定的含义：作为蒋家的祖传之宝，它喻示着家族的和睦兴盛，兴哥将它交给妻子保管，足见深情。三巧儿将这贴身内衣送给情人，意味着贞节的缺失，赠衣之时，她已经完全忘记了夫妻结发之情。陈生也是如此，情人之衣须臾不离身，又将家中的妻子置于何地？儒家伦理推崇家庭的稳定，秩序的井然，所有破坏秩序的人都将受到惩罚，就如同故事中那对破坏秩序的情人：男人客死异乡，女人则转徙他乡，在失节的茫然中懵懂度日。最后，珍珠衫重回蒋家，这是一个轮回，在经历一番变故之后，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回到原位，在固有的社会秩序和行为规范中平静地生活。稳定、安逸、满足，这才是儒家理想的生活状态。

或许因为珍珠衫是贴身内衣，小说中对之没有具体的描写，这差可说明传统儒家文化对内衣的态度。事实上，内衣在中国服装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漫长的岁月变迁中，内衣不仅发挥着蔽体保暖的服饰作用，还承载了绵长的华夏文明，记录了古老而又神秘的东方文化。和其他服饰相比，中国古代典籍对内衣的记述不多，含蓄的先祖们将服饰看作是记录文化的特殊符号，儒家文化对个人身体的态度从来都是讳莫如深，这使得人们往往难以将视线穿透重重厚服，直达那薄薄的遮蔽之物，今人唯有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爬罗剔抉，才能略微领略古代内衣的风情：那精心剪裁的肚兜，那欲掩还展的抹胸……

清·吕彤《蕉荫读书图》

在绵延千年的华夏文化里，内衣有多种称呼，包括泽、心衣、衵衣、汗衣、亵衣、帕腹、宝袜、诃子、抹胸、主腰、肚兜等。其中，“泽”的本意是汗水、唾沫，先秦时引申而具有了贴身内衣的含义。《诗经·秦风·无衣》开篇就说：“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用今天的话翻译就是：怎么能说你没有衣服穿呢？我的内衣也可以和你共用。相传这首诗是秦国国王为鼓舞将士士气而作，从中能看出，春秋战国时的君王们，极其善于宣传鼓动，出征打仗，做战前动员，都能巧舌如簧、以情感人。而那些浸染在血雨腥风中的将士们，又怎能不为之舍身拼杀、效死疆场呢！

《无衣》产自秦地，高亢嘹亮，充分张扬了关中男儿的血性和豪迈，而在远离三秦的陈国（今河南安徽一带），则传唱着另一首歌谣，却和女人的内衣有关。“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驾我乘马，说于株野。乘我乘驹，朝食于株！”（《诗经·陈风·株林》）其大意是：陈国的国王为什么总是要到株林那个地方去呢，是去看望大臣夏南吗？国王乘着高头大马，在株林吃喝玩乐，待上那么长时间，就是为了去看望夏南呢。一国之君大张旗鼓地看望臣下，还久久停留，本身就显得不合乎情理。此诗意在言外，含蓄地表达了讥讽之意。

诗中的陈王是有着昏君之称的陈灵公，他每次殷勤地跑到株林去，不是操心国事，也不是去看望名叫夏南的臣子，而是忙着与夏南的母亲夏姬约会。夏姬是当时著名的美女，她本是郑国的公主，少女时就已艳名大噪，引得一群男子拜倒裙下。那个年代的女人，原无贞节观念，看看先秦典籍中种种惊世骇俗的情感纠葛，再读读《诗经》中那些热辣辣的情歌，今人大致能对夏姬和她所处的环境有所了解。她翩然出阁了，名义上的夫君是陈国的大夫夏御叔。相守无多日，夏御叔一病而亡，留下了年幼的儿子夏南。虽有幼子相伴，夏姬并没有打算为死去丈夫闭守闺帷。相反，她开始在周围物色情人，于是孔宁和仪行父先后被她迎进香闺，他们有钱、有权，也都是她丈夫生前的好友。相比起来，仪行父人才更为出众，夏姬情感的天平渐渐倾斜，这招致了孔宁的嫉妒。为打击情敌，孔宁想了一个荒唐的点子，即把夏姬介绍给陈灵公，他开始在陈灵公的面前不断赞美夏姬，起初陈灵公不为所动，但架不住孔宁的再三劝说，他还是移步株林了。一身素衣的夏姬早已在门前迎驾，软语呢哝，眉宇之间的风情霎时就迷倒了陈灵公。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故事，在株林日日上演。

夏姬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无论她内心深处是否真爱她的情人们，在表面上，她做得无可挑剔。为表达对君王的情意，她脱下了贴身的内衣——衵衣，体贴地将它穿在陈灵公的身上。灵公大乐，向孔宁和仪行父炫耀这件衵衣，殊不料，那两人居然也都穿着夏姬赠予的衵衣，三人相视大笑，朝堂众臣为之侧目。此事史书中有明确记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戏于朝”（《左传·宣公九年》），短短二十多个字在《东周列国志》中被详细地铺衍成了“陈灵公衵服戏朝”的半章。

君臣共同拥有一个情妇，公然在朝堂上展露贴身内衣，的确无耻，而中国的历史也无数次地证明，君王无耻到极点时，其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陈灵公的荒淫，使得国人离心离德，在诛杀苦谏的忠臣后，这几人整天饮酒作乐，与夏姬厮混一处。母亲的种种不堪，落入夏南眼帘，如同芒刺在背。迫于灵公的权势，他一直忍耐。陈灵公爱屋及乌，让十八岁的夏南继承其父爵位，掌管陈国兵权。某日，陈灵公和孔、仪二人重会株林，又和夏姬一起谑浪笑傲，完全不成体统，夏南躲在屏风后窥听，听到他们居然以自己为戏弄对象，争相以他的“父亲”自许。正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夏南冲出去，挥刀砍死陈灵公，发动兵变，控制了陈国政权。这场政变的引子就是内衣，其事以桃色纠纷发端，以流血冲突而告终，惊动了当时各国诸侯，连孔子也对此高度关注，可见这场政变的轰动效应。

古人这样解释衵服，“衵服，谓日日近身衣也”（《左传》）。日日贴身的内衣，被君臣拿来作为调情的什物，可谓君不君，臣不臣，君臣之间的体统已经荡然无存。而维护国家和社会秩序的礼节一旦被破坏到一定程度，距离邦家的覆灭也就不远了，陈灵公的悲剧，即是明证。中国传统的政治语境与男女之情是不相容的，男女之间的那种激情，往往能迷惑人的理性和心智，给稳定的家庭和社会规范带来强大的破坏力，如果陷入情感的双方又正好处于政体上层，那祸乱就更加深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夏姬与陈灵公君臣之间的滥情乱交是绝不见容于礼教纲常的。

天生万物，往往相反相成，或许正由于礼教社会对男女情爱的严厉禁锢，一旦真有情种出现，世人反而能给予更多的宽容和理解，当然，前提是男女双方远离国家政治的宏大舞台。同样的故事，放在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之下，世人的接受和解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譬如另一个和衵衣有关的故事：

少女苏紫藭爱上了谢耽，从“咫尺万里，靡由得亲”来看，他们可能是近亲。“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日日相遇，却不得厮守，这对于情感陷入狂热的年轻人来讲，无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折磨。人们常说恋爱中的女子头脑简单，其实也不尽然，更多时候，坠入爱河的女性能激发出更多智慧。苏紫藭于惆怅失意中想出了一个好法子，她让丫鬟借来谢耽的贴身内衣，从此白天贴身穿着，晚上则抱在怀里入睡。既然不能碰触到爱人的肌肤，偎依着那带有他气息的衣物，也是难得的安慰。谢耽闻听紫藭如此痴情，感而赋诗：“苏娘一别梦魂稀，来借青衫慰渴饥。若使闲情重作赋，也应愿作谢郎衣。”昔日陶渊明《闲情赋》云“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写尽相思之苦，谢耽在诗中借用了这个典故表达了心有灵犀之意。不仅如此，他还如法炮制，弄来了一件紫藭的内衣，穿在身上，以回应佳人的一片深情。在彼此隔离、音信难通的状况下，他们用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心意，而衵衣，则扮演着matchmaker的角色，为有情人提供了交流沟通的渠道。

虽然衵衣是较早的内衣，但古代典籍中留下的记述并不多，也很难了解到其具体形制。两汉时期，文献中才渐渐多见与内衣相关的记述。当时内衣有多种称呼，如帕腹、抱腹、心衣、汗衣、鄙袒、羞袒等。汉代刘熙《释名·释衣服》中提到，“帕腹，横帕其腹也”、“抱腹，上下有带，抱裹其腹上，无裆者也”、“心衣，抱腹而施钩肩，钩肩之间施一裆，以奄心也”、“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诗》谓之泽，受汗泽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胸背，言羞鄙于袒而衣此耳”。从这些解释来看，彼时的内衣，以实用为主，上下有带，起到稳固、保暖的作用。并且，当时人已经以袒露为羞，多着内衣，目的在于遮盖前胸后背，以示雅正。从形制上来看，杨子华《北齐校书图》中，男子（左一）身上所穿的心衣，正是如此。

杨子华《北齐校书图》

汉晋时期，人们对内衣还有一种更形象的称呼——“两裆”，亦作“两当”。刘熙《释名·释衣服》称，“裲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因以名之也”，清代的王先谦在《释名疏正补》中对之有更详细的阐释，“案即唐宋时之半背，今俗谓之背心，当背当心，亦两当之义也。”顾名思义，那是一种背心式的内衣，前后两片，前片遮胸口风光，后片挡背面风寒。两裆式内衣出现于汉晋，与当时流行的两裆铠可能有一定关系。两裆铠又称“两当甲”，由胸甲和背甲组成，肩部、腰部都用皮带扣连或紧束，如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陶俑身上所穿。两裆式内衣，形制大体上与两当铠相似，且多施于妇女。《晋书·五行志一》记述，惠帝“元康末，妇人出两裆，加乎交领之上，此内出外也”。晋惠帝治理国家无能，造成的后果就是政令松弛，社会风气放诞，此种风气在着装方面也有所体现。女性为追求美丽，居然将内衣翻作外衣，把背心略加改良，上端延长，挂在脖子上，以为时尚。现代女性往往有“内衣外穿”的时尚，殊不知，早在千年以前，晋代女性就已经创造性地采用了这种穿衣方式。

这种追求时尚的风气，甚至影响到了男子。江西南昌曾出土东吴男棺，其中随葬衣物遗策中即记有“故练两当一枚”，看来当时男子也可以穿着两裆大大方方地外出。

隋唐时期，内衣又有了新的变化。这首先体现在名称上，女性内衣被称为“宝袜”，诸多诗文可引为明证。如“锦袖淮南舞，宝袜楚宫腰”（隋炀帝《喜春游歌》），“倡家宝袜蛟龙帔，公子银鞍千万骑”（卢照邻《行路难》），“细风吹宝袜，轻露湿红纱”（谢偃《杂曲歌词·踏歌词》），“南国多佳人,莫若大堤女。玉床翠羽帐，宝袜莲花炬”（张柬之《相和歌辞·大堤曲》）等。内衣出现在众多诗人笔下，说明女性竞相以展现内衣为美，使得诗人们饱览之余，萌发了创作激情。其时，女性还流行穿一种名为“诃子”的内衣，可能是一种无带内衣。与历代不同，唐代女子着装较为开放，往往将裙子高高束紧在胸部，肩部、上胸和后背裸露，外罩以轻薄透明罗纱，映着女性细腻洁白的肌肤，极具美感。唐代许多绘画中，都能见到。如署名周昉所作的《簪花仕女图》中的仕女，左边那位身穿浅绿底镶红纹衣裙，右边的女郎则穿着大红色衣裙，都是外罩薄纱，肌肤如雪、丰盈典雅，一缕女性独特的风流妩媚，逸然卷外。这样的女性在唐诗中比比皆是，如“日高邻女笑相逢，慢束罗裙半露胸”，“漆点双眸鬓绕蝉，长留白雪占胸前”，她们风姿嫣然，曲线玲珑，坦然地展现着自己的美丽。但在那齐胸的长裙内可能还穿着遮盖胸部的诃子，因其无带，所以难见。

《簪花仕女图》局部

《簪花仕女图》局部

相传诃子的发明者是杨贵妃，后人曾对此有过绘声绘色的描述，“贵妃私安禄山，指爪伤胸乳之间，遂作诃子饰之。”（宋·高承《事物纪原》）。语出理学气氛浓烈的宋人笔下，其真实性当可存疑。关于安禄山和杨贵妃的绯闻，历来是在野史笔记、小说记载中被铺衍得漫天盖地，正史中却鲜有记载。《新唐书·杨贵妃传》中记述，“禄山反，诛国忠为名，且指言妃及诸姨罪”，提到安禄山起兵后，为掩饰叛乱的罪行，特意抛出“清君侧”的由头，将矛头直接指向杨家兄妹。揆情度理，野心家与权贵之间有的只能是阴谋、勾结、倾轧和你死我活的争斗；那种“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情形，不过是局外人平添的猜测及感叹罢了。

《资治通鉴》载：“甲辰，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赐衣服、宝器、酒馔甚厚。后三日，召禄山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使宫人以彩舆舁之。上闻后宫喧笑，问其故，左右以贵妃三日洗禄儿对。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尽欢而罢。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指斥安禄山巴结杨贵妃，以“母”尊之，在安禄山生日当天，唐玄宗和杨贵妃对他多加赏赐，杨贵妃更是别出心裁地玩了一回游戏，用锦绣绫罗作襁褓，将安禄山裹住， 抬在轿里，在宫中转圈。唐代习俗，有“洗儿”之说，大概是小孩子生下后，要用特殊的药汤沐浴，《外台秘要方》“儿生三日浴除疮方”即用“桃根、李根、梅根各八两，右三味，以意着水多少，煮令三、四沸，以浴儿。”“新生浴儿者以猪胆一枚，取汁投汤中以浴儿，终身不患疥疮”(《备急千金要方·卷五》)。究其大意，“洗儿”之风之所以盛行，一是为了增强抵抗力，二是为了图个吉利。与新生乳儿不同，安禄山是个成年壮汉，年龄也比杨贵妃大了近二十来岁，这两人排演了一幕宫廷版的“洗儿”戏，如此，则贵妃之骄横、戏谑，禄山之隐忍、巴结，自是不言而喻了。

唐玄宗对此是何态度呢？晚年的他，将杨贵妃视若珙璧，宠爱她、娇惯她，对“洗儿”闹剧，他一笑置之。唐人对这段历史也多有提及，如“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元稹《连昌宫词》）、“妃子院中初降诞，内人争乞洗儿钱”（王建《宫词》）等，对李唐皇室的荒唐暗含讥刺，但却并未提到杨贵妃和安禄山之间有什么特殊的暧昧情愫。与唐人的态度不同，宋人则一口咬定杨、安私情说，除高承在《事物纪原》中大爆二人绯闻，说得有鼻子有眼之外，连以史家正宗自居的《资治通鉴》也放开尺度，说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之类的小说家言。中国的正史历来有“春秋笔法”、“皮里阳秋”的隐晦传统，《资治通鉴》这样写，几乎等于坐实了杨贵妃和安禄山二人的“私情”。

或许是基于理学的立场，从朝堂到民间，宋代的文人都否定了杨贵妃其人，这种否定是如此地彻底，甚至将唐代女子贴身所穿的诃子，与杨贵妃的绯闻联系在一起，给其抹上了一层放荡污秽的色调。可见，宋人并不欣赏唐代女子穿衣装扮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飘逸性灵，那份风流妩媚，这种心态，决定了宋代女性的内衣必然会向含蓄、婉约的方向发展。女子内衣，至宋代遂衍变为抹胸。“上可覆乳，下可遮肚”，是抹胸的基本形制。在抹胸的上端和腰间都各连两根帛带，分别系于颈后和背后，上可遮住胸部的曲线，下则覆盖腰腹，抵挡风寒。

早在北宋初年，抹胸已经见诸文人笔下：

这俨然是一幅闺中少妇思恨图。思妇斜斜地倚靠在象牙床边，阶前月光如水，照进了她寂寞的心田，使得她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刻，一年时光匆匆流逝，她的寂寞却不曾消除，只因为思念的人迟迟未归。为此，她烦恼不已，无心梳洗，只有泪下如雨，顺着脸庞、脖颈流下，沾湿了胸前的一方红抹胸。李煜不愧为写情高手，一句“泪沾红抹胸”，极尽相思之苦，多情又守礼的少妇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有别于唐诗中热烈奔放的情感流露，宋人作诗填词，写男女之情，总忘不掉如影相随的“礼”，真情流露之际，欲说还休。故而宋人诗词中的小女子，柔弱有之，多情有之，却总带有几分摆脱不了的矜持。如王平子的《谒金门·春恨》：

词中女子收到情书，看得难受至极，心中波澜起伏。为避免被别人看出自己的失态，她硬是将那张相思信笺塞进了自己的抹胸，然后倒头闷睡。从整首词渲染的情境来看，此女可能是生活在大家族中的年轻妻子，时时刻刻都不得不循规蹈矩，以免落人口实。因此，她明明受着相思的煎熬，但顾虑到旁人的眼光，只好装作若无其事，还得忙碌地操持着针黹活计。

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传统中国是紧紧绑定在土地上的乡土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只需要遵循既定的社会规范生活即可，这样有利于保持社会的安稳。乡土社会将家庭定位为养育子女的单位，夫妻双方只需各司其职，共同抚育子女，彼此之间的相爱、交流则完全没有必要。不仅如此，男女之间的爱情反而会受到社会的限制，因为两性之爱，往往会给当事人带来难抑的激情，而这种激情，对社会秩序无疑具有极大的破坏力。正因为传统社会不鼓励男女之间的爱情，丈夫和妻子之间，往往互相隔膜，情感淡漠。对那些谨守礼教的闺秀们而言，在严格的社会规范中将青春渐渐抛远，安分守己地过完一辈子，赢得贤妻良母的美名，大概是她们最好的出路了。

与此相形的是，在传统社会里，却也有着那么一些不安分的女子，她们跃跃欲试，用女性特有的狡猾和妩媚挑战着森然的礼教，且来看看这段记述：

这段叙述并不复杂，讲述了一个闺中女子在长夏傍晚的卸妆过程。从文中的描述来看，该女子可能并非良家，“衵衣全露，皓腕滑腻如脂，横遮猩红抹胸，酥乳掩映”，文人的笔墨，如同一只肆无忌惮的手，毫无顾忌地揭开了她身上的层层轻纱。从这般刻骨的描写来看，该女子可能是青楼女子，因为倘若是刻画闺秀，文人在落笔时，多少还会在心头存有一点顾忌，只有在将目光投向青楼时，他们才会毫不掩饰地写出心中的所思所欲。同样是一件抹胸，在宋词里是被遮掩的、静默的凝滞，规规矩矩的小妇人恪守着礼教的禁忌，哭和笑都不得自由，而在这段文字中，红抹胸却幻化成直接的诱惑。

猩红色，顾名思义，是如同猩猩血那样的红色，一种深沉的红色，在英文中被称为scarlet red，这种红色在英文中有“情欲”的含义，大概是因为它在视觉上带给人热烈、张扬的感觉。猩红色的抹胸裹住了女子的如雪肌肤，红、白二色相映，彰显着青春的奔放和恣肆。敢于这样穿衣的女子，大抵对礼教不会有太多顾忌。她卸妆完毕，“迎眸一笑，先入香帏，金钩戛声，细若碎玉，此时此境，为之郎者何如也”，那种欲迎还拒、略带挑逗的神气，在文人的想象里，俨然就是高唐神女的化身，这从当时人对此段描述的评价能看出。所谓“世无周昉倩谁描？金屋何从觅阿娇？幸有才人五色笔，写成好景上轻绡”（黄晓岩），“活色生香，写生妙笔，虽令高年叟净行僧读之，亦必有眼醉魂疾、神酥情痒而不自禁者，于此叹才人心手，信是绝奇”（女史叶双凤），意思是说才子之笔，真真不可小觑，其移情入性，恐怕连方外高僧也要霎时动念。这样的评价不无夸张之嫌，但作者的确写得动人：玉体横陈，一方猩红抹胸覆盖胸前，露与不露之间，分寸把握得极好，这样的女子是深谙营造氛围之道，而能写出这般“香艳”文字的作者汤春生，大概也是在红尘中历练久矣。如此，方能以如许冷眼，窥透此中壸奥，只是，他知晓了其中奥秘，却依然无力摆脱，很显然，他也完全不想摆脱。礼教在塑造了标准淑女的同时，也将男性的想象和渴望驱进了青楼，驱进了文字世界，他们真正向往的女子往往出现在礼教所不允许的另一个天地里，历来无数文人的游仙梦想，都能印证此点，上面的这段文字，不过是千年来文人绮梦的再现罢了。

福建泉州黄昇墓出土的南宋抹胸

文人如是想，而历来欢场中的女子，也深谙男子此种“游仙”心理，并能巧妙地加以利用，为自己赢得更多缠头之资。清人赵翼就曾经讲述过一个“状元夫人”的故事，女主角就曾以一方红绡抹胸赢来了“状元夫人”的雅号和一笔厚赠。故事发生在广州珠江一带，当地人饰花船，出雏妓以迎客，称为蛋户，“珠江甚阔，蜒船所聚长七八里，列十数层，皆植木以驾船。虽大风浪不动。中空木街，小船数百往来其间。客之上蜒船者，皆由小船渡”，这种水上生意在清代中晚期无比兴盛，仰以为食者多达数十万人，官府屡禁不止，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说来这伙人也是大胆，后来就打起了往来粤省官员的主意，居然也十取九中，不仅久历欢场者难以抗拒，甚至连素来洁身自好者也往往堕入彀中。

相传有某修撰大人视学粤东，此人素以严谨自律蜚声官场，来往应酬中，亦杜绝一切莺莺燕燕，在那样的环境里，的确称得上谦谦君子。某日，他视学完毕，舟回广州，偏偏就上了一艘花船。这花船从外观和其他安排上，和其他船并无多大差别，因此，这位长期在书斋中读“子曰诗云”的修撰并没有起疑心，欣欣然上了船，一心想着快点回家。待到晚来，船顶忽然漏水，渗到枕边，修撰急忙呼喊奴仆，久呼不至，正在没奈何之际，“忽船后一丽人。裸而执烛至。红绡抹胸，肤洁如玉，褰帷就视漏处。修撰不觉心动，遂昵焉”。原来，门户人家早已听闻修撰美名，故而安排下这等美人局来诓骗他，船顶漏水、呼仆不至、抹胸丽人从天而降等等，都是早已定下的计策。

事实也证明，修撰大人称不上柳下惠，大概此等饱受诗书熏陶的男子，心中总有段挥之不去的“游仙梦”，故而一遇佳人，即不虞有诈，轻松被人赚入彀中。这抹胸佳人缠上修撰后，显出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赌咒发誓要脱离风尘，安心从良。修撰大人何曾领教过此等人的手段，不由得感动无比，若非碍于官场清议，可能就要与她双宿双飞了。最后，修撰大人以五百两白银厚赠该女，方才了结此段风流。他这里还在伤感离别，那边，风尘女子拿钱走人，心中还在暗笑，她早已料定修撰面软心慈，种种难舍难分之态，不过是她表演出来，变相索要资斧的手段罢了。并且，她回乡后，大肆张扬此段艳遇，自称“状元夫人”，以高身价，而求见者简直踏破门槛。可笑修撰自以为得遇佳人，却反遭利用，成为若辈敛财的一面金字招牌，半世清名，付诸流水……

清人逸闻中“状元夫人”所着抹胸，其称呼还因地而异。如南宋福建地区则称为“襕裙”。明代凌濛初编《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七《西山观设辇度亡魂 开封府备棺迫活命》中叙及宋人往事，写到任道士调戏民间女子：

任道长不虔心学道，反而调戏民女，言语猥亵下流。小说中写他因为此事遭受天谴，丢了性命。从中亦可看到，传统社会里，女性的胸衣具有严格禁忌的意味，无论男女，一旦开启了此道禁忌之门，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凌濛初编撰《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时，正是晚明社会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朱明王室对民间社会的控制渐渐削弱，相比明朝初年，整个社会氛围更为自由，这在服饰上亦有所体现。明代女子内衣名“主腰”，款式复杂，或缀腰带，或钉纽扣，但都注重束身效果，以突出女性身体曲线。如江苏泰州明墓出土的主腰，腰部有三根带子，系扎起来，能起到一定的收腰效果。（见《中国历代妇女妆饰》，第221页。）《水浒传》第二十六回里也曾写到孙二娘穿着主腰，“……那妇人便走起身来迎接——下面系一条鲜红生绢裙，搽一脸胭脂铅粉，敞开胸脯，露出桃红纱主腰，上面一色金纽”。容于堂刻本《水浒传》为此回配有插图，从图中能看到，孙二娘的主腰上，有非常明显的一排纽扣，将前胸紧紧束住。连性情颇为爽气的孙二娘都穿着如此女性化的桃红色主腰，说明主腰在明代已经相当流行。

容于堂刻本《水浒传》插图，右边即是孙二娘。

明代市井巷坊传唱的民歌中，也能见到和主腰相关的唱词，如：

从“主腰儿难束肚子大”“变一个主腰儿拘束着你”等句来看，明代主腰的束身功效明显，女性对身体曲线美的追求，似乎已经接近今人。

江苏泰州明墓出土的主腰

明清社会中，还流行着另一种内衣，即肚兜，男女老少均可穿之。清人曹庭栋《养生随笔》卷一载：“腹为五脏之总，故腹本喜暖，老人下元虚弱，更宜加意暖之。办兜肚，将蕲艾捶软铺匀，蒙以丝绵，细针密行，勿令散乱成块，夜卧必需，居常亦不可轻脱。又有以姜桂及麝诸药装主，可治腹作冷痛。”可见清代肚兜还兼具香囊、药囊之功能。从传世肚兜实物来看，明清肚兜的形制为菱形或椭圆形，上端系带，可以挂在颈部，两侧分别缝系一根带子，方便从背后系结，肚兜上可盖胸，下可护腹，但背部袒露。古人为求吉利，往往在贴身内衣上缝制各种吉祥图案，故清代肚兜上，多有莲花、牡丹、麒麟、鸳鸯、百子等图案。如《红楼梦》第三十六回中写到袭人缝制宝玉的肚兜，“原来是个白绫红里的兜肚，上面紥着鸳鸯戏莲的花样，红莲绿叶，五色鸳鸯”，是当时习俗的真实写照。

Q&A | 为什么青岛啤酒那么有名？

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一次省港两地交流会上说了一句话“外国人认识中国通常有两种途径，一个是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另一个途径就是通过青岛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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