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与第五个现代化】肺炎疫情下的中国农村”硬核防疫”战

突如其来的疫情，数千人的死亡，汹涌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起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也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第五个现代化）的一次大考。面对这场病毒肆虐的危机，人们不禁会问：过去的17年时间里，中国应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有了哪些切实的进步？还存在哪些亟待修补的短板甚至盲区？中国又该从还处于拉锯战中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反思什么？

中国传统新年春节前后，武汉新冠肺炎（NCP）疫情来势汹汹，短时间内，中国31个省区市先后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一级响应”。在各大城市展开一场疫情防卫战的同时，广大农村地区也纷纷祭出断路、封村、禁走亲访友等严格的措施阻绝疫情蔓延。由于这些措施简单直接又不失强硬奏效，被网友们称为“硬核防疫”。正是这些硬核防疫措施在短时间内激起了广大的农村居民对疫情的重视，阻断了农村疫情的扩散，获得不少网民赞誉。但有些做法显得过于简单粗暴，对人们的基本权利不够尊重，也引起一些争议。

由于此次肺炎疫情遭遇中国传统新年春节，大量民众的流动成为疫情防控的最大挑战。尤其是医疗卫生条件薄弱、公共卫生观念淡薄的农村地区更是这次疫情防控的危险地带。如何做好广大农村地区的疫情防控，决定着这场防疫攻坚战的成败。随着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逐步升级，中国各地开始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多个省市的农村地区也自发或在上级政府的指导下陆续采取形式各异的防控措施，上演了一齣齣严厉的硬核防控大戏。

硬核措施之一：封村封路。此次武汉肺炎疫情传播途径多样，传播力强，在最短时间内控制人员流动，是控制疫情扩散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因此，封村封路成为中国多数农村地区防控疫情的首要手段。自农历除夕（1月24日）起，河北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多地封村堵路，禁止村民外出拜年，严防外来人口进入村庄；山东农村从农历大年初一（1月25日）晚开始封路，拒绝非本村人员进入。网传照片显示，不少村庄路口都挂上红布条，有村民轮班看守，有的村庄甚至动用大型运输车辆挖沟、堆石等办法堵住进村通道。

农村街头的劝返点。（微博@系辣辣啊唔该）

农村街上简易的检查站。（微博@疫情阻击战）

农村村庄用大树封堵路口。（微博@疫情阻击战）

与湖北接壤的河南省是最早采取硬核措施的省份之一。早在疫情初期，河南省便在省市及各级政府的组织下，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省内多个村庄断路、堵路，阻绝自湖北返乡车辆，同时在地铁站等公交设施进行定时消毒，甚至在武汉返乡人员的家门口拉上横幅，要求村民拒绝与该户来往。河南省严格的防疫措施对比疫情早期湖北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形成巨大反差，获得不少网民赞誉，新浪微博等社交网站由此衍生出“来抄河南的作业”、“河南硬核”、“如何防止河南领导被偷走”等话题。作为重灾区的湖北省2月7日正式在该省农村地区实行封闭管理措施，村与村之间除保留一条应急通道外，其他路口一律封闭。

硬核措施之二：宣传。武汉疫情可谓突如其来，尽管中国经历过2002年的非典（SARS）疫情，但在广大农村地区，普通村民及老年人的公共卫生观念依然欠缺，譬如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会串门原本就是传统礼仪，如何说服人们居家隔离、减少外出，具有很大的难度。承担宣传任务者，首先是村委会的广播、告示。为此，各地村委会工作人员使出十八般武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防疫的必要性。比如，河南有的村庄打出了“武汉回来莫乱跑，传染肺炎不得了”的口号，一些村庄的广播站循环播放“有在武汉的，请他们尽量不要回来，在哪里过年都是过年”，“你要是真不想活了俺也没办法”，“如果发现走亲戚，你半个月不能回镇上”，“你亲戚来我打110把他弄走就说他有病”等。而一些条件好的农村甚至使用无人机进行宣传和监控，劝阻上街的村民回家。这些简单直白的宣传用语尽管有些粗糙，却也有效提醒了村民，增强他们对防疫工作的重视。

农村村庄之间相互封堵路口。（微博@疫情阻击战）

武汉返乡住户警示牌。（微博@河南全搜索）

中国某地农村路口的封路站岗人员。（微博）

硬核措施之三：隔离与治疗。由于农村地区医疗条件严重不足，不少乡村每村只有一家卫生所一名医生，有的是多个村庄合用一家卫生所。因此，农村及乡镇地区并不具备治疗像武汉肺炎这类传染性疾病的能力。农村卫生系统也只能承担检测、筛选早期病症的工作，发现情况上报给上级的医疗机构。因此，农村地区主要承担发现感染患者、检测观察具有武汉及湖北地区接触史人员的责任。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对相关人员进行居家隔离和医学观察，比如对武汉返乡人员的家庭进行登记，或者在武汉返乡人员家门口贴上“本户有武汉返乡人员，请勿相互来往”的告示。

整体而言，中国农村并未出现大型聚集性感染病例，这与农村地区迅速开展的硬核防控工作分不开。

农村防疫体系的缺陷

当然，中国农村防疫体系与城市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为农村居民的公共卫生观念有待提升，农村医疗卫生资源有待充实，农村基层政府存在形式主义和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

农村居民的健康意识、防疫意识有待提高。农村留守人员以老人、孩子居多，他们不像年轻人天天刷微博、看微信，最常看的电视中有关抗击疫情的信息相对有限，缺乏对新冠肺炎的认识和警惕，防护意识比较差，对于政府防疫工作的配合程度要低一些。比如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农村戴口罩的人比较少，不论是家中子女的苦苦劝导还是工作人员的严厉要求，佩戴口罩对年长的农村居民终究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另外，还有不少村民存在侥幸心理，特别是在本地、本村还没有出现确诊病例的时候，继续聚会、娱乐，与乡村干部玩“躲猫猫”的情况不在少数，这都加大了乡村疫情防控难度。有些感染者甚至隐瞒病情及行踪轨迹，或者逃避检测和隔离，反映出农村居民的防疫意识亟待提高。

农村公共卫生资源需要充实。农村医疗条件落后是长期存在的事实，潜藏着难以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巨大风险，随着武汉疫情的蔓延，农村的医疗短板日益暴露出来。农村的防疫体系主要由村医和乡镇卫生院构成，近年来乡镇卫生院的建设虽然有一定的进步，但农村医疗卫生资源仍然较弱，普遍存在着医疗资源缺乏，人手不够等问题，国家需要加大对农村的医疗资源的投入，进一步充实农村的医疗卫生队伍。

农村基层政府治理能力有待提升。农村基层政府组织作为这次疫情防控的主导力量，展现出难得一见的执行力，但仍然显示出基层力量不足的短板。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承担着基层治理的主体责任，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各种方针政策措施，最终都必须对接基层。基层政府决定着防疫工作乃至所有治理体系的“最后一公里”能否实现，角色至关重要。但不论是在这次防疫还是其他的基层治理，农村基层政府普遍存在一线人手不足，形式主义泛滥的问题，亟待解决。甚至一些极端做派，也以防疫为借口展开，比如一家三口在家打麻将被粗暴闯入者打砸，还有人以疫情期间不能遛狗为理由将业主带下楼的宠物狗“杖毙”。凡此种种，无不暴露出基层治理存在的问题。

总而言之，在武汉疫情的波涛汹涌之下，中国农村地区凭借简单直白而有些粗糙的硬核防疫，基本阻止了疫情在农村地区的大范围扩散，显示出农村政府相对高效的动员和组织能力，但中国农村防疫体系仍然存在诸多短板，农村基础治理的现代化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