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回顾】中国篇：剧烈变化的中国形象（组图）

“二十年前，中国救了社会主义；二十年后，轮到中国来就资本主义”。2008年金融危机后，内地互联网上充斥着这样的调侃。当时全球经济一片愁云惨淡，即使是“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亦遭重挫，中国几乎成为拉动全球经济成长的唯一引擎；配合北京奥运，中国软实力及国际形象亦在当时达到巅峰。十年过去，首先提出“G2”概念的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四处围堵；主流西方传媒对中国的描述亦愈趋负面，中国的“乖孩子”形象一趋不复返了。

“战略竞争对手”，“经济与战略对手”，“麻烦制造者”，“不公平贸易的源头”。从贸易办公室、五角大楼、国家安全委员会，再到白宫本身，一顶顶新帽子被加诸于中国头顶。《国防授权法》涉华条款，《台湾旅行法》，《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过去数年，中国眼中的“反华法案”一个又一个在国会通过，并最终成案。

中国威胁论达巅峰

美国外交生态中，白宫和行政机关都代表了政治精英的意见；而国会在外交问题上的取态则反映了大部分民意。以人民币汇率问题为例，国会议员常受选区工业团体游说，要求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相关建议常被白宫和国务院拦下。国会党团，尤其是民主党团亦常要求提升“人权问题”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地位。但在特朗普上台后数年，“国会鹰，政府鸽”局面已不复存在，基辛格等对华友善共和党人更淡出决策圈。

希腊已摆脱欧债危机阴霾，19和20年经济成长率预估为2%及2.8%，超过欧元区平均水平。（VCG）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调查，尽管新疆及西藏分别于08和09年爆发严重冲突，2010年时美国人对华持正面印象者占49%，负面仅占36%。这一数字随后数年逐渐倒挂，至中美贸易冲突全面爆发的2019年，对中国有好感的仅占26%，远低于反感的60%。施政者面对这样的民意不得不有所反应。另一方面，当博尔顿、卢比奥等鹰派政治人物上位获得议题主导权后，亦可借由媒体力量加深民众对中国负面认知，中国所谓“大外宣”根本难以抗衡，从而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对华渐转不友善的螺旋。

而在美国以外的西方世界，“中国威胁论”近年亦成主流。2017年11月，德国《明镜》杂志以刊载9页长封面故事《觉醒的巨人》，并以红底黄字的“醒来”作为封面，指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正走上百多年前，德皇威廉二世的扩张主义道路，更用拿破仑经典的“中国是一只沉睡的狮子，一旦觉醒，将会震惊世界。”警告西方。早前10月，法国《世界报》以“中国，强国崛起”为标题撰写头版文章，但内文却突出中国修正主义倾向、人权问题及对“民主世界愈发强烈的威胁”。

不过，西方世界近来对中国印象也非铁板一块。以美国前财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微软前执行长比尔盖茨（Bill Gates）为代表商界人士仍将中国视为国际舞台的正向力量。盖茨去年9月便在《人民日报》撰文，称赞“中国在改变自身的同时也在改变世界。尤其在发展农业，和消除疾病和贫困领域，中国经验尤其值得借鉴”。即使是一贯被中国官方视为“立场偏颇”的CNN，亦于去年发表专题报导，详尽叙述西非埃塞俄比亚等国，在中国投资和企业进驻后，城市面貌和人民生活质量大幅提升的过程。

尽管过去十年有些多灾多难，欧盟依然保持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地位。（AP）

西方以外的视角

不少国家对华印象转差，并非单纯好恶转变，而有更深层的结构性原因。2009年，中国经济体量仅有美国三分之一，仍居于日本之下，仅略高于德、法等欧洲经济体。当时，所谓“中国威胁论”同19世纪晚期“黄祸论”类似，多为基于种族主义的偏见，倡导者仅限于个别学者及政客。10年过后，周边国家眼见中国势力渐增，保持“力量平衡”已不现实。而无论北京如何声明“不欲称霸”，深受现实主义理论和本国称霸全球历史影响的美国政界也不相信，强大的中国不会试图取代美国霸权。

然而，所谓“中国印象”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随着中国经济水平提高，原本“咬咬牙”才能建设的大型基础设施出现产能过剩。相比起毛泽东时代“打肿脸充胖子”式的对外援助，由于中国普遍脱贫进入“小康社会”，亦令北京有机会投放更多资源在“亚非拉国家”，增强国际能见度同时亦规避国内压力。

在东欧、非洲、及部分同中国并无领土争议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当地国民对华印象近年提升明显。在肯尼亚，中国自2014年开始建设的蒙内铁路连接该国首都内罗毕及最大港口蒙巴萨，地位等同中国之京沪铁路，将两地行车时间由24小时缩短至6小时，拉动经济效应明显,亦深得当地民众喜爱。而在柬埔寨、老挝等国，中国影响力则藉私人投资者扩大；在金边、西哈努克港等柬国大城市，中国投资创造大量工作机会，令当地薪资水平大为提高；尽管当地对中资亦有物价飙涨、民风恶化等批评，但仍难阻柬国人对中国高达85%的一边倒正评。

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中国官媒和半官方媒体紧跟管理部门指挥，呈现出一哄而起的明显的节奏性

在发展中国家援助方面，西方国家常关注粮食、艾滋病等具体问题，单方面施以援助；这样的做法虽增进西方国际形象，但也令不少国家对援助产生依赖。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获利颇丰，更被封上“制造债务陷阱”，“新殖民主义”的称号，但却在当地建构完整经济脉络，促进其经济和基建水平持续增长。同北京过去十余年的历史一样，当更多发展中国家变得富裕，其发言权亦将等比例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或许可面临转机。

对北京而言，塑造对中国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固然重要。尤其在中美结构性矛盾爆发的当下，避免中美关系失控不仅有赖北京克制，亦需要美国民意“拉住”鹰派。另一方面，北京亦需要良好国际形象，令欧洲、日本等国不在中美间选边站队。但是，北京亦深知过去十年的“形象下降”只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副产品”；在不少内政问题，尤其涉及主权和发展模式的问题上，北京不可能为舆论而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