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心态破解信任赤字 中欧适应期或接近尾声（图）

中国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努力与欧盟的多边主义理念会是双方强化关系的基础吗（图源：新华社）

当今国际局势下，美国正朝着与其自身缔造的全球化道路截然相反的方向渐行渐远，在美国优先的理念之下，大举从当前世界格局中后退。而中国方面很显然将加强与欧洲的联系放在了战略布局的重要位置上，中国将多边主义理念作为中欧关系发展的重要抓手，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强调破解双边关系中的信任赤字，表明中方愈发重视提升外交的质量以及互信。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欧洲问题专家史志钦教授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中国如果在信息透明方面做到更好，很多对中国的指责也就不攻自破。

记者：中国在发展欧洲关系的时候有一个重要抓手，就是多边主义，中国领导人在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时也反复提到多边主义，因为欧盟的本质就是多边主义。

当然不能否认欧盟对中国的不满，比如贸易不够互惠，价值观并没有向欧洲靠拢，以及由于中国的影响力上升，地缘政治的担忧等等。但这些不和谐因素也并没有降低欧洲对中国这个重要合作伙伴的重视，尤其在美国践踏多边主义，而中国却在维护多边主义的情况下。

史志钦：反对单边主义，推动多边主义应该是中欧双边的重要共识，而且从实际情况来，双边在多边合作场合密切互动，比如在20国集团、在联合国等许多场合作。

密切合作不等于没有意见分歧，欧盟有时也会对中国的多边主义政策有所批评，认为中国的多边主义与欧盟的多边主义有所区别。

这大概与中国积极主导的新型的多边主义有关，比如我们认为方兴未艾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就一种多边主义模式，国内也是这样评价的。中国积极参与的其他多边外交如金砖国家及上海合作组织等。

欧盟会批评说，中国的多边主义是“对胃口了就提倡多边主义，不对胃口就不提多边主义”。中国有一句警句，批评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针对欧盟这种误解和批评，我们应该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理念，另一方面要更可能地加强沟通互动，打造战略互信的合作基础。

记者：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习近平在访欧期间的四方会谈中提出“四个赤字”，分别是，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对此你有什么解读？

史志钦：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年5月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演讲中曾经提到当今世界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及治理赤字”问题。2019年3月在法国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的演讲中，新增加一个“信任赤字”。

信任赤字确实是目前世界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习主席把信任比喻为“国际关系中最好的粘合剂”。当前世界的许多问题因信任不足而引起。中欧关系虽然合作是主流，但是不信任问题随时在困扰着双方。

如欧盟对当下中国的一些政策措施不够理解，认为中国已经放弃韬光养晦外交政策，跟随美国渲染中国要南海改变现状；根据西方的阴谋论理论，欧盟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是隐含某种政治雄心。德国的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中包含着权力，从战争论或者阴谋论的角度假定，中国的高铁修到哪里，中国的权力就会延申到哪里。原本是合作惠民的经济发展，被片面地理解为具有战略目的。习近平提出中欧要“相互信任，并肩前行非常重要。

习主席提出的加强互信，不仅适应于中欧关系，也适应于所有大国关系。比如在中美欧之间，特朗普出尔反尔单方面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影响了双方的互信。

我们希望在大国关系中不要因为双边关系的互动而影响第三方，比如中美关系的远近亲疏不应以第三方为代价，同样美欧关系及中欧关系的远近亲疏也不能波及第三方，这才是大国关系成熟的表现，也是大国互信的基础。

作为研究欧洲问题的学者，我尤其不希望中美关系的摩擦与互信不足波及到欧洲。我在欧洲调研的时候发现，欧洲的某些精英看待中国总是戴着有色眼镜，觉得我们做的一切都和别人不一样，认为我们提倡的多边主义是中国特色的多边主义。实质上这也是互信不足的一种表现。

记者：其实西方对于中国有很多片面甚至妖魔化的看法，比如新疆问题，常常被西方利用人权加以指责，多维采访过很多熟悉新疆事务的学者，据他们的看法，这些指责很多只是基于想象的事实。 

史志钦：我想这既有互信的问题，也有信息透明的问题。西方社会对于新疆、西藏的态度大多基于西方媒体的报道，这其中有其价值观的预设，也有信息的不准确，好多报道基于猜测假想，所谓的新疆再教育集中营，他们的数据就是根据盖了多少房子，一个房子里面住多少人等来猜测，等等。后来新疆自治区政府主动邀请西方媒体到新疆实地考察，许多谣言和指责不攻自破。 

当然，这也有中国的文化问题。我们虽然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但从人的本性来看我们更喜欢表扬而不是批评。几年前就有媒体提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有大国心态，要逐步地习惯别人的批评和指责，批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好事，有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比如新疆问题，实质上在遭遇国际社会的批评与指责后才有了改进。 

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变化和适应问题。我认为对于国际社会的善意批评，我们要抱着感谢的态度，这也是中国作为大国应该树立的心态。 

中国在慢慢融入世界，我们反对西方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同样我们也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西方。比如西方国家反复强调的国际规则，毕竟是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的规则，那么我们就不能张开闭口强调要建立自己的规则，或者在国际交往以改变国际规则为出发点。 

再比如再民主及民主制问题，我们可以批评西方民主的及其弊端，西方人自己也可以批评，但我们就不能坚持认为我们的制度及体制优越于西方，正如习主席反复强调的那样，一个国家的制度和体制就像一个人穿鞋子一样，合适不合适只有自己最有发言权。 

记者：并不是说要质疑西方的制度，或者认为它已经到了要彻底改变的时候，只不过西方制度运行这么多年，在当下各种发展问题的交织下，比如发展问题、难民危机、极右翼民粹主义抬头等等，如果制度不加以内部改革，会失去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史志钦：西方的制度已经百十年了，有很强的调试能力，要怎么改，现在还没有找到路径。 实际上，人类社会是在试错中前进的。西方的政治精英确实也意识到自己体制的短处与不足，也试图进行改革。但制度是有惯性的，任何人在条件不成熟时试图改革往往会碰壁，这已经在许多国家所验证。 

西方的制度在和平时期、稳定时期确实没什么可以挑剔的，但是它遇到危机、遇到困难时解决问题的能力比较弱。 

我过去曾经撰文讨论过这个问题。自从欧债危机以来，欧洲一直陷入困境之中，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相互交织，多数国家选举不断，但选举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一种市场拍卖，政客们为赢得选举而沦为“选票的绵羊”。结果造成大众的权力在膨胀，精英的权力在缩小。 一些政客为上台执政，一味地迎合选民的要求，不断许下新承诺，他们不是从国家全局和长远利益考虑，而更多考虑的是如何赢得选民的支持，最终被民意所劫持，结果造成国家错失改革良机，走到破产的边缘。 

但即使如此，欧洲多数民众并不觉得自己的民主制度不好，他们认为他们的政治制度是好的，不好的是那些政治精英，只有把那些政治精英赶下台，欧洲的问题就可以解决。这恰恰是各国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 当然，民粹主义政党同样会受到当今欧洲社会与制度的制约，他们要想解决这种根深蒂固的问题仍待时日。如果欧洲的整体经济形势得不到好转，这种制度困境还会继续下去。

记者：欧洲最近一两年它也开始确定制订了很多的产业政策，这一点和中国有点像。 

史志钦：实际上，欧盟一直非常重视产业政策。早在2012年10月，在欧洲经历债务危机后，欧盟委员会就制定了《一个强大的欧盟工业有利于增长和经济复苏》工业政策报告，又称新工业政策。该报告强调，欧盟为促进欧洲经济复苏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明确工业的核心地位，通过统一的工业政策提高欧盟竞争力，提出实现再工业化的目标，即工业在欧盟GDP中的占比将从目前的16%增至2020年的20%。 

不仅如此，欧盟最大的成员国德国也于2011年提出工业4.0的概念。所谓工业4.0就是强调利用信息化技术促进产业变革，也即是通过智能化促进产业变革。这一计划的核心是为了提高德国的工业竞争力。

应该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都非常重视产业的发展。我们中国也于2015年5月提出了“中国制造2015”。中国与德国曾有意愿实现两国的产业计划进行对接。我们希望这一对接在未来能顺利进行，不受外界的干扰与影响。 

记者：中国需要更开放的环境，建立基于市场和法制的体系，而欧洲则不应该过于陷入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迷思中。 

史志钦：中欧应该在这一领域加强合作，相互借鉴。长期以来，中国有一种理念是重结果不重过程乃至规则，而欧洲则重过程与程序，不重结果。 

我在与赴欧投资的企业交流过程中，许多企业家提到欧盟法律程序十分完备，比如说某个项目的工程书，在中国可能10页就能搞定，但是欧盟要求100页，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都要严格按照标准执行。包括在学术交流中，申请欧盟的合作项目手续非常繁琐、复杂，以至于很多人都不愿意申请欧洲的项目，因为特别繁琐。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过程繁琐可以避免后续的很多麻烦，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可以保证项目的高质量。中国媒体经常报道的所谓豆腐渣工程往往是在招投标过程中手续和程序不完备造成的。 

至于你所说的欧洲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迷思在欧洲虽然也会时有表现，欧洲某些政党虽然也曾一度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但这种情况同新自由主义在其他地区的深入影响相比，欧洲始终是比较警惕的。 

整体而言，欧洲一些国家的所谓的社会市场经济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当然，中国发展的高效率和高速度也同样受到欧洲一些学者及政党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