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权“优等生”形象 在戈恩逃亡剧中黯然失色

21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交汇的历史节点，日本日产公司前董事长兼CEO戈恩（Carlos Ghosn）堪比好莱坞大片的逃亡，给世界带来不小的震撼。2020年1月8日，戈恩在黎巴嫩召开记者会，公开发声，谴责在日本遭受到的“政治迫害”。这也是日本自战后建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以来，多年来未曾遭受的“谴责”。事件发生后，日本国内反应如何？戈恩在记者会上的发言在日本国内又引发何种反响？在戈恩逃亡事件中，日本自身存在哪些问题，该如何解决？多维新闻特约记者刘海鸣就此话题在东京采访了日本政界、知识界和法律界人士。

记者会的会场外同样被媒体团团围住。（AP）

戈恩接手日产后很快扭转亏损局面。图为2014年12月18日一名男子走过日产在日本横滨的展台。（路透社）

批判戈恩 日本上下异口同声

对于戈恩逃亡的看法，日本各界普遍抱持负面评价，“跳梁小丑”“很难看”，日语中可以进行贬损和讽刺的最强力的一些词汇和表达，几乎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被用在戈恩身上，多数日本人认为戈恩的逃亡是对法律和正义的一次践踏。

日本柳泽国际政治智库研究员宫下清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戈恩逃亡本身就是对法律和正义的一种践踏。不管戈恩说了什么，其在日产公司的所为是实实在在的犯罪，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所以无论其如何指责和强调所为“政治迫害”，都无法回避作为一个犯罪嫌疑人，实施了潜逃犯罪的做法。

2018年11月，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以涉嫌违反日本《金融工具和交易法》对戈恩实施了逮捕。（Getty）

在涉嫌犯罪的问题上，戈恩和日产公司各执一词。（AP）

针对记者提问的关于日本的政治和司法体系中，是否存在如戈恩所指，令国际舆论所担心的“迫害”问题，宫下清认为，日本的政治和司法体系并非完美，事实上也存在着相当的问题，但这并不妨碍日本拥有公正透明的司法环境。日本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制度，因此，戈恩所指的司法不公正，这在日本出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戈恩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可能出现在日产内部通过权力斗争和操作，让戈恩一个人承担了过大的责任这一点上。而即使是这一点，在正式判决之前，戈恩自身主观地认为其将受到不公正的判决，判决结果将不利于自己等想象的内容，进而进行潜逃，从任何角度来说，这都是不能被容忍的犯罪。作为法治国家的日本，必须要维护法律的正义，尽全力给予戈恩应有的制裁。

日本法政大学国际法研究员岩岛丰认为，从日本法律的角度来讲，这次逃亡事件是对日本法治的严重践踏和蔑视，戈恩必须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他表示，当前，日本社会舆论希望严厉追究戈恩逃亡的日本相关部位的责任人，同时希望日本警方能够与国际刑警组织合作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抓捕戈恩。“不管戈恩在记者会上作出什么样的发言，其在日本国内犯下罪行是不容置疑的，且在保释期间通过非法手段逃亡，更是触犯日本法律。”

探究真相 日产戈恩各执一词

随着事件不断延烧发酵，一个问题始终牵扯大众的神经，戈恩究竟遭遇了什么，其在黎巴嫩召开记者会中的表述有多少真实。就目前的媒体获得的信息来看，日产方面和戈恩方面显然各执一词。记者电话采访了日产公司公关部门的有关负责人，这位负责人表示，日产公司对戈恩的逃亡表示遗憾，将继续同日本司法等相关部门合作，采取法律行动，追究戈恩的违法行为对日产公司造成的伤害。

日产公关部门也通过邮件向记者表达了其立场，“日产公司通过内部十分严格谨慎的管理体系和内部调查，发现了戈恩的数项不当行为，并认定其不适合继续担任日产高官，并解除了戈恩在日产公司内部的一切职务。戈恩个人的不当行为给日产公司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日产公司内部调查已经掌握了不可辨驳的证据，这些行为包括虚报薪酬和挪用公款等。

与此同时，戈恩在黎巴嫩召开的记者会上也对日产公司的说法进行了反驳，认为其遭受到了来自日本方面的“政治迫害”。

有着20多年执业经验的日本资深律师丰田慎一郎对记者表示，日本司法体系架构是从根本上来说公正的，公平的。但并不是说这套体系不存在漏洞。日本奉行独立的司法审判制度，就审判整个过程而言，政治等因素干预司法，诱发司法不公的情况出现的几率几乎为零，“但审判之前，通过人为操作，制造人为干预的事实，从而影响审判结果是有可能出现的，这也是戈恩所谓的‘政变’说。”

戈恩1月8日在黎巴嫩召开记者会，表示自己受到日本政府的政治迫害。（AP）

在涉嫌犯罪的问题上，戈恩和日产公司各执一词。（AP）

丰田慎一郎说，从目前日产公司前高管表态和警方等强力部门取得的来看，人们依然无法判定戈恩面临的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目前日本官方并没有就戈恩的说法开展新的调查的计划，也不允许外部独立机构对此进行调查，而是按照日本国内法，和戈恩出逃前所面临的法律程序进行追责，并已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协助通缉的请求，这实际上是已经给戈恩的事件从根本上进行了定性，“这种做法确实符合日本国内的法律与法规，但在这一非常事件上，日本的法律和法规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置疑，独立调查看起来似乎是有必要的，但这种做法将损害日本的司法主权，这是东京决不能接受的。

是非难“辩” 人权优等生很尴尬

1月8日的记者会上，戈恩对日本的司法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指责日产内部的日方高层“勾结”日本的政治势力合力进行的一次“政变”，让他本人承担了很多不应该承担的重罪，在日产日本人高管与日本官员肮脏的勾结中，日本所谓公正的司法体系并非如外界所见那样“洁白”，日本人比他更懂得如何利用本国的“游戏规则”，让公平正义失灵，从而实现自身利益。

对此种说法，日本媒体几乎枪口一致，对戈恩进行了抨击。即使如此，国际舆论却并不像日本媒体那样地将炮火集中到戈恩一方。长期以来，日本成功树立起了民主人权自由的国际优等生的形象。日本通过高效、公正、透明的司法制度向外界彰显了民主主义法治精神。

但戈恩逃亡事件，似乎让外界有了重新审视日本民主自由的理由。日本法务大臣森雅子日前在推特中表示“戈恩应该证明自己的清白”的发言也受到了日本国内的批评，认为这种发言有悖于日本的法治精神，证明戈恩有罪的恰恰应该是调查动作迟缓效率低下的日本检察机关，而对戈恩长期的人身自由限制的“人质司法”的置疑也使得日本外界开始意识到，人权优等生的真面目也许并非之前外界所想象的那样美好。

日本甲南大学法科大学院教授、律师园田寿认为，不论戈恩事件结论如何，都无法掩盖日本司法通过该事件暴露出的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检察机关发出逮捕令后，基本都能获得法官的批准同意，在依法拘留嫌疑人之后，法官对拘留裁决的判断过程是之后日本国民无法看到的“黑箱”，在逮捕和拘留嫌疑人后，搜查部门为获得嫌疑人的交代，以调查取证为由长时间限制嫌疑人自由和基本权力，连嫌疑人会见律师都无法获得允许，同时嫌疑人的居住上也不能保证其在文化和风俗上的基本权力，除了律师之外，嫌疑人与包括家属在内的任何人的通话和信件联系都被限制，而这一系列做法正是在国际上被诟病的“人质司法”。

园田寿表示，“人质司法”给犯罪嫌疑人造成了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这种司法模式的思路往往是不断暗示嫌疑人要想解脱就尽快认罪，这是一种“有毒”的司法。

戈恩（左）从日本逃至黎巴嫩后发布声明，称自己并非逃避法律制裁，而是“逃离日本的司法不公及政治迫害”。（AFP）

黎巴嫩国内普遍对戈恩表达了支持。（AP）

戈恩的辩护律师之一，法国原人权大使的弗朗索瓦•齐米雷（François Zimeray）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批评了日本司法中所存在的对人权的侵害，他表示，《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后，无罪推定原则、对被告尊严的尊重以及给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成为实现公正司法判决的重要因素。“联合国与主要国际NGO组织都将日本司法视为‘人质司法’”。

弗朗索瓦•齐米雷还借由媒体向日本法相森雅子隔空喊话，“日本是被国际社会广泛称赞的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将无辜者作为人质的制度不符合时代要求，你（法相森雅子）有责任将其废除。”

事实上，由于戈恩在记者会上的发言，日本多年未有的在人权和司法领域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而日本政府官员的强硬表态，日产公司多位涉事的前高管的躲脏水式的的表态，以及日本媒体的惊人的枪口一致对外，都让外界隐约感受到了影响甚至扭曲这个民主国家司法和正义水面下的威权力量。

当然，也有观察家认为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日本司法不公的情形下，首先戈恩的逃亡是违法行为这是不容置疑的，其次戈恩的所言真实性依然无法确定，此时对日本进行置疑是一种阴谋论。但记者在东京采访多位要求匿名的日本政府人士，他们对日本司法中存在的漏洞和缺陷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且也强调了这些缺陷和漏洞是人为故意造成，最终是为了方便被权力所利用。

无论如何，戈恩事件让日本民主人权优等生的形象蒙上阴影，让日本在国际人权组织面前处境尴尬。戈恩作为日本体制鲜有的异议者其今后的动向以及日本政府将对戈恩及家属采取哪些进一步的行动都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