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一个新四军战士护送战友回乡，在路上经历了最凶险的一天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对敌作战是艰苦的，做地下工作的新四军战士同样如此。他们冒着极大的危险进行革命，巧妙智慧地打击敌人。他们面临着无数次的生死考验，他们的经历至今读来也令人感动。一个叫陈哲的新四军战士的经历，就是这样曲折艰险的。

这件事情发生在七十多年前。

1943年2月间，盘踞苏北的日伪军出动2万余人，对盐阜地区的新四军抗日根据地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日伪军兵分多路，气势汹汹地窜进了根据地，妄图一举消灭新四军主力。同时日伪军还进行分区清剿，实行梳篦式的搜索，企图将新四军的地下工作队也消灭掉。

当时陈哲20岁，担任新四军第三师阜宁县货管局益林镇的稽查组组长。日伪军大军压境扫荡之在即，局里让大部分同志分批转移，只留下10几名精兵强将组成小分队，由局长黄东园率领留下来看管货物，并相机打击日伪军。

陈哲当时年轻力壮，而且机敏灵活，有丰富的对日作战经验，于是他被留下来加入了小分队。局里的大部分同志转移后，陈哲等人都换上了老百姓的衣服就地隐蔽下来。陈哲穿着一件大棉袄，头上戴着一顶棉帽子，腰上别着一支驳壳枪，还有10多发子弹和2颗手榴弹，这就是他的全部装备。

春节后的一天，日伪军就杀到了益林镇东门。黄局长带着陈哲等10几名战士一边打一边撤，从益林镇北门撤出去后向西北方向撤退。撤到石桥头孙家庄时，见日伪军没有上来追赶，他们选择了就地休息。

黄局长根据形势变化，作出了新的安排，决定将小分队所有人员分散隐蔽行动。其余人员可以分散行动，陈哲另有两个重要任务：一个任务是护送生病的通信员王干同志回他的老家射阳县鲍家墩；二是护送黄局长的妻子盛英同志从鲍家墩坐船去上海，当时盛英怀孕数月即将分娩，而且她一口上海话在当地无法隐蔽。

黄局长在鲍家墩结交了不少人，这些人中有不少是当地的头面人物，他们都暗地里支持过新四军。所以黄局长决定让陈哲护送王干和盛英去鲍家墩，虽然这是两个任务，但实际上是同一条线上的两件事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陈哲当即答应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炊事员早早地起来煮了一锅饭，准备让大家吃了后各自行动。已经饿了几天的战士们早已经饥肠辘辘，都纷纷围拢到铁锅边上来准备吃饭。陈哲刚拿起个白铁皮碗准备去盛饭时，突然听到机枪声和迫击炮的声音在村子里响起。

村里的老百姓开始四散奔逃，此时日伪军已经窜到了孙家庄南边。情况万分紧急，陈哲立刻用白铁皮碗往铁锅里打了一碗饭，一只手端着碗一只手拿着枪，跟着黄局长和战士们迅速向西北方向撤退。

当时肚子实在太饿了，陈哲一边跑一边吃饭，当他跑出没几步远时，突然一发迫击炮弹落在了身边。一块鸡蛋大的弹片从他的前额擦过，划出了一条一寸多长的口子，鲜血顺着额头淌了下来，糊住了他的双眼。

陈哲看不清前面的路，加上又被炮弹所震，当即脚下一绊，身体向前摔倒下去。嘴巴狠狠地磕在了白铁皮碗上，当场有两颗门牙被撞断，有三颗门牙松动。日伪军的炮击还在继续，当时根本来不及多想，陈哲伸手往田里抓了一把稀泥巴敷在额头上，继续往前跑去。

所幸他们撤退得很及时，没有落入日伪军的包围圈。跑出危险地带后，他们藏到了一户老百姓的家里。老百姓打来一盆水，往水里放上一小勺盐巴，然后用水给陈哲清洗了伤口，做了简单的包扎后额头不再流血，他们在老百姓家里暂时隐蔽起来。

鲍家墩与益林镇之间的距离有150多里，陈哲必须在日伪军封锁道路之前护送王干和盛英去鲍家墩。于是当天晚上，陈哲不顾额头上的伤口，就带着王干出发了。他们要先去羊寨镇找到盛英，然后三个人一起出发去鲍家墩。

陈哲和王干连夜赶路，半夜里来到了位于陈集乡西南的一个村子，远远看到一户人家的屋子里还亮着灯。陈哲和王干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由于日伪军的突然袭击，他们都没有吃上饭。在老乡家里包扎伤口时，老乡家里又没有吃的东西，所以二人此时已经饿得浑身无力，双脚像绑了石头一样迈不动脚步了。

陈哲决定先去这户人家问问路，顺便讨要点东西吃再上路。王干点头表示同意，二人于是朝这户人家走去。一路走去时，发现路上到处撒着纸钱，路边还插着正在燃烧的香。二人当时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但还是沿着小路走到了这户人家的门口。

来到这户人家的门口，发现屋内点着蜡烛。房门是虚掩的没有关死，门头上挂着一串纸钱。陈哲从虚掩的门口望进去，发现屋内的一张桌子上铺着白纸，白纸上放着一对蜡烛，蜡烛正在燃烧。蜡烛边上是一个小香炉，里面烧着几根香，小香炉后立着一块黄纸牌，上面写着某个人的名字。此外还有几碟小菜，一壶酒和一盆饭。

陈哲马上明白过来，当地有这样的风俗。家里有人去世之后，七天之后会回到家里作最后的诀别。这种现象叫回煞或者回殃，这天晚上家里人在半夜十二点钟左右，要备好酒菜然后虚掩门出去，等去世的亲人回来享用最后一顿饭。

所以饭桌上的黄纸牌上的名字就是去世的人，他的家人为他准备了酒菜，家人出去了还没有回来。陈哲和王干已经饿得走不动路，他们也顾忌不了那么多了，所以索性走进屋里，他们坐下来把饭菜吃了，把酒也喝了。

按照新四军的规矩，吃老百姓家的饭菜必须给钱，这是严格的纪律。但是陈哲觉得，如果把钱放在桌子上，这样反而不好。这样可能会暴露他们的身份和行踪，倒不如就不留下钱，让这家人信以为真是亲人回来吃饭了，也算是让他们有个心理安慰。陈哲记下了这户人家的位置，他打算有机会再来弥补他们。

二人吃好饭之后，放下碗筷关好门，摸黑又匆匆赶路了。刚走了几百米远，他们就听到那户人家传来了一个老年妇人哭泣的声音。陈哲和王干鼻子一阵发酸，眼泪忍不住掉落下来。看来这是一位独居的老户人，她死了老伴或者儿子，她的命运真的很不幸。

陈哲和王干只能含着泪水继续前进，在三更时分他们赶到了羊寨镇北边的一个小村子。找到盛英同志后，陈哲简单说明了来意后，带着他们二人一起朝鲍家墩走去。

经过两天一夜的跋涉，陈哲带着一个病号一个孕妇行走了150多里路，终于安全地将他们二人带到了鲍家墩。陈哲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他还要赶在日伪军封锁前返回益林镇去，于是他顾不上休息，与王干、盛英匆匆告别后，又于第二天早上独自走上了返回的路。

陈哲走到距离五汛港五六里远的地方时，突然发现大路前方灰尘弥漫，一阵马蹄声越来越响。陈哲知道这是遇到鬼子的骑兵队了。当时处境极为凶险，陈哲的左边是一条很宽大的河，右边是一大片没有什么遮挡的空地。如果强行过河，还没游到对岸就被鬼子开枪打死了；如果往后跑，两条腿怎么跑得过日军的骑兵？

情况越来越危急，日军骑兵的脸都已经可以看得清了，陈哲当机立断向空旷的田野里跑去。刚跑出大约200米时，鬼子骑兵就朝他开了枪，一串串子弹噼里啪啦地朝他的头上飞过去，从他的身边擦过。陈哲知道，再跑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了，他灵机一动往田埂下的水沟里一倒，装作被打死在了水沟里。

陈哲躺在水沟里，偷偷朝鬼子骑兵的方向看去，发现8个鬼子骑兵正在马路上端着枪朝他看。陈哲心想：鬼子骑兵肯定会过来查看他是否已经死了。他们枪多马快，而他只有一支枪，这下很难逃过这一劫了。

陈哲下意识地将两颗手榴弹拿出来，悄悄将盖子取下，把手榴弹的两个拉环套在手指头上。他的计划是只要鬼子骑兵过来查看，他就当场拉响手榴弹和他们同归于尽，炸死一个够本，炸死两个赚一个。

这队鬼子骑兵看了一会儿后，有个鬼子策马向陈哲躺倒的地方走来。陈哲紧紧地盯着他，下意识地将手指攥紧。这个鬼子骑兵越走越近，并拔出了明晃晃的马刀来，很显然他想用刀刺陈哲看他到底死了没有。他越走越近了……

就在这逼命的一瞬间，突然在大路上的鬼子骑兵喊了一声，向陈哲走来的鬼子骑兵当即收刀掉头，策马奔回大路上与其他骑兵一起朝远处跑去了。这一幕发生了转瞬之间，生死也在转瞬之间，这群鬼子骑兵原来是日军的巡逻侦察兵，他们为何突然改变了主意，陈哲一直没有想明白。

鬼子骑兵走后，陈哲从水沟里爬起来，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当时的情况凶险极了。不过他倒不是因为怕死，他觉得真到了那一刻，无非就是拉个垫背的一起死。不过能化险为夷，这是最好不过的了，他又能继续打鬼子了。

从五汛港离开之后，陈哲觉得日伪军已经占领了大路，于是改道从小路返回了益林镇。果不其然，返回益林镇的大路已经被日伪军封锁了。陈哲只好到扒头庄隐蔽起来，陈哲在扒头庄隐蔽了两个月后，终于又穿过日伪军的重重封锁返回了益林镇。

当陈哲返回益林镇时，黄局长和战友们都以为他已经牺牲了。两个多月没有一点消息，众人还以为他已经牺牲了。陈哲笑着说，他这次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不过还是顺利地完成了任务。陈哲归队之后，又继续投入到了抗日的斗争中去。

陈哲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天惊心动魄、生死一瞬的一幕，那是他一生中最凶险的一天。这就是革命者九死一生的经历，它比任何虚构的故事都要传奇，它见证了革命者的伟大和日寇的凶残。这才是真实的抗战，至今读来依然令人历历在目，恍如隔日。

解放之后，陈哲一直在江苏农垦局工作，2009年6月因病去世，享年87岁。至于其他几位同志后来的经历，也令人感叹唏嘘。陈哲成功将盛英送到鲍家墩后，却没能及时找到去上海的船，后来形势好转后她返回了根据地，解放后在上海工作到离休。王干同志回到家后，由于病情加重很快就去世了。黄东园局长则在1945年8月8日遭到日军飞机袭击，被飞机扫射击中壮烈牺牲。

这些革命者真是可爱的人，他们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为了革命、为了胜利，他们很多人牺牲在了斗争的路上，很多人至今还不为人们所知。我们应该时刻记住，胜利是无数默默无闻的英雄换来的，他们不该被后人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