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指责金庸对历史学基本不懂

金庸是最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享誉海内外，有三亿读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但是晚年的金庸最在乎不是他的武侠小说，而是自己的学术地位。金庸说，“学问不够，是我一生的一大缺陷”，在晚年的时候想有所作为和突破。

1999年，金庸就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2000年，金庸被评上了浙大博士生导师的资格，2001年开始招收历史系古代史专业的隋唐史、中西交通史方向的博士生。

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在接受《金陵晚报》记者采访时称：“那一次，金庸来南京，我作为南大文学院院长，全程参与了接待工作。在和他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一再强调，他是历史学家，而非小说家！后来给南大学生作报告的时候，我们本来想请他讲讲武侠小说，可是他一再坚持要讲历史政治方面的内容，后来，我们做了让步，他给学生们作了题为《南京的历史政治》的讲演。

那天，金庸的讲演让在场所有人大失所望，可以说是十分失败。演讲中百出的历史政治方面的错误引起了学生们不停哄笑，场面很是尴尬。当时，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对我讲，以‘历史学家’金庸先生的水平，别说是院长了，在南大历史系当个副教授都不够。”

历史系退休教授何忠礼称，金庸博士生导师资格历史系没有通过，是上级领导决定的：“金庸对历史学基本不懂，让他带博士完全是误导学生。”

金庸招收的三个博士生对金庸也不满意，金庸虽然是导师，但极少过问学生们的学业，除了带他们参加过“华山论剑”、“南湖论剑”这样的活动外，师生双方一个学期只见一次面，每次聊上几个钟头，而正规的授课则从来没有过。

更惨的是，博士还没有毕业，金庸导师却辞职了。

董健（南京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金庸辞职，我的第一反应是“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整件事本身就是“一场错位”，金庸是一个非常好的武侠小说家，但自从到浙江大学至今，没有写出什么学术研究论文，或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过什么文章。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说，据我所知，中国史学界没有人认为金庸是一位历史学家。

北大教授陈平原认为，“对于中国历史的独立思考，乃金庸小说成功的一大关键”,但是，“对金庸的史学修养，不应估价太高”。

导演张纪中认为，金庸选择去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就是憋着一口气，要回击那些曾经嘲笑金庸学问功底不够的批评者们。

2005年6月22日，83岁的金庸注册成为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学生。最终，金庸花了五年时间，在剑桥大学分别拿到了历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

金庸拿了剑桥大学的博士还不满足，然后又开始到北大攻读博士，可惜年事已高，身体趋弱，导致他未能按计划完成学业，无法拿到博士文凭。应该给北大一个赞，没有滥发文凭。

金庸不是历史学家，但是说金庸对历史学基本不懂，肯定是过于刻薄了。余英时认为“对金庸深厚的文史造诣更为欣赏”。金克木说金庸的史学佛学见解，“论水平未必是‘超一流’…然而以史学佛学入小说，在武侠中讲‘破相”,那就超人等了”。张五常说：“我平生遇到过的学问高人无数，查先生是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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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决心写一部《中国通识》，来证明自己的学术能力和历史观。金庸表示，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经有过好几部《中国通史》，其中周谷城、范文澜和翦伯赞写的中国通史，写得都非常好，给了他许多启发。

金庸写《中国通史》理由有三条：已有的中国通史古文太多，青少年学生难以卒读；已有的中国通史往往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半个多世纪来的中国通史几乎全都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线。金庸表示，他要反其道而行之，改变一下写作手法，用白话文，用小说体写历史，使青少年学生更容易阅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陈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民族融合史观诠释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

只可惜，金庸去世了，我们也没有看到他写的《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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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是史学著作就是《袁崇焕评传》，在学术界看来，不过是本普及性著作而已。金庸的《袁崇焕评传》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吹捧清朝太过，过度贬损明朝。

金庸说：“整体说来，清朝比明朝好得多。从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个君主，他们的总平均分数和明朝十六个皇帝相比，我以为在数学上简直不能比，因为前者的是相当高的正数，后者是相当高的负数。”明朝不如清朝败仗打得多，合约签得多，土地割得多。

金庸吹捧努尔哈赤为“自成吉思汗以来，四百多年中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天才”，可是这个军事天才最后死在谁手里啊，牛皮吹得太大了。

金庸还自信满满，“满洲战士后来打败了俄罗斯帝国的骑兵，打败了尼泊尔的啹喀兵，打败了蒙古兵，打败了朝鲜兵，打败了越南兵，间接打败荷兰兵，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两百年中，无敌于天下。”康熙签订的《尼布楚条约》送给俄罗斯多少土地，还说什么“无敌于天下”。

金庸的个人感情色彩太浓，缺乏历史学者的客观公正。写历史不是写小说，可以随意发挥的。金庸距离一个历史学家还是有距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