椅子的“涟漪”

公元539年5月25日，西魏瓜州（今敦煌）刺史元荣带头出资，开凿了今天的敦煌莫高窟第285窟，也就是在第285窟的壁画上，留下了目前能见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椅子——“绳床”。

左：莫高窟第285窟的绳床；右：纪年题记“大代大魏大统五年四月廿一日造讫”

这说明至少在南北朝时期，中国人的生活中已经出现了椅子。但在没有椅子的夏商至汉晋时期，跪坐拥有绝对的正统地位。可以说，从席地而坐到垂足而居，椅子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饮食文化和尊卑关系。

器物身上有着极强的文化属性和社会功用，就像钟馗的画像，既可以成为唐玄宗天选之子身份的宣传工具，又能成为宋神宗笼络人臣、平衡新旧党派的象征之物；又如明代《大诰》的颁布，它既是朱元璋树立帝王威信的最好依据，也成就了有明一代最有特色的“重典治国“方针。

那么，椅子又是如何改变中国历史的呢？

第一，跪坐时代手足和腹心般的君臣关系，因坐具的高低出现了主仆化趋势。

著名的鸿门宴上，当樊哙闯入举行宴会的营帐时，项羽“按剑而跽“，问：“客何为者？“这里的跽就是抬起臀部，挺直腰杆的跪着。表面上看，项羽是想表示对樊哙这位“客人”的敬意，但真正的意图是长跪更方便自己站起来，项羽已经做好了拔剑自卫的准备。

跪坐时代的宴桌上，因为是跪坐的姿势，众人视线处于同等高度，君臣关系也更平等。秦末汉初，即便是楚霸王项羽也需遵守跪拜礼。和项羽做法相似的还有秦昭王，他也是通过跪请得到了范雎的辅佐，可见当时的君臣关系，更像是手足和腹心般的亲近关系。

真正从屁股坐的位置、视线的高度来区分人的等级和身份，是从宋朝开始的。伴随这一变化的，是椅子在宋代的逐渐普及。历史上，对于这种君臣关系的转变曾做出巨大尝试的，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

赵匡胤雪夜访赵普

陈桥兵变后，赵匡胤坐上了龙椅，但要想稳住江山，还需要笼络人心和收回兵权。于是，赵匡胤唱了一出“雪夜访赵普”的戏码，为了表现对赵普的情真意切，赵匡胤与赵普席地而坐、对酒畅饮。

可前脚还与臣下对坐称兄道弟，一转脸赵匡胤就端起了皇帝派头。杯酒释兵权成功实现了兵权在握，高高在上的皇帝威严瞬间树立。此后，传统礼仪中开始出现巨大的不平等，跪拜礼成为一种卑贱的礼仪。

金朝末年，宰相高汝砺开创跪奏礼仪，就是臣子奴化的一种产品。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和品质随着君臣关系的转变逐渐被消磨，开始走向衰微。到了明朝，朱元璋也通过坐具的高低和复杂的叩拜之礼，来强化主仆关系和君临天下的威严，他特意设置了五拜三叩首的礼仪，将尊卑之分推进到极致。

可当近代西方国家和这种主仆式君臣关系交锋时，外交礼仪之争就必不可免。正值八十大寿的乾隆皇帝曾接见英国使节马戛尔尼，要求对方行三跪九叩之礼，就引起了一场风波。同样，因为这个“礼”的问题，还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椅子的出现让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从分餐制变为合餐制，推动了社交饮食文化发展。

椅子出现前，人们围坐在一桌吃饭很困难，一般都是采用分餐制。鸿门宴上，项羽、项伯东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这五个人每人一张桌子用餐，就是典型的分餐制。

魏晋名士王羲之举办的兰亭集会上，竹林七贤“流觞曲水”，也是各用杯箸；而五代十国时期的《韩熙载夜宴图》中呈现的，同样也是“分餐制”。画中真正的主角韩熙载，就是坐在床榻上的。

《韩熙载夜宴图》

可当椅子和高足桌子出现后，围坐吃饭就有了条件，人们开始逐渐围坐在一张桌子吃饭，分餐制开始变成了合餐制，人们在饭桌上的交流越来越多，一种以吃为基础的社交饮食文化，也就此更加成熟。

餐饮习惯伴随着家具的变化而改变，在椅子普遍流行的宋代，与合餐制密切相关的宴请之风出现了，“饭局”一词，就是在此时出现的。宋代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中，描绘最多的就是酒家。餐馆里摆放的都是大桌和高椅，人们围桌进食，这直接说明聚餐制在宋代已完全普及了，中国文化中的饭桌社交走向了成熟。

从对坐到一跪一坐，屁股的高低标志着身份的巨大差异。椅子的出现，伴随秦汉以后皇帝专制制度的发展，成为改变和强化了中国君臣关系的工具，也产生了更多的涟漪效应，进一步影响到了礼仪、饮食和社交生活，这也再次验证了意外所能产生的巨大价值。

历代评价：

器以成礼，礼以成德。

——《礼记·礼器》

编辑说明

文字 / 范范之辈

排版 / 乐多

封面 / 乐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