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性罪行法例改革姗姗来迟，LGBT等群体近七十年来的等待（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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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多岁的Z先生（化名）是一名跨性别男性，数年前，他遭到另一名同样是跨性别男性朋友的性侵犯。

几番考虑后，他选择不去报警，但遭到性侵犯一事仍然困扰着他。

其中一个不报警的原因，他是担心香港目前的性罪行法例难以让他得到保障，另一方面，“我还要再面对多一重的忧虑，就是我去报警的时候，他会将我视作为是甚么的性别？”

香港政府去年底表示，计划在今年就《检讨实质的性罪行》及《性罪行检讨中的判刑及相关事项》两份报告书提出的改革性罪行建议进行公众咨询，并会适时将修订建议提交立法会审议。

其中一个重要的改变是，是将“无分性别”作为其中一个改革性罪行的指导原则，这让Z先生这样的性／别小众及关注组织看到了希望。

图像来源，BBC News Chinese 目前香港的性罪行条例令性／别小众在遭到性侵后感到难被保障

香港现在的性罪行法例主要是沿用英格兰《1956年性罪行法令》。然而，英国在2003年已就有关法律实行重大改革，但香港至今仍然延用这套大半世纪前的法律。

在现行的香港《刑事罪行条例》将强奸（Rape）的定义为“任何男子与一名女子非法性交，而性交时该女子对此并不同意；及当时他知道该女子并不同意性交，或罔顾该女子是否对此同意。”

换言之， 香港法律定义下强奸罪，只适用于传统定义下的“男”与“女”，也意味只有男性才能干犯，亦只有女性才能是这个罪名之下的受害者，而强奸罪的范围只限于男性以阳具插入女性的阴道。当中规定，当事人性别依据出生证明书上的法定性别。

这导致LGBT和其它性／别小众（Sexual／Gender Minority，包括但不限于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人士、双性人等性小众和性别小众群体）在遭受性侵犯及性暴力时倍感无助，在寻求协助时也有诸多顾虑。

回到Z先生身上，他和侵犯者在法例性别定义下仍为女性，不存在现时法律定义上插入式性侵或强奸的基础。他认为即使报警，最大机会只能以罪名较轻、俗称“非礼罪”的猥亵侵犯罪来控告，这与他经历的创伤存有巨大落差。

身为跨性别一员的Z先生认为，目前香港与性罪行有关的法例并不足以保护他一样的性／别小众群体。

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法改会）在2012年进行性罪行检讨咨询时，早已将“无分性别”作为性罪行改革的指导原则之一。但相关法律修改却迟迟未有落实。

多年来，民间一直倡议进行性罪行立法改革，如以“插入式性侵犯”等控罪取代“强奸”，让以阳具以外（如手指或其他物件）的插入式行为或逼使受害者口交也能够被纳入新的控罪中。

Z先生期望政府尽快落实法律改革，让遭受到性侵伤害的性／别小众能够对司法制度下的保障重拾信心。

报警与否的挣扎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跨性别人士在考虑求助的过程里面会出现很多挣扎

遭到侵犯之后，Z先生曾经动过想要报警的念头，但基于各种原因，最终还是没有这样做到。

除了忧虑未必能够成功控告之外，Z先生说，他也不肯定在报警期间，他的跨性别身份会为他带来何种对待。

BBC中文曾向香港警方作出查询，若有跨性别人士就性罪行去报案的时候，警方现有的处理指引或流程是怎样。警方回复说，若有跨性别人士就性罪行报警，现时会以身分证明文件上列明的性别，作为处理调查及相关程序的依据。

警方回复指，认同报案人士可能有特别需要，会以体谅、切合实际及合理的方式去处理其需要。惟目前未有为跨性别人士统计相关的报案数字，主要仍然是以男、女两个性别作为性罪行统计的划分。

Z先生表示，在性罪行的受害者里面，从来不只有男性与女性，性／别小众也会面对这些状况。他希望，新的性罪行法例在剔除性别限定之后，让他拥有能够追究的权利。

根据修订建议，未经同意下以插入方式进行的性侵犯最高刑罚为终身监禁，而现行非礼罪名最高刑罚是十年监禁。

“无论是同志的关系里面，都一样会有受害者，又或者可能是跨性别，如果去到法律上没办法保障他们所受到的伤害的时候，其实大家就会直接失望，不会直接去诉诸法律。”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香港政府计划在今年就性罪行立法改革进行公众咨询

据香港中文大学性小众研究计划及跨性别资源中心于2021年公布的跨性别人士研究报告显示，有8.5%跨性别受访者曾被别人在违反个人意愿的情况下，强迫进行性接触，包括在公共空间使用厕所时违反个人意愿下的性接触。

跨性别团体“跨青时刻”的干事朱珀慧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表示不时都会听到跨性别人士遭到性暴力或性侵的求助，但这些个案里面，鲜少有人会选择报警。

无论是报警、或是法庭审讯，对于跨性别人士来说都会有所担忧，以至于在考虑求助的过程里面会出现很多挣扎。朱珀慧说：“我会觉得现在法律和司法程序的落后，其实是给不到性／别小众朋友有一种觉得法律在保护我的安全感。”

在她眼中，法律应该是保护所有人，但由于未能更新的观念和法例，都会导致已经遭遇性暴力对待、状态脆弱的性／别小众，更加容易受到伤害，“我们很难预期这样的制度和这样的社会是可以保护到大家。”

朱珀慧说：“归根究底，其实最理想的做法是性罪行不应该有性别指向。”

法庭缺乏对于LGBT的认知？

然而，即使遭遇性侵，尝试去报警求助、走过司法程序，能否成功定罪，又是另一回事。香港性罪行偏低的定罪率过往一直遭到外界诟病。

香港立法会秘书处一份研究显示，2000至2018年间，在向非政府组织求助的性罪行个案中，只有五成受害人、约1,818宗个案决定报警，经首次审讯的成功定罪率只有12%。

2020年，一名男子冒充女同志，透过女同志交友程式(APP) 认识了女同性恋者X小姐。其后，该名男子在隐暪其男性的身份、假扮女性的情况下，约X小姐到酒店，在未经同意下对其进行插入式性侵。

案件于2021年在香港的高等法院审讯后，陪审团以5比2大比数裁定被告强奸罪名不成立，判决的结果引起一片哗然。

X小姐的案件中，其中一个被人用作辩解的理由，是真诚相信事主同意进行性行为。“真诚但错误相信”事主同意，也是香港多宗性侵案件得以脱罪的理由。

结果出来后，不同关注团体均发声明表达对于司法制度的失望，判决也令到LGBT+社群、特别是女同志群体感到担忧。

裁决之后，X小姐透过香港关注性暴力组织“风雨兰”发出一份声明，表示在结果出来之后，只有一股沉重的无力感。在声明中，她表示作供期间，法官及大律师对于很多跟性小众有关的词汇都不甚了解，并需要在法庭上解释什么是LGBT，“每一个字都要解释。”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在报警的个案中，经首次审讯的成功定罪率只有12%。

X小姐近日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表示，她曾经以为会有胜算。在输了案件之后，她的情绪陷入低谷，也有过自杀的念头。

事发之后，X小姐去报了警，也向警方提供对话记录及证据，进行了一些认人程序、补录口供的过程后，很快律政司便已对被告作出起诉。没多久，她便需要准备出庭作供的事情。

在作供的过程中，有不少让她感到难受的时刻。

例如一些涉及她的性取向的盘问，辩方律师质疑她是双性恋者，“因为他们想知道究竟我是喜欢男生还是喜欢女生，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那宗案件的重点不是我喜欢男生还是女生，而是我那一刻就是想找一个女生，而那个人表明他是一个女生。”

这些盘问，也让她感到不太舒服。

X小姐认为，法庭上缺乏对于性别意识的理解，会导致难以理解发生在性小众身上的性罪行，“莫论去相信一个性小众的证供。”

“如果一些性暴力，不是一般（理解）有个男人抓住女人去强奸，要去证明这件事、要去解释给陪审团听，会有一定的困难。”X小姐说。

“同意”的缺失何以助加害者脱罪

在缺乏对“同意”（consent）有明确的法律定义下，过往的案件中，若法官对陪审团指出“被告真诚相信事主同意性交，即使被告出于误会，强奸罪名便会不成立”，案件亦会被判罪名不成立。

目前的法例下，重点落在受害人有否在事发的时候表达过不同意，而被告人在知悉受害人在不同意的情况下、或罔顾其是否同意，仍继续进行性行为。意即受害人需要证明自己曾经积极表达不同意。

包括加拿大、英格兰及威尔斯、苏格兰、南澳大利亚等海外司法管辖区已经就“同意”一词赋予法定定义，意即是“自由及自愿”对涉及性的行为给予同意。

目前香港性罪行沿用的是“违反意愿模式”，加拿大、瑞典等国家已就性侵罪行实施“积极同意模式”（affirmative consent），即被告需要证明在进行性行为之前，有否采取步骤确认对方是在自愿情况下进行。

图像来源，BBC News Chinese

另一方面，X小姐表示在自己的案件中，也涉及到对于同意范围理解的偏差。她会忧虑，陪审团会否认为她同意了跟被告到酒店见面，就等于同意所有涉及性的事情都可以发生，“在见面之前，那时我都list（列出）了很多我愿意玩和不愿意玩的东西，这些都是一个conditions（条件），我的同意都是基于我只愿意玩这些，而你建议的某些我是不愿意玩，如果玩了，也是没有同意。”

根据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于2019年发表的《检讨实质的性罪行》报告书，里面其中一项建议是同意的范围，包括“对个别涉及性的行为给予同意，本身并不暗示对任何其他涉及性的行为给予同意”。

X小姐认为，由于目前法律上并没有就“同意”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对于“有条件的同意”更是没有法例可循，“就会影响法官如何去告诉陪审团关于同意这件事…可能都会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

经刑事审讯之后，在法庭宣判被告无罪之后，X小姐在义务律师的协助下，目前正争取从民事途径获得应有的判决，对于她来说，她希望能够证明这件事曾经有发生过，也在想还有什么方式可以为自己去争取公义。

X小姐期待能尽快改革现时的性罪行法例，她认为，若果迟迟未能改革，最直接的后果，是会令更多受害人放弃报案，“放弃去参与这个司法程序，这样只会令到加害者逃之夭夭。”

进退两难的男性受害者

这种在性罪行法例上面的模糊性，对于“同意”在法律定义上的缺失，也会让一些受害者在受害的当刻感到困惑，犹豫不定是否该报警求助。

2017年夏天，H先生（化名）遭到他的法律界前辈侵犯。

该名男性前辈以收其作徒弟为名，透过通讯软件询问H先生是否愿意裸露臀部让他以藤条挥打，并且邀请他到自己的私人住处，当时H先生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对方预设的“前戏”一部分，而将这视为“拜师仪式”，故答应了并且前往。

事发当日，在执行“拜师仪式”的过程当中，H先生感觉到臀部被抚摸，意识到自己遭到性侵，感到不适，要求对方停止。在这段期间，H先生亦察觉到对方出现生理反应，这让他感到不安，也担心会被进一步侵犯。

事后，该名前辈向其发送露骨讯息，内容同样让他感到不适，同时也令H先生确认对方借由拜师的名义来对他进行性侵犯。

事发六年之后，H先生在与义务律师商讨之后，终于决定报警。

H先生对BBC解释说，案发当晚之后，我已经觉得是受到侵犯，但不知如何去跟进。由于法律上的模糊，即使当时他正修读法律，也无法厘清自己的处境。

他说，这种不知该如何跟进的状态，来自于他觉得自己好像是有份“同意”了这件事情的发生，“他不是骗你，你自己上去，他没有迫你。”

这样的困扰一直伴随着他，期间的情绪起伏不稳，H先生曾经尝试过向团体求助，也见过心理辅导员，但他依然希望能够报警、透过司法途径让加害者获得应有的后果。

目前，警方已为H先生的案件立案，他希望案件最终能够进入到法庭审讯的阶段，修读法律的H先生认为，若果目前有关性罪行的法例没有更新的话，这些情况会变得难以处理，“所以为何我们现在要做法律改革，我们想它更加明确，更加容易理解，更加容易执法。”

在现行法例下，H先生的案件同样被归纳为俗称“非礼罪”的猥亵侵犯罪之下，但法改会发表的报告书中，建议日后应以新的“性侵犯”罪取代猥亵侵犯罪，而未经同意、涉及性的触摸应是新法例中性侵犯罪的构成元素。

每拖延多一年，就会有更多伤害

外界一直有批评认为香港的性罪行法例陈旧，未能有效保障到包括LGBT及其他性／别小众在内的性侵受害者。民间已就性罪行改革倡议多年。

2006年，因应现存的性罪行法律遭到外界批评，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获委托设立了性罪行检讨小组委员会，负责就有关法律的现况进行研究和提出意见，并且提出改革建议。

2019年，性罪行检讨小组委员会发表《检讨实质的性罪行》报告书，就多项实质的性罪行提出最终建议，包括订立一系列未经同意下进行的性罪行，并于2022年就性罪行的刑罚提出最终建议报告书。

根据《检讨实质的性罪行》报告书，对于性罪行的法律改革应依据尊重性自主权、保护原则、无分性别、避免基于性倾向而作出区别等指导原则。

当中涉及多项建议，主要包括就涉及性的行为订立“同意”一词的法定定义、摒弃“强奸”一词而改为“未经同意下以插入方式进行的性侵犯”、以新的“性侵犯”罪取代“猥亵侵犯”罪、订立为性目的诱识儿童的罪行、建议新订涉及精神缺损人士的罪行等。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张达明（左）是香港法改会性罪行检讨小组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去年退休的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是法改会性罪行检讨小组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对于历时16年的工作，被外界认为进展缓慢，张达明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表示，“整个性罪行的检讨，其实本身议题是复杂的，所以需要时间。”

对于香港目前仍然沿用英格兰《1956年性罪行法令》作为性罪行的蓝本，张达明坦言这样的法例框架过时、不足，“整体的框架其实真的已经过时，是不适切和有不足的地方。”

这两份报告书里，提出了超过70项建议。但在发表报告书之后，政府就修改性罪行相关法例方面，一直没有任何消息。

张达明认为这样的情况并不理想，表示这样或会让当时做过的研究有机会过时，他也担心建议的法例愈迟落实，“便有可能令到有些需要受保护的人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2024年底，香港立法会议员狄志远曾在立法会上，就性罪行法律改革的工作进度提出书面质询。香港保安局在答复时表示，政府计划在2025年内就落实《检讨实质的性罪行》及《性罪行检讨中的判刑及相关事项》两份报告书所涉及的法例修订建议进行公众咨询，并会适时将修订建议提交立法会审议。

狄志远告诉BBC中文，民间已有不少声音要求改革现行的性罪行法例，加上性罪行的犯案形式也起了变化，认为有着改革的迫切性。他认为政府在这方面未够积极主动，希望最晚能于下个立法年度展开法例修订的工作。

“风雨兰”倡议主任叶卓怡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表示，目前的性罪行法例是以异性恋、顺性别本位出发，但在LGBT+群体里面同样会有性暴力的发生，“举例如女同志之间的性爱未必涉及一个阳具，但不代表性暴力不会在里面发生，也可以有（其它）插入式的性行为，那个伤害也可以一样大。”

图像来源，BBC Chinese News 风雨兰倡议主任叶卓怡

叶卓怡表示，基于大半个世纪前所写下的法例，那时的社会脉络与环境也有所不同，“以一个反抗为本的角度去理解性罪行，觉得你要很激烈拒绝。”

随着时代的转变，大众对于性罪行也有了不同的看待和理解，当愈来愈多性侵受害者公开地分享自己过往的遭遇、近年#MeToo运动的出现，也让大众了解到除了反抗、逃离的反应之外，也会出现僵住、无法动弹的情况，“其实有很多状态她们是会freeze（僵住）了，她们会给不到反应，我想很多这些理解其实都要随着时代去更新。”

“所以我想某程度上，它不单只是一个条文的转变，它也是一个观念的转变，”叶卓怡说。

叶卓怡认为，只要性罪行法律改革每拖延多一年，就会有更多的受害者在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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