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义利合一：儒商与中国传统商业伦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令世人振奋的经济奇迹。对此，中国企业家功不可没。商业行为的背后，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那个广博而精深的思想宝库。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商业哲学和伦理，助推了当前的经济腾飞。儒商——这一雅致的称谓已被世人所广泛接受。

▲儒商在古代典籍中的出处似乎无据可查，但人们普遍认为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是中华儒商的始祖

回顾中国企业的成长之路，历史上儒商诚实守信、急公好义的形象，涵养着当代中国的企业家精神。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传统商业伦理研究日益深入、系统，中国的企业界和商界开始自觉塑造儒商形象，着力培育儒商精神。深入研究和探讨中国儒家思想与当代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将儒家文化与企业文化进一步融合凝聚，已成为当代中国学界和商界挑在肩头的重任。

为引领儒学与社会经济的结合，彰显儒学的经世关怀，日前，上海市儒学研究会和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联合主办了首届中华儒商论坛。儒家的经济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化困境，以及基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核心价值观发展起来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念，如何为中华民族开拓一条通往世界伦理的康庄大道等问题，成了与会嘉宾讨论的热点。

子贡开创“义利合一”的儒商文化

儒商——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商业与文化概念，它在古代典籍中的出处似乎无据可查，但人们普遍认为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是中华儒商的始祖。

在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张雄看来，如果作为专有名词的“儒商”确实在古代文献中出现得很晚，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很早便流传于民间的概念，作为百姓对于那些不单纯以逐利为目的的商人的赞许。这一类商人的共同特点在于以儒家的价值观念指导自己的商业行为。

孔子说，“义以生利，利以平民”。中山大学原哲学系教授、博鳌儒商论坛主席黎红雷认为，这句话道出了儒家义利观的本质——义是拿来生利的，而利则是用来安抚百姓的，实为儒家经营哲学的精髓。

儒商的出现并非简单的商业现象，而是一个文化现象、哲学现象。中国的商业文明萌芽得很早，但恰恰是由于受到了儒家文化重义轻利，以及中国封建时代重农抑商观念的影响而发展缓慢。

但是，从“重义轻利”到“义利整合”，从“重农抑商”到“农商兼举”，中国的商业文化始终沿着一条自己的道路不断创新、发展。直到资本主义的出现，拦腰阻断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那条商业文化发展道路。而以“唯利是图、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本质的资本主义精神，与中国文化道路南辕北辙，却把中国商业发展模式的生存空间挤压殆尽。中国历史上从不缺少儒商的身影，遗憾的是，那只是个体的故事，而非一个被普遍认同的概念、形态，缺乏理念与理论的支持。

“儒商”是“儒”与“商”的结合体。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认为，儒商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既是儒者的楷模，也是商界的精英。儒商有超功利的最终目标，有对社会发展的崇高责任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忧患意识，追求兼善天下的理想情怀。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商是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对文化与社会的关切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我们很难想象少了子贡的《论语》和没有徽商的徽州儒学。

“所谓‘当代儒商’就是践行儒家商道的当代企业家”，黎红雷认为，儒商不是外界套给企业家的光环，而是企业家自觉的选择；儒商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行为方式；儒商不是一种荣誉，而是一种责任；儒商不是一种境界，而是一种担当，表现为企业家对于企业、社会、员工及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担当。

义中取利，在创造的价值中只取一瓢饮

原台湾大学校长孙震教授将世界经济发展史划分为两个阶段:从公元元年到18世纪是漫长的“传统停滞时代”；18世纪下半叶至今，人类历史迈进了“现代成长时代”。中国的儒家思想成长于传统停滞时代。这个历史阶段当中，全民的福祉来自社会的和谐与安定。所以，中国文化只求和谐与安定，并不鼓励社会成员整天钻研财富的积累。

如何实现社会和谐与安定呢？每个社会成员必须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履行各自的社会义务，尽个人的本分。理论上，人与人之间相处所维持的关系为“伦理”，伦理的实践是“道德”，道德表现在行为之上就是“品德”，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就成了君子。儒家文化期待每一个人都成为君子。君子修己安人，然后安天下百姓，从献身社会的自我实现中得到人生的幸福。然而单单依靠个人修养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制度的支持与约束，孔子时代谓之“礼”。

儒家重义务、重责任，而不重权利；重仁义，而不重财富，却不排斥财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工商业已经相当发达。所以，儒家思想的现代成长并不排斥对于财富的追求，两者是可以达成一致的，“儒商”为媒——义中取利，在创造的价值中只取一瓢饮。

多年来世界主要国家长期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导致金融业的畸形发展，从创造价值走向追求利润。一夜之间，似乎所有东西都可以证券化了。全世界的资金从生产性投资，转向了金融性投资。然后，财富分配不均、能源枯竭、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这些财富生产的“副产品”，自是亚当·斯密始料未及的。回归以儒家伦理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节制物欲，将伦理放在利益前面，责任放在权利前面，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孙震十分认同郭台铭先生出席互联网大会时的一段言论，“救经济不能靠西药，而要用中药，因为西药只是治标，中药才能治本”，要采取长期的疗法，种下成功的种子，然后L型的经济发展曲线才能转向U型，发扬儒商伦理才是世界经济的治本之道。

司马迁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宋代宰相赵普言，“半部《论语》治天下”。但宋明以来，人们往往把关注点放在了儒家伦理之上，却忽视了儒家对于管理的重视，忽视了儒家的治理功能。

上世纪90年代初，黎红雷受邀前往哈佛大学做了一个题为　《当代中国企业家的国学教育》的报告，麻省理工学院企业家精神研究中心主任罗伯特教授当场表示质疑，“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绝大多数并没有接受过现代管理学教育，他们靠什么治理企业呢?”当时，黎红雷给出的答案是——“文化资本”。

黎红雷提出，当前的儒商研究应当遵守三个“结合”:第一，学者的“儒商”要与企业家的“儒商”相结合。学者的儒商研究不应停留在书卷之上，必须与企业家具体的经营行为结合起来；第二，荣誉的“儒商”要与实践的“儒商”结合起来，“儒商”不能成为一个看得见、摸不着的光晕，其背后要有企业家的商业实践作为支撑；第三，伦理的“儒商”要与管理的“儒商”相结合。商业伦理不应只是体现在条款上面，切实可行、行之有效才是儒商研究的生命所在。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则主张从五个维度去理解儒商精神:一，道并行而不相悖。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诚，儒商应以诚信为本。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四，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儒商的“富有”，不仅仅是财富的累积，更应该是道德的富有，心灵的充实。“日新”则要求企业力主创新，企业家在文化上日益精进。五，和合精神，即在商业万象的差异中，寻找中和与合作，和而不同，不同而和，追求商道与天道、人道的和谐。正如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所述:儒家所体现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儒家所关注的是个体身心的整合、人与社会的健康互动，人与自然所保持的持久和谐，以及人与天道能否相辅相成。而儒商正是实践儒家人文精神的企业家。

事实上，早年中国的企业家多为下海的干部、下岗的工人，大多数确没受过系统的现代管理教育。然而在传统上，中国家庭重视对于子女为人处世之道的教育，“老人言”传承了诸多可以让人“少吃亏”的小传统。小传统背后是大传统，老人言背后是圣人言:

孔子讲“信则人任焉”；王阳明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张载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孟子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无不言说着中国人的本分与担当。有了本分与担当，做人也好，做事也罢，做生意也是大致同样的道理，自然都自有方寸。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企业家自觉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经营哲学、管理模式，黎红雷称之为“儒家商道智慧”，内容包括:尊敬儒家先师孔子、承担儒家历史使命、践行儒家管理理念、秉承儒家经营哲学、弘扬儒家价值精神，以及履行儒家社会责任。

今天，中国企业家已经创造性地把仁、义、礼、智、信，细化为一条条具体、可行的标准，并每日践行。浙江中兴精密工业有限公司秉承“以家文化打造幸福企业”的理念，编撰中兴哲学手册。以德立生、厚德载物、以德服人、诚信为立生之本……50条“家训”帮助员工体会生活的美好。每早7点50分，4000多名员工以班为单位，晨读三至五条“家训”。日积月累，就这样把哲学融入生活。

儒商“为王先驱”乃应然而当然

在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会长朱杰人看来，儒商，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现象，更是一个文化、哲学现象。2010年10月，李泽厚提出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他说:“我认为后现代到德里达已经到头了，应该是中国哲学登场的时候了”，西方哲学——那种狭义形而上学的哲学已经走到了头，而与西方哲学相平行，既见共同性又见特殊性的中国哲学却表现出后哲学强劲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海德格尔之后，该是中国哲学登场出手的时候了”。对于李泽厚的上述观点，朱杰人十分认同: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崛起已经势不可当，但是在文化、思想领域，却似乎还处于沉寂之中。作为一个杰出的哲人，李泽厚可谓先知先觉者，他已经预知到中国哲学的崛起已是呼之欲出的必然。同样，我们不能忽视商业文化、企业管理文化及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整体觉悟与素养的领域，“今天，我想仿效李泽厚先生也大喝一声，‘该中国儒商登场了!’”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最早也最自觉地运用儒家理论与价值观管理、运营商业并形成一整套儒商理论的成功范例出现在日本，其代表人物是涩泽荣一，他的著作　《伦理与算盘》　(中文译本名为　《人生实论:伦理中的处世之道》)　成了近代日本的商业圣经。日本是东方诸国中最早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它的经济发展全盘西化，商业文化完全依照现代资本主义的形式，这些因素创造了曾经的日本经济奇迹，却也很快成就了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因为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表现出了与日本这个具有浓厚儒家文化印记的国家和社会的冲突。涩泽荣一看出了其中的玄机，希望用儒家的学说对冲资本主义。但是，儒商文化在日本的商业文化中并不占统治地位，其主流依然是资本主义的固有形态。究其原因，日本文化中的保守主义和功利主义决定了其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即便如此，朱杰人认为，“关于对儒商在现代社会的认识、实践与研究，日本比我们早、比我们深”，所以近现代以来，日本一直握有儒商研究的话语权。

李泽厚在大喝中国哲学登场时，表面上看他关注的是中国哲人的觉醒，实际上他关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自信的问题。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责任分享自己的哲学、商业哲学。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也许无力解决人类尽早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但这正是中国儒商今天应该登场的原因。

如李泽厚所言，“中国哲学是与西方哲学相平行，既见共同性又见特殊性的中国哲学”，就普遍性而言它是哲学在中国，就特殊性而言它是中国哲学。同理，中国的儒商文化是与西方的商业文化相平行的一种文化，它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又可以补西方资本主义商业文化之缺，但是它并不违背商业的普遍原则，所以它又是商业文化在中国。

人们在研究、总结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亚洲经济奇迹，所谓“亚洲四小龙”的时候，无不肯定其中儒家文化的因素。那么中国的经济奇迹与儒家文化有没有关联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中国的企业家中不乏自觉地以儒家文化为基准指导自己的商业行为、管理自己的企业运作者，有些干脆以儒商自居。然而，朱杰人却为学术界、理论界的缺位表示不安，“我们的企业家们只能在繁杂的商业打拼中盲目地、盲人摸象般地求索，这是中国学术与理论的悲哀，现在应该是改变这一状况的时候了。”

中国经济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崛起，文化崛起的先决条件，是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李泽厚说:“我先冒喊一声。愿有志者、后来者闻鸡起舞，竞创新思，卓尔成家，走进世界。”他说的是哲学，那么，商业呢？商业哲学呢？企业文化呢？经济理论呢？管理哲学呢？不是应该落在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国学者们、中国企业家们的身上了吗？朱杰人以为，中华儒商“为王先驱”，乃应然而当然也。

历史已经从一个辩证的否定走向了一个新的肯定从五四的反孔到今天的推崇儒学，张雄认为，历史已经从一个辩证的否定走向了今天又一个新的肯定，这代表了我们中国伟大的实践逐渐走向成熟，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反思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是一个重要的自我意识的反思阶段。中华民族是怎么看待传统的？尤其是怎么看待现代性的发育？它意味着传统跟现代性发育之间的一种张力、转换和对接，说明我们在不断地走向成熟。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开启了走向现代化、现代性发育的重要历史征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反思单一地追求物质资源、不断地开发、再开发的发展模式和发展哲学，人跟自然关系的紧张势必破坏甚至失去原有的平衡。中国发展之路该走向何方？张雄认为，必须把精神资源、文化资源、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配置进去，“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不仅仅是物质流的问题，更是精神、文化产品的输出。

西方近代以来的发展理念被亚当·斯密阐释为:所有的社会必须发展为市场，所有的人都必须成为经济人，所有的价值都必须沉淀到商品价值上。据此产生的发展模式，我们称之为“经济理性的发展模式”。而其追求资本效益的最大化的本性只会把人类带入“强者必霸”的怪圈。

中国的制度创新将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哪些宝贵的财富？中国拿什么文化精神来整合这个受了伤的地球的发展理念？张雄认为，儒家思想的深刻价值和意义就是这些问题的答案。无疑，儒商精神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言，人类的希望在东方，而中华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

徐洪兴(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

中国历史上早就有儒生、儒士、儒将、儒医、儒农、儒吏等名称，但“儒商”这个说法却出现得较晚，学界一般认为大约是在明清时期才出现的。

周知，中国古代是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历代政府无不视农业为“本”，历史上经常有皇帝下“劝农诏”、画“耕织图”等以示重视农业。而工商业尤其商，则往往被视为是“末”，政府对其采取抑制的政策，一直到了宋代，应该说主要从南宋开始，这种限制才稍有松驰。所以，从明朝开始就有了“儒商”一说。这也与当时士风、学风的转向有些关联，如明中叶兴起的王阳明“心学”，就有把传统儒学的“得君行道”风习向“觉民行道”方向转移的趋势，“王学”中人有“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议论。再如，自印刷技术大幅度提升，书籍普及了，出版成为一种新兴的行当开始在宋代出现。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上读书人激增，“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类“劝学诗”就出现在那个时代。

但这样一来科举之路的竞争却愈演愈烈，因为政府取士数量是常数，而考生数量是变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并不是现代高考所独有的。家境一般的士子不可能无休止地考下去，许多人转向经商也是一条重要的生路，明代地方志记有“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就是历史的写照。渐渐地，社会上经商的读书人开始多了起来，以后又出现了以地域为标记的所谓徽商、晋商、浙商、闽商、粤商、郴商等儒商商帮。

郭晓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重振端木遗风，弘扬“儒商”文化，其意义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以儒辅商。涩泽荣一提出“《论语》之中有算盘之理”，认为儒家学说有助于培养一种良性的商业文化并成为经济发展源源不竭的内在驱动力，已是当前学术界的共识，诸多学者都有过精妙的学理论证。

儒家提倡“生财有大道”，虽然提倡先义而后利，但同时主张“义以生利”，则由义所制之利将绵绵不绝，历史上的子贡及徽商、晋商等“儒商”的成功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日本著名管理学家伊藤肇则认为:“日本实业家能够各据一方，使战败后的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中国儒商文化的影响力，功应居首。”在当代国内的企业界，有许多企业家将儒家思想引入企业管理中，并因此获得巨大成功，其例不胜枚举。

——以商行儒。如果仅仅从商业本身来讨论“儒商”文化的意义，其立意尚浅。

“儒商”不是“儒”与“商”的简单结合体，它的本质在于“儒”，而不在于“商”。历史上的“儒商”之所以被称为“儒商”，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商业上的成功，而更多取决于其“即贾也，亦常操儒行”。所以我们今天提倡“儒商”文化，首先必须着眼于企业家的“儒行”，诸如诚信不欺，先义后利，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等等。企业家之“儒行”，在无形之中引领着社会风习的导向，甚至在无形中教化着我们的社会，从而对于世道人心之维系，可谓善莫大焉。这才是当代重建“儒商”文化更为深层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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