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首次胜利，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了赢得胜利，中国军民付出了3500余万人伤亡，经济损失数千亿美元的沉重代价。当时的国民政府声称，抗战期间，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共与日军进行了22次大型会战。虽说这些会战大多以国民党军丧师失地而告终，但日军却从未在任何一场会战中成功围歼中国重兵集团。国民党军也得以溃而重聚，屡败屡战。

同期的其他反法西斯战场，诸如波兰战役、法兰西战役、维亚济马战役、基辅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等歼灭对方重兵集团，给整个战局造成重大影响的歼灭战，无论是法西斯阵营，还是反法西斯阵营，都打出了不少经典战例。但反观中国战场，装备、机动性、火力配置、军队训练、战术素养均优于中国军队的侵华日军，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却没有打出一场歼灭中国军队重兵集团的出色歼灭战，这又是为何呢？

战略规划短视

我们都知道，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要消灭敌人，就要进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歼灭战，而不是击溃战。从战略上来说，运用大迂回、大纵深战术，实现歼灭敌方有生力量的战略企图是必然之选。

而日本又是如何规划侵华计划的呢？以“七七事变”后日军大本营的首份对华作战战略计划（1937年7月29日）为例。

作战方针：击溃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设法使该地区安定下来。作战地区，大概限定于独流镇之线以北。根据情况，以一部分兵力，在青岛及上海附近作战。

兵团的兵力编制及任务：平津地区，以中国驻屯军约四个师为基干，击溃平津地方的中国军队；青岛附近，以1个师为基干，占领青岛附近，以保护侨民为主旨。

指导作战要点：以中国驻屯军进行作战，在平津地区，特别是在以上作战地区，对中国军队尽力加以沉重打击；在情况不得已时，对青岛及上海附近进行作战；由于战况的演变，特别是由于和第三国的关系，应以最低限度的兵力，占领平津地区，并策划持久占领；对第三国，应严密警戒，逐步动员必要的兵力，派到满洲；另外以5个师归中央直辖，可以适应形势变化，作好准备。

这份战争指导计划说明，日军在加紧向华北进攻的同时，又策划在上海、青岛等地制造事端，扩大侵略战争。不过，该计划从头至尾，根本找不到打歼灭战的意图。

李宗仁在其回忆录里写道，对比当时的中日国力，如果日本从一开始就铁了心要把中国全部占领，他们是可以做到的。李宗仁认为，日本如果以东北为基地，以北京为进攻出发地，举全国之力发起全面战争，兵分两路，一路入山西，过黄河，据西安，抓住当时西南军阀割据、国民政府控制不力的机会，经成都，入昆明；一路沿平汉线，下武汉，直逼重庆，两路合围，则中国危矣。

可是，战略短视的日本却一直深陷在甲午战争的“胜利经验”中不能自拔。到了1937年，中国的国内形势、东亚的国际态势已经与1931年、乃至更早的1894年大为不同，妄图按照甲午战争的模式，通过局部打击来逼迫中国政府与之和谈，借机再签订一个新时代的《马关条约》，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日本侵华野心由来已久。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数十年如一日地做全面侵华的各种准备工作。诸如兵要地志的调查、军用地图的绘制，都靠着日本军方和民间的努力，积累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侵华日军手中的中国军用地图，甚至比中国自己掌握的还要详细准确。但是，精于细节、疏于整体是日本的民族缺陷之一。反映到军事上就是战术无比精致，但战略上却烂得一塌糊涂。对于西安事变后，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已经形成共同抵御外侮的共识，日本也缺乏应有的认识。他们仍然认为，中国仍是过去那个四分五裂、人心不齐的中国，依然妄想和以前一样，通过局部施以军事、政治和经济压力，就能迫使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妥协退让，从而达到其蚕食中国的目的。事实证明，日本的这一系列判断和决策，毫无战略眼光和大局观。

缺乏战略眼光的结果，就是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日军的战略重心因为中国政府主动挑起“八一三淞沪战事”，而从预定的华北平原调整到了并不利于日军发挥其机动性优势的江南水网稻田地带。三个月的淞沪会战打下来，中国军队固然最终失败，损失极大，但日军在战略上的损失却是多少战术胜利也补不回来的。

抗日战争打到1938年下半年，日军已经失去了实施大迂回、大纵深作战的良机。此时，国民政府龟集于崇山峻岭，兵力相对集中，又占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日军攻至宜昌就无法再深入。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一部分被牵制在太平洋诸岛上，一部分集结于东三省游疑不决，还有一部分被敌后战场上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搅得鸡犬不宁，疲于奔命。加之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的牵制，日本能拼凑出的机动兵力已经寥寥无几，只能维持正面战场局部方向的有限攻势。要想再集中歼灭中国军队主力，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纵观14年抗战史，就不难发现日本反复在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间徘徊，自始至终就没有一个类似于“隆中对”的整体战略规划，更没有与之配套的各项准备工作。比如说研究中国国内政治力量的构成以及特点（行纵横之术，分化利用瓦解，各个击破），研究中国军队作战特点（了解对手的规律，扬长避短），研究灭亡中国的具体战略步骤。先攻哪里，再攻哪里。攻取这些地方所需要的政治谋略、兵力投放规模、作战持续时间、后勤保障、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形式的抵抗，以及如何巩固、消化占领区、如何应对国际干涉等等。

由于没有一个完整而又具备可行性的周密战略规划，14年抗战中，日军基本上是打到哪儿算哪儿，骑驴看唱本。相形之下，国民政府的“以空间换时间”战略有明确的目标与计划，一步一步的退，节节抵抗。虽然整个过程比较难看，但总体战略很清晰。

战役指挥笨拙

明治维新后，日本建立起近代化的陆海军。其作战思想和理论，早期照搬法国，尔后又师从德国。德国“歼灭战”思想，也反映到日军的条例、条令中。1938年，日军颁布了指导师、军以下部队作战和训练的《作战要务令》.

不过，条令在执行过程中却经常走样。在中国战场上小单位作战时，日本在正面攻击未果的情况下常常出奇兵侧击，从而取得战术胜利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在战役指挥层面，日军的高级指挥官却几乎鲜有布置口袋阵的意识。有时候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意识了，却也是姗姗来迟。等到实施时，最佳战机已经错过。原本可以达成的歼灭战，最终却变成了击溃战。至于大胆的战役穿插、迂回、分割、包围等打歼灭战最基本的战术，或者“围点打援”的战术，日军也几乎从未实施过。

例如，淞沪会战时，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在获得了3个师团的增援兵力后，却依旧将它们投入战线正面与国民党军拼消耗。一直打了3个多月，这才终于想起应该在杭州湾登陆以袭其后，但为时已晚。国民党军不仅成功溃退，还在南京组织了一场抵抗。

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形成了从济南、南京两个方面对徐州国民党军的夹击态势，按说完全可能打一个大型歼灭战。但是，北线日军轻敌冒进，在台儿庄吃了大亏后，南北两路日军急于挽回“皇军的颜面”，挥师直扑徐州，却没有意识到若想围歼徐州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就必须形成一个颇具纵深的大合围圈，将河南平原以及平汉线这些国民党军的退路全部封死。其结果就是国民党军主力又一次成功跳出合围圈。

为什么会这样？日本是个地域狭小的岛国，其历史上的诸多国内战争，既规模不大，又缺乏战场纵深。日本历史上无数军事将领，都普遍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再之日本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强调的是“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正面粉碎敌人。因此，日本的军事文化传统，就是强调正面强攻和不惜一切代价的蛮攻。

其实在日本的国内战争史上，也不是没有人尝试过合围。川中岛合战时，武田信玄与上杉谦信的部队在川中岛一带反复拉锯，僵持不下。武田方面派一支人马迂回上杉背后进行夹击，即所谓的“啄木鸟战术”。结果被上杉谦信来了个各个击破，直接全军突击守在正面的武田本阵，形成了局部以多打少的局面，武田方面损兵折将。从此以后，日本尝试打巧仗的就更少了。

到了日俄战争时期的旅顺战场，日军的最后胜利，其实是用尸山血海堆出来的。这种“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愚笨战法，如果放在其他国家，战场指挥官是要受到指责，甚至被惩处的。但在日本，指挥旅顺攻坚战的乃木希典却被捧为所谓的“军神”，“白兵突击”“意志的胜利”也被日本军界奉为金科玉律。这种军事文化下熏陶出的日军高级将领，自然是战略战术胆量极小，作战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打敌人的时候要么只敢偷袭，例如珍珠港，要么就是平推，堆人命。加之在中国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的一次次溃败，更让日军从上到下都更加坚定的相信其正面强攻战略战术的正确性。

除了以上这些因素，日军将领对于攻城拔寨所带来的“荣誉”过于看重，也让他们往往无法打出歼灭战。在侵华日军的各支野战部队中，都有许多随军特派记者。他们用电台直接向国内报纸报告该部队战况。结果造成了日军部队长官为了所谓的“荣誉”，往往不经请示，临时改变战役计划，专注于攻略城市，造成既成事实后再上报，甚至其上级指挥官往往需要通过国内报纸上的报道，才知道下属部队的真正动向。

例如，武汉战役期间，日军的计划是让第11军和第2军分别从江南、江北对武汉实施向心突击。时任第11军指挥官的冈村宁次也想到过要迂回。但当第106师团被中国军队打残后，为了避免第2军抢战武汉，冈村宁次干脆置第9战区的重兵集团于不顾，放弃围歼中国军队的计划，直接抢战武汉，以获得所谓“无上的荣光”去了。

后勤补给乏力

现代战争，拼的往往是后勤。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弹药消耗是非常巨大的。日本拥有比较完整的军事工业，占领东北后又获得了在亚洲首屈一指的奉天兵工厂，因此在弹药生产方面，满足战争消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何将这些弹药输送到前线部队手中，却是个伤透了日本后勤部队脑筋的难题。

早在淞沪会战时，日军消耗的炮弹等物资就大大超出了战前预期。松井石根一度下令各部队严格管控火炮使用炮弹数量，并要求国内增派弹药。由于海运供给不及时，日军等了很长时间，才总算凑够了在中国军队防线南部发起总攻所需的炮弹，从而大大影响了作战进程。

等到日本军队深入中国国土时，后勤补给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由于中国国内基础设施极为落后，连一条符合欧洲标准的道路也没有。仅有的一些干线公路路况也极差，还经常因为雨天泥泞或游击队骚扰而中断。因此日军深入中国腹地后，非常依赖铁路和长江水运。纵观抗战史就不难发现，日本的进攻基本就是沿着平汉铁路、津浦铁路、浙赣铁路以及长江两岸推进，目的就是为了维持后勤补给。这样一来，就极大限制了日军对中国军队实施迂回、包抄、合围的能力。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惟一一个攻击军—第11军，只能依托长江及洞庭湖水系，对当面中国军队进行有限攻势。这些攻势一般持续时间不会太长，日军就会因为补给问题而被迫返回进攻出发地。

和当时世界上的其他列强相比，侵华日军的机械化程度极其低下。日军拥有的载重汽车不仅数量少，质量差，而且基本都集中在兵站运输队中。野战师团的伴随补给基本就靠编制内的马匹了。问题是，马匹的运输能力是有限的，而且编制内的马匹有许多是骑乘马，不能用于运输。况且日本军马是引入西方马种后改良而成的东洋马，完全不像中国马那样耐粗饲。这些娇生惯养的日本军马到了中国战场，一旦吃不到像在日本那样多的优质马料，轻则生病，重则大批死亡。这让日军野战师团的后勤补给能力更加雪上加霜。因此我们在看一些历史记录片或照片时，不难发现侵华日军“就地征发”中国农民的牛、马、驴等牲畜极其常见。

在“一号作战”时，日军第11军每月野战补给能力仅有区区3000吨，弹药供给已经十分勉强，别的物资大部分只好依靠就地抢掠。就地抢掠本是侵华日军的强项。不过，中国经济落后，日军飞机、汽车急需的大量汽油和零配件，在中国是基本找不到的。在吃的问题上颇为讲究的日本人，也许饿急了的时候可以不再嫌弃中国食物的粗砺，但战乱带来的土地荒芜和粮食减产，以及中国军民的坚壁清野，有时候也会让日军的给养难以为继。在武汉会战期间，由于后勤补给不畅，就地抢掠也不是次次都有收获，曾发生过波田支队的支队长用盐汁泡桃树叶佐餐，结果舌头、喉咙被扎得疼痛难忍之事。试想，在等级森严、官兵待遇极为悬殊的日军中，少将支队长都如此，其基层官兵的窘状就可想而知了。

滑溜的对手

纵观世界军事史，合围的形成，不仅取决于进攻方的意志和作战部署，而且还取决于对方的作战意志。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的抵抗意志和战斗精神都是值得肯定的。不过，高层指挥官在此情形下依旧保持了头脑清醒，一般都能贯彻“以空间换时间”的既定战略。因此诸如沪淞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打到后期眼见形势不利，中国军队的前敌总指挥都能果断地下令全军撤退，从而避免了被日军围歼，保存了抗战力量。

到了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军的意志力开始下降。不少部队一眼形势不对，不等上级下令，自己就先溜之大吉。其贯用的一线式防御阵地一点被突破，就全线崩溃，各部队纷纷夺路而逃。加上日军又极少进行两翼深远突击，以截断国民党军后路，因此自然难以达成合围。

结　语

综上所述，战略规划短视，战役指挥笨拙，后勤补给乏力，加上中国军队打仗越来越滑头，都使得日军在14年抗战期间打不出一场上规模的合围歼灭战，在中国战场的泥沼里越陷越深，最终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共同努力下，一步步走向覆亡。

本文经《军事文摘》授权转载 2017年3月刊  

责任编辑：刘靖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