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伯克：政府什么时候最危险

撰文：杨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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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伯克（1729-1797）被誉为“保守主义之父”。英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基(HaroldLasky) 认为伯克秉承英国人重视经验哲学的传统，崇尚实践理性，尊重权威与秩序，珍视自由与宽容的价值观，反对极端暴力革命，堪称是19世纪英国独特的政治文化理念和处事哲学的代表人物——“伯克的思想是永恒的政治智慧宝鉴，没有这一宝鉴，政治家们不过是在未经测绘的海面上航行的水手”。美国当代历史学家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在名著《新旧历史学》中也辟专章探讨伯克审慎的“政治精神”，对伯克倡导的“适度的平衡”这一政治主张大加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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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伯克的政治生涯，平衡或“审慎”（prudence）堪称其政治学说的灵魂与核心。伯克深信，“政治学就像医学和哲学一样是一种经验科学”；政治家需要了解人性，而不是空洞的学说，因为“人是根据其利益相关的充分动机而行动，不是根据形而上学的思考而行动。”用伯克本人的话说，“审慎，在所有事物中都堪称美德，在政治领域中则是首要的美德。审慎将领导我们去默许某些有限的计划（这些计划不符合抽象观念表现出来的充分的完美性），而不会引导我们去大力推行无限完美的计划（要实现这种计划就必须打碎整个社会结构）。”伯克并将这一美德与苏格拉底所倡导的“中庸”（moderation）相提并论——中庸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不仅和平友善，并且强大有力。这是一种精心选择的调停纷争、妥协互让、促进和谐的美德，而这一美德显然不同于胆小怯懦或寡断优柔——后者（缺乏思想的公众意志）在伯克看来，往往表现为一种狂暴急切的要求，这种要求转瞬即逝，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极端行动，需要加以警惕。

埃德蒙·伯克

伯克将审慎定义为“（不仅）是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中的首要价值，也是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指导者、调节者和最高标准。”根据这一定义，审慎原则首先体现在政治抉择应当从实际政治后果出发而非诉诸抽象权利。众所周知，受培根以来英国传统经验学派的影响，伯克所抱持的是一种典型的经验主义思维，强烈反对抽象概念（反映在法国大革命中，即“自由、平等、博爱”的抽象理性原则）凌驾于政治实践之上。同时，受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伯克部分认同社会契约论，信奉“政府乃是人类智慧为了满足人类需求而设的机构”——换言之，除非民众迫切要求，政府应当谨言慎行，无为而治，即政府的职能只在于办理“单个民众无力办成之事”。反观英国当时的社会现状，不难看出，伯克所诉求的政治审慎（或平衡）是一种维持良好秩序并缓慢改良的政治进程，在该过程中，政府的授权仅限于“对民众抱怨的问题直接对症下药”，而非改变社会结构或推翻现行社会制度。

其次，审慎原则还表现在政府领导人遇事当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而不能轻举妄动。伯克注意到，美洲殖民地在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实已经形成了一种双重治理权威——除了代表主权管理殖民地的帝国议会之外，殖民地还有从事实际治理的当地议会。伯克认为，帝国议会在处理殖民地事务时应当充分尊重殖民地当局的权威，而不能草率行事。在大英帝国国内，作为最高主权代表的议会应“以不变应万变”，“抓大放小”，以冷静克制的方式妥善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包括历史遗留问题）。针对殖民地的各项改革政策和举措，其目的并非在于改变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而是补救之前政策造成的弊端。这也是伯克一贯的信条——“政治是实际权宜，而非理论观念”。

再次，审慎原则还意味着尊重政治传统和惯例，并对其抱有敬畏之心。在伯克看来，英国人民享有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这是英国最可宝贵的传统，但是法国大革命暴力恐怖的蔓延却极有可能彻底摧毁这一宝贵传统（伯克将其称之为“邻人之火”，不救，“祸恐及己”）。作为人类历代智慧结晶的文化传统最值得珍惜，因为文化是一场漫长而悠久的积累过程。没有前人的劳动创造,不认真学习前人的传统，人类就不可能达到今天的高度。轻率地抛弃传统,只能使自己安于愚昧；而要彻底砸烂旧传统,也许人类就只好倒退到老祖宗的原始社会。伯克强调，传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权；一个政权可以推翻，但是传统却一定要保存,并且只有保存完好才能发扬光大，这是人类进步的必要条件——以英国人为例，“多亏了我们对变革的坚韧抗拒，多亏了我们冷峻持重的国民性，我们还保留着祖先的特征。从《大宪章》到《权利宣言》，我们宪法的一贯政策都是要申明并肯定，我们的自由乃是我们得自祖辈的一项遗产，而且是要传给我们的后代的。”在写给诗人理查德·坎伯兰的一封私人信件中，伯克谈及传统与现实的关系，并坦率地表达出他的政治主张：“一个代表了社会的政府，有权对人们的行动和人们公开宣扬的信条进行普遍的监督性控制。因为不这样做，就不能充分满足社会各个方面的需要。但是，必须公正而审慎地来行使这一权力，公正而审慎是对最高权威的唯一约束。因为不仅可能会有人擅自行使非法的权力，更会有人愚蠢或不正当地行使合法权力，从而导致政府与其真正的目的背道而驰：除了会产生篡权，还会导致暴政。”而正是出于对暴政和专制的忧虑，伯克对英国政治传统中的君主与贵族“共治”的模式深以为然。

自七年战争结束缔结“巴黎协约”之后，伯克反国王（乔治三世）及其政府的立场可谓始终不渝（伯克认为英国放弃海外殖民地换取加拿大是“不智之举”）。英美开战之前，伯克在英国议会演讲时大声疾呼：“单靠动武只是一时的办法。它也许能镇压于一时；却不能铲除再一次镇压的必要；一个国家，若需要不停地被征服，那是不可能统治的……。”1783年，美洲殖民地“丢失”后，伯克又屡次发表演讲，一方面攻击诺斯政府的决策（“收税不等于收益”）造成北美殖民地走向独立，另一方面又指责强大的王权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从表面上看，伯克是在攻击政府，但背后隐含的要求是，乔治三世必须为北美危机负责——这实际上颠覆了一直以来“国王不会犯错”的传统信念，使得王权的合法性遭遇空前危机。伯克的演讲时常让国王颜面尽扫，但有意思的是，乔治三世本人对伯克却始终非常敬重。国王曾向大臣推荐《法国革命论》，要求“人手一册”。1797年，国王打算赐封伯克为伯爵，后者以新近遭受丧子之痛为由，婉言谢绝。

乔治三世

同样，伯克对贵族特权也深恶痛绝，时常加以抨击。比如时任首相格拉夫顿公爵主持发行公债，条款对认购人极为有利——结果认购名单在自家客厅就被内阁大臣汤森德（Charles Townshend）等人瓜分殆尽，这一卑劣行径遭到伯克的严厉斥责。与之相似，罗金汉首相去世后，该派里奇蒙等三位内阁成员贪恋权位，乃不惜加入敌对阵营。伯克公开痛斥这一“背叛”行为，里奇蒙泪流满面，竟无言以对。尽管如此，伯克在反对贵族特权的同时对贵族制本身却百般回护，视之为反抗王权专制的“利器”。像19世纪的托克维尔一样，伯克坚信法国革命以激进的方式瞬间摧毁特权等级的做法不仅违背了政治审慎，而且相当危险。在他看来，随着时代变化，特权阶层已然失去了其效用和正当性，但由于其植根于古老的历史和传统，同时蕴含了某些值得尊敬的价值，因此突然连根拔起必然会对社会和政治秩序造成巨大破坏（日后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也坦言，由于贵族制具有抵抗专制的功能，因此取消了贵族制的民主社会更容易产生强大的集权和专制）。伯克指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专制在无贵族制的社会中产生的后果最为糟糕，因为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将在其中大行其道，而专制则会推动和强化它们，从而造成国民的普遍败坏。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公民社会中倡导通过结盟/社等方式来恢复贵族制的反专制能力，同时必须诉诸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来维护公民道德和精神，以防止其堕落。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所谓政治自由诉诸的是不同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合作与博弈（如执政党和在野党），而不同于制造阶级斗争、消灭政治对手并造成社会断裂的暴力革命。

很显然，伯克提出“审慎”这一政治概念的理由乃是基于他对人类理性有限性的认识。政策“不应该根据人的理性来调整，而应根据人的天性来调整。对人而言，理性只是一部分，但绝不是最大的部分。”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都曾经应对过当前这一代人必须面临的挑战，伯克说，“如果我们不从智者们曾经进行过的研究里寻求帮助，我们就永远都会是新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学习前辈伟人在著作和讲演中所提出的观点，而应当包括政治制度、风俗习俗等一系列思想文化遗产，因为它们是世世代代许多人智慧的结晶。英国历史学家莫雷（John Morley）在《埃德蒙·伯克评传》中对此有精辟地论述，“伯克对人性有一种相当透彻的认识，认为人性是有限的，抽象理性不可能按照其设计和计划来重新安排一个新的社会，全盘改造为新人。人有理性，也有激情、欲望，有很多非理性的东西。”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伯克强调秩序和自由——他对法国大革命痛恨至极，正是因为后者践踏了自由，破坏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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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审慎”原则运用于具体实践，这是伯克反复思考的另一个重大问题。伯克深知他所处时代面临的最大矛盾，是作为价值规范的大英帝国理想与帝国的政治实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美洲、印度还有爱尔兰等问题上以尖锐的形式突显出来，并威胁到帝国的根本。但是，不同的殖民地问题挑战的价值规范又有所不同：美洲问题挑战的价值是自由，爱尔兰问题挑战的是平等，而印度问题挑战的则是正义。伯克念兹在兹的是如何化解殖民地对帝国秩序的挑战：面对帝国使命与自我保存之间的两难境地，大英帝国该当如何自处？也正是在阐述这一关乎（帝）国（命）运问题的过程中，伯克提出了自由融合的理论，即大英帝国应当成为自由、正义的共同体，帝国的构建是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内核向外扩展，并濡化边缘(殖民地)的过程，而非压迫与奴役。具体体现在制度安排上，伯克主张应当通过构建合理的治理机制，维护帝国秩序；而在实践层面上，则要信奉审慎原则。

事实上早在1775年的议会演讲中，伯克便警告说，英国政府对北美洲和爱尔兰的政策有悖于政治传统，必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个预言也被其后的历史所验证）。因为要维护秩序就必须尊重传统，包括尊重自己的和别人的(例如北美殖民地的)传统，尊重自己的宗教信仰也包括要尊重别人的(例如爱尔兰天主教的)宗教信仰。尊重社会秩序就包括尊重这个秩序的自我调节，尤其是应该充分容许社会下层的聪明才智能够有充分上升的余地。很显然，这样一种社会秩序必然要求经济自由与之相适应，这种自由的实质即为亚当·斯密所主张的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所形成的自然秩序（哈耶克对此推崇备至）。伯克在结束语部分发问：人类的进步是不是一定要通过暴力的方式？凡是在改良行得通的地方，最否应该考虑尽可能地优先采用和平的方式而避免暴力手段？处理帝国事务所需要的是审慎的态度和灵活的艺术，而一切思辨的推论和空洞的说教在这里都一无所用。因为生搬硬套一种理论体系，不管它是多么完美，未必能解决当下的实际问题。伯克的结论是，“间题不是怎样使现实符合理论，而是怎样使理论能适应现实”，而在这一问题上恰恰需要向传统的智慧学习。伯克深知，长期以来，传统的帝国治理存在中心与边缘的差异，并由此引发各种民族、宗教及社会矛盾。北美殖民地、爱尔兰和威尔士等地的治理经验表明，弥补帝国在边疆的治理困境，自由与代表制是最好的方式——正如伯克自己所说，“乱世的克星是自由，而非奴役。”

在实践层面运用“审慎”原则，最大的阻力除了来自王室，还有特权阶层。伯克宣称，如今，“天赋王权”已经扩展成了“天赋贵族权”，政坛上充斥着贵族帮派之间对名利（资源）的争抢，充斥着卑鄙的自私自利和尔虞我诈，而他们对国家和民众的福祉却无动于衷。伯克注意到，对所有政府部门而言，其高效运转本来有赖于少而精的公务（雇）员，但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却都会变成臃肿可怕的社会负担，因为政府的权力天然具有扩张之势。在写于1770年的《论当前不满情绪之根源》（Thoughts on the Cause of PresentDiscontents）一文中，伯克对当时困扰英国政局的党争（托利党、辉格党）问题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一群被称为宫廷帮的党徒，如隐秘的地下根茎窃据了政府和皇室的要津，形成实际上的双重内阁，绑架了当时的英国国务，施加影响于议员选举与法案通过，腐蚀着下院所代表的公共精神。”1782年，伯克主持通过《文官定员法案》，旨在限制王室开支，以及国王恩赐官职权（“王命议员），最终裁撤文官134名。尽管为此开罪权贵，并承担骂名，但伯克始终无怨无悔。正如他的传记作家所说，这也正是伯克了不起的地方——“他（伯克）痛恨端居高位者的无知和残酷，还有他们一切愚蠢和专横的作为，因为他丰富的想象力和极度的感性，他眼中呈现的是下层民众最无以复加、不可回避的疾苦。他对善政孜孜以求，希望在其治下的每个生灵都能获得幸福安宁。”

针对政府施政过程中若干鲁莽撞行为，伯克也提出了严厉批评。1780年，《国富论》出版四年后，伯克发表“经济改革”的演讲，反对政府四处插手，不断出台各项经济政策。他的观点是，“商业在任其发展时最为繁荣”。1795年，他提出议案反对政府管制工资，认为这样会破环市场自发形成的良好秩序。他在题为《关于短缺的深入思考》（Thoughts and Details on Scarcity）一文中论述道，“（政府）轻率地从事供给品的交易是最危险的一件事。在大家最需要的时候，往往最为短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做的就是什么也不做。”由此可见，伯克并不反对商业，但反对商业的政治化，即由政府授权所形成的垄断。再比如英国政府在决定撤销《汤森德法案》时，未经审慎考虑，仅凭“一拍脑袋”便决定保留茶税作为主权象征，导致美洲也搬出“内外税”区别原则，将其上升为英国对美洲自由权的侵犯，从而彻底演变为英国的政治危机。从利益之争演变为原则的对抗，进而转变为主权与独立之争，大英帝国在侵害美洲自由精神的错误道路上远走越远，在伯克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大英帝国违背了审慎原则，破坏了英国宪法赋予殖民地的自由原则。其后果是帝国从殖民地每年的收入只有区区300英镑，而用于维持大英帝国在美洲驻军的开销却高17万英镑——诚如伯克所说：“政治的自由是富国之本，想依靠暴政榨取，最终是得不到钱的”。

1770年，鉴于执政党接连不断的决策错误，伯克大声疾呼需要强化反对党在议会和政府中的重要作用。在《论当前不满情绪之根源》一文中，他宣称“（反对党）这个非官方团体的职责……是审慎地监督政府的行为，纠正弊病和抵制政府滥用权力，制止过度行为，使轻率活动得以节制，并补充政府议案的不足之处。”尽管长期处于在野状态，伯克却时刻不忘提醒大英帝国的决策者，政治终究是一项实操活动，必须审时度势、谨慎行事，才能承担起帝国治理的神圣使命。伯克坚信，审慎是人类不完美造物中的指导原则，而作为一种中立的标准，审慎也是应对政治危机的重要手段——“政治家不同于学院中的教授：教授对社会只具有普遍的观念或看法，而政治家则要把无数事务的具体境况同这些普遍的观念或看法连在一起来进行思考。”相反，在实践层面违背这一法则必将带来严重后果——“如果政治家在处理政务时所作出的判断完全违背当时情况的紧迫要求，这个政治家就会最终葬送他的国家。”这也是被历史反复证明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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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文化与社会》中曾引用查理蒙特勋爵（Lord Charlemont）的著名论断，认为伯克能力超凡，而“唯一的缺陷是审慎不足与政治智慧的缺乏。”这位一生崇奉政治审慎的哲学家为何会因“审慎不足”而遭人诟病？

从私人道德角度来看，伯克为人处事的确存在审慎不足之处。比如他早年不顾父亲反对，坚持与一名天主教医生之女结婚，这也成为他日后政坛发展的一大障碍。他自恃话语机锋，批评别人毫不留情，据说议会演讲时经常遭遇退场，使得演说效果大打折扣，自然也有损于他的政治声望。然而从公义道德角度看，伯克的不足之处其实更多出于独立思考和特立独行，堪称是政坛的“一股清流”。1760年代，国会议员约翰·威尔克斯（JohnWilkes）发表下流诗作，中伤国王，结果被宣判有罪，并遭下议院除名。伯克却在下院为他慷慨陈词，令在座的国王相当难堪。1793年，法国王后被斩首，巴黎士民拍手称快，伯克却对玛丽·安托瓦内特寄予满怀同情，颂扬她“如晨星般闪耀，充满生命活力、光彩与欢乐。”（伯克的老对手潘恩由此讥讽他因“怜惜漂亮羽毛而却忘却了濒死之鸟”）。此外，他对遭众人摒弃的“偏见”也别有一番见解——既然“实际的美德和智慧与假定的美德和智慧同处于一个连续体当中，那么偏见和理性也存在于同一个连续体当中”，因为偏见本身包含了一种历史积淀的理性，是一种“潜在的智慧”，因此需要适当加以尊重。不仅于此，他甚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为权贵“贪腐”辩护，并主张适度容忍其贪腐行为——“位高权重的人物，若能与国家利益与共，哪怕享受到腐败的利益，难道不比他们完全置身事外好得多？在这个堕落的时代和风俗里，要求做到完全纯洁无暇是不切实际的，那么应该容忍多大程度的邪恶，就是考验我们大智慧的至关重要的问题，要知道，砍掉现存的某些弊病，随之而来的新式腐败可能比旧的更隐蔽，更危险。”真可谓是老成谋国的经验之谈。

关于国家与民众，伯克的名言是“若要人爱国，国家必先有可爱之处。”在浮躁功利、盲信混乱的时代，伯克这一理性的审慎态度和清晰冷静的思维方式无疑令人激赏。同样，长期身为议员的他也从未因为选票而刻意迎合“民意”，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冷静审慎地看待民意，才是真正地爱国、爱民众。鲜为人知的是，除了国王和首相，伯克在议会演讲中对英国民众也多次提出批评——几乎无一例外，在战前，“国王和议会的每一次行动都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尤其是针对爱尔兰、北美和印度的暴政，英国民众认为事不关己——他们或者无动于衷，或者拍手称快，直到议会开始提高税率，扩充军队，并以战争状态为由废除“人身保护令”，他们才如梦初醒，开始群情激愤。在伯克看来，“公共舆论的消失与独立战争期间政府的短视行为之间大有关联”，这样一种“以多数派（人民）的名义实施的暴政，是加倍的暴政。”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伯克站在道德制高点之上以超脱、甚至傲慢无礼的语气对他们横加指责，批判他们道德上的缺陷，最终只会使他们产生疏离感。而伯克在急于纠正帝国骄狂而不自知的道德缺陷的过程中，将其激烈好斗的性格特点表现得一览无余，使得普通民众感受到一种威压和怏怏不快——这在印度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针对印度总督黑斯廷斯的弹劾案，伯克是主要发起人，他指控这位总督贪污受贿等22项罪名，而黑斯廷斯针对伯克的各项指控依次抗辩。本案历时7年，最终以黑斯廷斯无罪释放结案。在此过程中，民众的不快（或缺乏民意支持）可能是导致弹劾失败的主要原因。但历史地看，黑斯廷斯弹劾案对英国与印度均造成极大的影响：本案尘埃落定之后，英国民众开始理性看待黑斯廷斯的功过是非，而英国政府也逐渐接受伯克自由帝国的统治理念，即采用认同感和归属感——而非武力手段——来维系殖民帝国，主动承担对印度殖民居民的道德义务，并开始重新思量对印度的治理方式，缓和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这也可视为作为政治家的伯克最重要的一项思想遗产。

美国政治学家艾萨克·克拉尼克(Isaac Kramnick)在《埃德蒙·伯克的愤怒：一位矛盾心理的保守主义者肖像》（1977）一书中指出，历史上存在 “两个伯克”：一个认同贵族秩序，另一个认同资产阶级革命。以伯克对待美法革命的不同态度为例：“前者例证了《关于和解的演讲》中的‘温和的美德’——自由、妥协、宗教宽容；后者例证了《法国革命论》中的‘冷酷的美德’——权威、传统、宗教组织。”而究其根源，克拉尼克认为伯克思想的矛盾性乃是由于英吉利的民族精神。对此，恩格斯曾作过经典阐述：“英吉利民族的特性是存在着未解决的矛盾，是截然相反的东西的合一。英国人是世界上最信宗教的民族，同时又是最不信宗教的民族；他们无法解决矛盾这一点贯串着全部英国哲学，并促使它走向经验和怀疑论。”具体到伯克本人的思想历程，正如希梅尔法布在《现代性之路：英法美启蒙运动之比较》一书中所言，伯克的矛盾性还源于他对光荣革命的美化与推崇。所谓1688年的“光荣革命”，事实上“既不光荣，也不革命”。它具有既反对专制,伸张自由,又维护秩序和权威的双重矛盾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特里维廉（G.M.Trevelyan）也曾指出，“它（光荣革命）既是自由的，又是保守的。”——这种两重性亦即光荣革命的特性，它对此后英国的历史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也是包括伯克在内的英国18世纪政治思想潮流的一个重要源泉。尽管如此，这一种矛盾性却丝毫不影响后人对伯克的理解和评价。

艾萨克·克拉尼克

两百余年后的今天，当人们重新审视伯克的政治生涯，毫无疑问能够作出下述判断，即伯克确实如他本人所言，“一生都在为别人的自由而斗争；除了对暴政的憎恶之外，他的胸腔中从未燃烧过持久的怒火或激情”。出于对民众的福祉的关注与爱护，伯克对绝对王权和贵族特权及其贪腐行径给予猛烈抨击，不仅得罪权贵阶层，更被政敌及别有用心之人指为“沽名钓誉”“精神错乱”。但正如同样身为政治家的丘吉尔总结的那样，“一方面，（他）是‘自由'坚定的传道者，另一方面，他又是‘权威'无比的拥护者。……他所面临的复杂易变的政治局面，会使任何具有同样深度和信念的灵魂都得出同样矛盾的看法。他的灵魂反抗暴政，不管这种暴政的表现是极权的君主、腐败的法庭和议会系统，还是一个表面上喊着自由的口号、实际上禁止自由的政府。这样的灵魂也使他反抗残忍的暴民和邪恶的教派。无论是支持自由的伯克，还是支持权威的伯克，我们从中读到都是追求同样的目标、同样的理想社会、同样的理想政府的同一个人。”这也是伯克对英国政治思想史的卓越贡献：政治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审慎的行动。正是出于这一信念，伯克在《论崇高与美》一文中宣称，“对于人所能做出的或遭遇到的任何事，我们永远不会允许自己成为冷漠的旁观者。”

（杨靖，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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