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浩晚年：见当年部下就道歉，最感谢中央和毛主席的宽宏大量

1952年，在党中央的批准下，陈昌浩从苏联回到国内。

回国那天，徐向前元帅亲自赶来接机，之后由他做局请来了一部分当年的老战友一同为陈昌浩接风洗尘。昔日一起并肩战斗的战友再相逢，陈昌浩和这些战士们眼睛都不自觉地湿润了。

陈昌浩低着头、弯着腰，和过去的部下以及共和国的一些将领们一一握手，道歉的话说个不停，除了表示歉意，没有表示其他。

昔日是我军最年轻的方面军总政委风光无限，如今在老部署面前尽显落魄，陈昌浩以前的部下无一不泪湿满襟。

陈昌浩

后来，在和张闻天聊天中，他诚恳地表示：

“我的错误是很大的，没有党和毛主席的宽宏大量，早已没有我陈昌浩了，党让我学习，让我改正错误，继续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和建设服务。”

陈昌浩究竟犯了什么错误，经历了怎样的挫折，为何见到当年的部下就一直道歉？

我军最年轻的方面军总政委，战士们心中的军神

陈昌浩于1906年8月出生于湖北武汉，二十岁那年加入了共青团，之后又赶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博古、张闻天等人是同窗好友，学业完成之后便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工作。

1931年，红四方面军成立，徐向前元帅担任总指挥，年仅25岁的陈昌浩担任红四军的总政委。

事实上，这支队伍本身就是徐向前和陈昌浩共同拉出来的，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陈昌浩是红四方面军的创始人之一。

徐向前

陈昌浩在苏联留学期间，近距离接受红色理论和社会主义主张的熏陶，所以陈昌浩是坚定的理论拥护者。

更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他虽然是坚定的理论拥护者，但他却懂的灵活变通，总是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

在博古照搬苏联的错误思想路线将中国红军置于危险的境地时，陈昌浩与徐向前密切合作，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向西进行战略转移，参与创建了川陕苏区，为红四方面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保留了火种。

陈昌浩不仅在政治及军事理论上有着独特的见解，在战场上也有着异于常人的勇气和胆量。

1934年，红军奉命攻打黄安城，我军将守在此处的赵冠英69师围了一个水泄不通。守敌负隅顽抗，自恃城墙又高又厚，没有重武器的红军根本不可能将城攻下来，对此，红军也没有心急，只是牢牢地把守着整座城，静待时机。

数天以后，粮草尽绝的守敌在包围圈中，已经到了拆墙毁房用以柴烧，杀猫宰鼠用以饱腹的境地。这时，围城的红军向城中大举发起了进攻。

总攻打响之后，战士们勇往直前，冒着敌军的枪火冲锋。战斗刚打响一会的时间，天边就传来一阵轰鸣声，战士们随声望去，只见万里无云的天空中有一架快速移动的飞机。敌军以为是前来助阵的国民党空军，心中不由地大喜，有些敌军甚至走出了工事，朝着飞机招手，等待着飞机能够空投一些粮草弹药补给品。

结果，飞机盘旋了一周，停在了黄安城的上空，向城内守敌阵地投下了一枚接一枚的冒着白烟的手榴弹。随着爆炸声响起，敌人方才如梦初醒，并非援军，是红军的飞机！

一轮轰炸结束之后，飞机又随之盘旋了一圈，地面的战士们可以看到，机身上画着一个大大的红色五星，还写有“列宁号”三个大字，红星和“列宁号”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

而坐在飞机上往下丢手榴弹的不是别人，正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陈昌浩。

见黄安城久久未能攻下，陈昌浩便想到借助截获的飞机往城中丢手榴弹的计策，因不确定被俘的飞行员是否真的可以信赖，陈昌浩便戴上手枪一同上了飞机，监视和确保飞机丢下的手榴弹是在敌人的脑壳上炸开的。

敌人怎么也没想到红军会有飞机辅助战斗，本就不高涨的士气一下崩了盘，混乱一团。趁敌人沮丧慌乱之际，红军战士一鼓作气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战斗在城内打响，时至午夜，红军歼灭了大部分守敌，剩余的则被红军缴了械，生擒了逃至半路的敌师长赵冠英，顺利地将黄安城拿了下来。黄安战役的胜利，使得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等县的苏区连成了一片，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向南发展提供了机会和空间。

陈昌浩在部队中很受下属官兵的崇拜，红四方面军老干部何福圣晚年在回忆往事时，说道：

“他是我们老战士心中永远的军神。”

政治斗争，“生出嫌隙”

1936年，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经过长征，在黄河以东的甘肃会宁顺利成功会师。

不过此时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蒋介石开始调集大批的国民党军进入红军的集结地，准备发起“通渭会战”。

之后为求生存，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最终决意红军向宁夏和甘肃方向发展，于是，中央发布了“宁夏战役计划”。

而此战役计划的目的就是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线，进而得到大批的武器弹药的援助，待兵强马壮、弹药充足之后再杀回河东。

经过了两万五千里的艰难险阻，中央红军仅剩八千余人，而红四方面军还有8万之众，为实现“宁夏战役计划”的预期目的，中央下令，以红四方面军主力为基础，组建西路军打过河西。

在党中央的指示下，红四方面的军的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以及第四当面军的总部以及一些直属部队共2.18万余人，在陈昌浩和徐向前的指挥下西征作战。

时任军政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政委的陈昌浩为西路军最高领导，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人西路军总指挥。下辖红三十军军长为程世才，政委李先念；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红五军军长东镇堂，政委黄超。

此时，长征方息，红四方面军枪械弹药都十分缺乏：红三十军，半数战士有枪，平均每支枪有25发子弹；红九军有三分之一多些战士有枪，平均每只枪有15发子弹；而红五军只有三分之一战士有枪，平均每只枪只有5发子弹。

这种条件下，西路军西征的远途注定不会坦荡。红军战士拼力奋战但还是无法抵挡国民党军的进攻，被迫步步后退。之后，国民党军又截断了宁夏通道，“宁夏战役计划”已经到了无法再继续实行的地步。

并且就在此时中央领导之间在进军路线的问题上还产生了重大的分歧。

毛泽东想要率军北上，但张国焘却意欲挥师南下。据说，两位领导争执不下之际，张国焘发了一封密电给陈昌浩，要陈昌浩劝毛泽东改变进军路线，并且表示如果毛泽东不从，就将其“彻底解决之”。

张国焘（左）、毛泽东（右）

最后，这封密电被叶剑英予以截获，在叶剑英的报告下，毛泽东这才得以早早北上逃离了险境，而陈昌浩也因为“密电事件”和毛泽东生出嫌隙。

不过，据徐向前回忆说，在中央红军连夜出走以后，红四方面军有人请示问，中央红军走了怎么办？红军之间是不是要打仗了？

因密电还没有送到陈昌浩手中，陈昌浩也不知道究竟为何会形成这种局面，于是便打电话问徐向前，究竟要怎么办。徐向前着急地说：

“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完全同意徐向前的意见，当即表示同意，当时陈昌浩是政治委员，他和徐向前意见一致，这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人生转折——西路军惨败

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北上之后，陈昌浩跟着亦师亦友的张国焘继续南下作战。

与西路军交手的是青海军阀马步青的部队，这是一支封建家族世袭统制的军队，是马家军的一支。

部队中的士兵主要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撒拉族以及东乡族人，他们在宗教观念的蒙蔽以及历史上所形成的民族隔阂下，在对待外族的征战中往往会表现出很强的内聚力和奋勇精神，在这种“奋勇”精神的驱使下，他们还会产生一些残暴行为。

马家军骑兵

当时，西路军以红三十军为先头部队出凉州，红九军出古浪，红五军断后，全军以一字长蛇阵型排开。

11月中旬，红九军占领古浪城，古浪两面临山，只有东西一条狭长的通道，易守难攻，加上对马家军认识不足，红军放松了警惕。

这天清晨，马家军向古浪发起了突袭，马家军骑兵急速冲向古浪城下，红军被迫迎战，陷入了让被动之中，在马家军的攻势下，城外的红军很快被分隔开，我军一个团部队守军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状态，在马家军的反复攻击下几乎全军覆灭。

守卫军队被灭，随即马家军向古浪城中发动了猛攻，马家军的武器虽没有国民党军队精良，但相较于我军贫弱的火力，还是占尽了优势。且古浪城墙本就多处残破，缺口众多，所以最终古浪城还是被马家军的铁骑踏破了。

古浪战役，红九军战损达到全军三分之一，陈昌浩开始怀疑战略的正确性，而这才只是开始……

由于枪械弹药极度缺乏，所以西路军两万余人西征之后，虽殊死拼搏但还是连连失利，几个硬仗都惨败于敌军之手，损失十分惨重，高台血战更是使得西路军主力尽失。

当时，红五军放弃永昌、山丹之后，继续西进，来到了高台。马家军用部分兵力牵制住其他红军部队，转而纠集了主力部队围攻高台，由于红五军唯一的电台又在驻守据高台五六十里外的军政委黄超处，所以，高台被围的消息，西路军总部一无所知。

红五军在高台与敌人进行多日厮杀，伤亡惨重，但高台是打通国际通道实现“宁夏战役计划”的重要据点，所以黄超写信给董振堂说，必须死守。于是，董振堂下令：誓与高台共存亡！

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开始攻城，红五军所有人员，不论是战士抑或机关人员，甚至炊事员以及马夫全都上了城墙，他们用刀、棍、棒、石头甚至开水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

眼看形势不妙，之前被改编的俘虏民团兵突然反水，打开了城门，于是，马家军的骑兵举着马刀冲进了城中。我军将士左突右冲，有的倒在冲锋的路上，有的倒在铁蹄之下，为守卫城池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流光了最后一滴热血。

在红五军战士血战高台的时候，西路军总部破获了敌人的电报，这才得知高台遭围，时间紧迫，总部调动了唯一的机动部队，一支不足500人的骑兵师。结果这支骑兵师在半途也陷入了敌人的包围，最终因敌众我寡，也是全军覆灭。

经此一战，西路军可谓精锐尽丧，处境变的更加的艰难……

1937年3月，西路军总部指挥部队退入祁连山，当时连同伤员在内，全军上下一共只剩不足3000人。14日，西路军最高领导机构在石窝山召开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决定陈昌浩和徐向前，回中央汇报情况。剩余部队则分编成三个支队，分散行动，以游击战的形式保存力量。

就这样，陈昌浩和徐向前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突围，最终，徐向前顺利回到了延安，而陈昌浩则一路辗转，先在湖北武汉呆了一段时间，历经坎坷才终于回到了延安。

这是红军有史以来最惨的一次战败，对于西路军的失败，陈昌浩十分痛心疾首。回到延安之后，陈昌浩不停地检讨自己的错误，一个人揽下了西路军惨败的全部责任。

之后中央也没有过多的追究陈昌浩的责任，而是安排他到能够发挥他特长的宣传部工作，同时担任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的教员。

由于其有着坚实的理论知识素养，所以他还先后发表了不少宣传党的理论以及鼓动抗战的文章，并且参与编写了《社会科学概论》、《近代世界革命史》两部专著，在学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长年征战，陈昌浩落下了一身伤病，后来因为胃溃疡再度复发，身体状况日益堪忧，不堪病痛折磨的他，于1939年9月乘飞机前往苏联治病

。这一去便是十余年，同时这也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几乎终结于此。

一生的心魔

1952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三年，经党中央的批准，陈昌浩再次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毛主席和中央为表重视，还安排了徐向前以及刘少奇为其接机。

他的老搭档徐向前此时已经担任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位。为欢迎昔日战友归来，徐向前一改往日的低调，在家中专门设宴为陈昌浩接风洗尘，另外他还邀请了一众昔日老战友前来作陪。

曾经，陈昌浩是红四方面军中仅次于张国焘的第二号人物，是意气风发，威风凛凛的风云人物。然而时过境迁，陈昌浩已是尽显落魄。他低着头，弯着腰，与过去的下属们以及共和国的一些将军们逐一握手，并不停地表达歉意。

这次致歉，还是为了当年西路军战败一事，这些年来，陈昌浩一直生活在无限的愧疚与自责之中，他为没有坚定毛主席当年的路线而悔恨，也依旧认为是自己的指挥不力，才导致了军队的惨败，战士们的牺牲。

应邀前来的还有陈昌浩的前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陈昌浩走到她跟前，对着她不断鞠躬，连声说：“这些年来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啊！”

张琴秋

张琴秋表现的十分大度，她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都不要再提了，我要是还记在心里，今天就不会来参加这个宴会了。

陈昌浩热泪纵横，他强忍着哽咽说道：“能有今天，要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宽宏大量，如今党领导人民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我们才能够得以再次相见，剩下的时间我一定要努力工作，将功补过。”

之后，陈昌浩被任命为马列学院副教育长，后来又被调任到中央编译局担任副局长一职，负责苏联文献典籍的翻译工作。

1956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将候补委员的张闻天来到中央编译局，他来到陈昌浩的办公室，热情地朝陈昌浩伸出手，并问道：“老伙计，这些年还好吧？”

陈昌浩连忙起身，搬来一把椅子请张闻天坐下，还拿其桌子上的抹布擦了擦那张本就干干净净地椅子。张闻天看着陈昌浩这番模样，心中一股酸涩。

陈昌浩盯着张闻天，小心翼翼地问道：“你这次来，是不是中央要我交代什么问题？”

张闻天笑了笑说：“你想什么呢？我就是路过附近，过来看看你。”

陈昌浩瘫坐下来，难过的神情难以掩藏，中央真的不再追究他了，

但他还是过不去自己心中的那道坎。

中央没有过多的追究陈昌浩的责任，反而

后来因为翻译工作出色，毛主席还亲自握着他的手，表扬他：“辛苦了，你们的工作做的很出色！”

陈昌浩心中满是愧疚和感激，复杂的感情一时难以言表，只是用力的和主席握手以作回应。

张闻天

1962年，陈昌浩在景山公园晨练，又偶遇了张闻天，于是他们就聊了起来。

张闻天问：“你之后准备到哪里休假呢？”

陈昌浩叹了一口气说：“都劝我到湖北去疗养，我正犹豫不决呢。”

张闻天神情复杂地看着犹豫地陈昌浩也叹了一口气，说道：“你这几年怎么把脾气都改了？真叫人想不到！”

陈昌浩闻言哈哈一笑，自嘲道：“人总是可以改造的嘛。我这同样也是在进行改造。”

张闻天表示对陈昌浩的犹豫不解，又询问他其中原因，陈昌浩说：“红四方面军出来的人有很多都在湖北工作，我算是待罪之身，去了湖北之后，他们不好办，我也不好办。并且亲朋旧故很多，我到时受人厚爱，怕是无以回报啊。”

张闻天觉得陈昌浩的顾虑是多余的，毕竟大家心里都清楚，当年的那场战争也不能完全怪罪到陈昌浩的头上，张闻天便张口问道：“有什么好犹豫的？你看我张闻天，不还是那个张闻天吗！没有什么好躲躲闪闪的，把你昔日的刚劲拿出来。”

经过张闻天的一番劝说，陈昌浩最后决定回湖北一趟。

5月，陈昌浩来到了武汉，在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安排下，他住进了翠柳宾馆。此行，在当地政府的努力下，陈昌浩和几百名原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再次相见了。

在这次座谈会上，陈昌浩站在讲台上，对着整个礼堂的战士又拱手又鞠躬，诚恳地说道：

“同志们，我陈昌浩在这里向你们敬礼！请允许我向你们作检讨。由于我的错误，为党带来了重大的损失，也让你们受苦了。”

说道这里他的声音已经十分嘶哑，但他接着说：

“由于我的错误，给许多同志添了许多麻烦，我对不起千千万万的死者，也对不起大家！”

说罢又是一个深深的鞠躬。

说到这里陈昌浩的声音嘶哑了，这些参与了当年苦战的老战士无一不为之动容，有人激动地说：“你也吃了大亏啊，你也和我们一样，度过了那令人永远难忘的150天啊。”

陈昌浩再次提到：“我的错误是很大的，如今能在这里与各位再次相见，要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宽宏大量。”

在汉阳县招待所中，陈昌浩和武汉市园林局副局长万流一住在一个房间，陈昌浩对万流一说了他过往的种种，再次提到对不起党中央和毛主席，但是中央和主席却宽大了他，并给了他一个很不错的职位，他对此十分满意。还特意强调说：“这些都是我的肺腑之言，绝不是什么外交辞令，也不是违心之言。”

休息之前，他不安地在屋里踱着步，然后颓然地坐了下来，抽了一口烟，微微仰头眼神迷离地自言自语道：

“兵败祁连之事，我实在难辞其咎，两万精英，喋血大漠，党10年积蓄的力量还不曾与日寇一战，就毁于一旦。当我想到这些英灵，那些流散在茫茫戈壁，祁连山下的男女战士，犹如万箭穿心......”

万流一安慰着他，但无论如何，不能将他从那股浓重的悲伤中拉出来。

1967年7月30日，难以承受西路军事件折磨的陈昌浩，最终选择在家中吞下了一瓶安眠药，默默地离开了人世，终年61岁。

1980年，中央为陈昌浩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悼会由徐向前元帅主持，前来参加追悼会的有王震、李先念等500多人。

中央的悼词中说，陈昌浩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后来徐向前在回忆录中也对陈昌浩作出了评价：昌浩同志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积极奋斗的一生，对党和人民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