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先行，莫迪寻求再连任（图）

4月19日，印度人民院（议会下院）第18届选举第一阶段投票正式开始。这场“马拉松式”的选举分7个阶段进行，将持续到6月1日。现任总理莫迪正在带领执政党印度人民党（以下简称“印人党”），再度寻求连任。

本次大选前，一轮高调的反腐风暴席卷该国。除了印度反对派领导人阿尔文德·凯杰里瓦尔在大选前几周因腐败指控被捕外，实行了七年之久的选举债券机制被宣布违宪禁止发行。

在竞选活动中，莫迪向选民保证，过去10年，民众看到的只是“预告片”，政府未来会有更多反腐动作。“我来向你们保证，我们将继续打击每一个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

但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印度腐败问题的根源在其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对于莫迪本人来说，连任几乎没有悬念。但要想在印度根除腐败，还面临诸多挑战。

4月17日，印度阿萨姆邦，印度总理莫迪（右）在一场竞选活动中演奏传统鼓。图/视觉中国

执政党兑换7.3亿美元选举债券

3月末，印度中央执法局逮捕了该国反对党平民党领导人、德里首席部长凯杰里瓦尔。现年55岁的凯杰里瓦尔，2012年创建平民党，一直以反腐斗士面貌示人。平民党党徽上有一把扫帚，象征扫除腐败。

印度中央执法局称，凯杰里瓦尔涉嫌“酒类销售政策欺诈”，该党多位部长在两年前收受酒类承包商10亿卢比（约合人民币8700万元）的贿赂。

这一轮大规模反腐风暴，从去年就已经开始。2023年2月和2023年10月，印度中央执法局逮捕了凯杰里瓦尔的副手曼尼什·西索迪亚和平民党议员桑贾伊·辛格。

这次选举前夕，由国民大会党（以下简称“国大党”）、平民党等26个反对党组成的印度反对党联盟在新德里举行名为“拯救民主”的大规模集会，声援凯杰里瓦尔。国大党还指责莫迪滥用政府机构，为政治利益而将反对党人士作为调查目标。他们指控称，印度中央执法局在过去10年调查了近150名国大党人士，而仅有6位印人党人士遭到调查。

对此，4月初，莫迪在北阿坎德邦鲁德拉普尔的竞选集会上作出回应，他表示：“无论他们如何威胁和辱骂我，我都不会害怕他们。”他还承诺，在他的第三任期内，反腐行动将更加“严厉”。

然而，就在莫迪发表此番言论之际，印人党也陷入了腐败丑闻。印度最高法院2月宣布，实施7年的选举债券机制违宪，下令相关银行停止继续发行。

印度前财政部部长、人民党议员阿伦·贾伊特利于2017年提出选举债券制度。根据此项制度，捐献者可购买印度国家银行（SBI）发行的债券，再匿名捐给支持的政党，政党收到后再向该银行兑现。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钱峰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7年的实践表明，该制度的漏洞很大，匿名捐赠政治献金的做法严重违背了政治透明和问责的原则，捐助企业不仅可以匿名购买选举债券，而且购买的金额也没有限制，成为财阀与政客相互利益输送的又一条渠道。

印度最高法院判决该机制违宪后，要求印度国家银行在3月初之前向印度选举委员会提供收到债券政党的详细资料。数据显示，从2019年4月到2024年1月，印度执政党印人党是收到选举债券最多的政党。截至2023年3月，在各政党已经兑换的所有选举债券中，印人党合计收到约7.3亿美元，占选举债券总额的48％左右，而主要反对党国大党同期兑换债券约1.71亿美元，占债券总额的11％。调查数据还显示，从制药公司到建筑公司，过去五年中受到中央执法机构调查的所有排名前十的企业捐助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向印人党支付了费用，累计超过130亿卢比。

在印度选举委员会公布上述数据的一天后，国会抨击称这些债券是印度“最高级别的骗局和腐败”。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教授、印度经济学家普拉纳布·巴尔丹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近年来印人党一直是支出最大的政党，随着选举成本越来越高，腐败现象自然也会加剧。而政治献金问题，早已成为“房间里的大象”。

钱峰认为，长期以来，印度“黑色经济”盛行，一直成为政治腐败的催化剂，不仅严重阻碍了印度经济的发展，也是印度政治选举的顽疾，倍受舆论和民众的诟病。

在印度知名经济学家阿伦·库马尔看来，印度“黑色经济”是包括产生“黑色收入”（即“黑金”）的所有活动。这种“黑色经济”不仅存在于非法经济活动中，也存在于合法的经济活动中，比如商人、医生等在提供产品和服务后获得收入但不纳税。

此次废除选举债券，只会推动印度政党通过其他灰色途径募集资金。各政党仍将会转向旧模式，即允许企业和个人使用现金进行政治捐款，这会让资金的来源更不透明。

打击“黑金”成效甚微

带着发展经济和打击腐败的许诺，莫迪于2014年首次当选印度总理。莫迪上台之初，承诺将追回印度在海外的所有“黑金”，并将其分给印度民众，确保“每个印度人的银行账户存款150万卢比”。为此，莫迪政府相继出台了《外汇法案》《收入申报计划》，并于2016年发起声势浩大的“废钞运动”。

根据这项运动，印度政府宣布废除面额500卢比和1000卢比的纸币。当时莫迪政府曾期望“废钞令”至少消灭3万亿到4万亿卢比的“黑金”，但印度储备银行数据显示，99％的因“废钞令”而失效的货币又回到了银行系统。在价值15.41万亿卢比的作废纸币中，价值15.31万亿卢比的纸币被退回到银行系统。

在钱峰看来，上述种种举措成效甚微，并没有改变政治腐败的态势，也没有对推动经济发展产生实质影响。

普拉纳布·巴尔丹也认为，废钞本身不会改变印度腐败的结构性根源。富人们有能力通过中间人找到办法，这导致部分返还的资金本身就是“黑金”。他同时指出，废钞反倒是对穷人构成重大打击。推行计划之初，政府没有准备足够的纸币让公众兑换，普通民众要花一整天排队到提款机取款，其间甚至出现过致人死亡的惨案。

一些经济学家还发现，莫迪执政期间，印度富豪的整体资本进一步增加。今年4月福布斯公布的2024年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上，印度富豪从去年的169位上榜增加到了200位，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些印度人的总资产为9540亿美元，较2023年的6750亿美元增长了41％。其中印度信实工业集团董事总经理穆克什·安巴尼以净资产1160亿美元成为印度首富，亚洲排名第一，全球排名第九。而阿达尼集团的创始人兼董事长高塔姆·阿达尼的净资产为840亿美元，印度排名第二。

最近几年，安巴尼与阿达尼始终轮流坐庄印度首富之位。《经济学人》杂志甚至将印度经济形容为“AA制经济”，原因是这两位富豪的名字都以A开头，他们所控制的公司总收入之高相当于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4％，同时还承担了上市非金融企业25％的资本支出。在过去几年，他们的个人财富实现了成倍增长。

《经济学人》援引经济学家的观点总结称，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富豪的宏伟抱负与莫迪对该国经济发展的抱负不谋而合。政府仍然监管着数百家国有企业，但人们对它们刺激经济增长的能力早已失去信心。相反，对于重工业和基础设施，政府的希望越来越多地寄托在少数私营企业身上。

法国研究机构世界不平等实验室今年3月的一项新研究指出，如今以印度现代资产阶级为首的“亿万富翁统治时期”，比以殖民主义势力为首的英国统治时期更不平等。这份报告聚焦于2014年至2022年，即莫迪执政的前八年。

缺失数据的经济“成绩单”

在莫迪执政的10年中，印度的“经济奇迹”引发全球关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印度在2021年第四季度就已经在GDP总量上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排名跃升了四位。到2023年，印度GDP达到3.7万亿美元。

在每一次竞选集会上，莫迪也频频提起印度经济的崛起，并将经济增长视为他任内最大的成就之一。他还承诺，在2047年，也就是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独立100周年，印度将从目前的中等收入国家，跃升至发达国家行列。为了这一次目标，他必须继续执政。

钱峰分析称，“莫迪经济学”源于莫迪主政古吉拉特邦12年的成功经验，其目标是打造“新印度”，核心是加速发展，手段是优化劳动力、资本、基础设施、资源、技术和制度等增长要素，打破常规，强力改革，释放潜能。这也是印度目前GDP成为世界第五、增速排名前列的主要原因。当然，“莫迪经济学”的不俗成绩单离不开以居民消费为主体的消费驱动，以及原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总体保持稳定等内外因素。

在钱峰看来，莫迪的一些改革举措确实瞄准了长期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弊端，做了之前印度好多届政府想做但没有做、做不了的事。而在“莫迪经济学”光鲜亮眼一面的背后，也掩盖不住就业岗位不足、贫富悬殊巨大、政府财政赤字庞大等另一面。

不过，除了快速增长的GDP数据，印度其他的经济表现很难准确评估。根据《印度快报》等媒体报道，从2011年以来，印度政府就没有公布有关贫困和就业的权威数据。这导致分析师只能使用非官方机构的替代数据源，但这些数据源不如印度政府大规模且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消费和就业调查可靠。印度国家贫困统计局原本打算在 2017至2018 年度进行一项相关调查，却被叫停。

直到距离选举开始不到两个月，印度政府发布了一份情况说明书，称印度的贫困率在2022年降至历史最低点。有经济学者发现，该结果基于印度政府进行的一项大型消费调查，并没有公开详细数据以供独立分析。

此外，大选前的民调还显示，失业率上升和通货膨胀是许多选民担忧的问题。目前印度约40％的工人仍然从事农业，只有大约20％的工人从事制造业或IT等商业。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3月的一份报告，15岁至29岁之间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比没有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更有可能失业，这反映出“他们的愿望与现有工作不匹配”。报告补充说，印度的青年失业率目前高于全球水平。

“反腐牌”

普拉纳布·巴尔丹出生于加尔各答，曾著有《印度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他指出，印度目前正处于人口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大量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使得就业问题更加紧迫。但在非农业、服务业领域，薪酬优渥、有较高技能要求的工作岗位稀缺，而政府通过支持严格监管行业的集团以及资本密集型企业集团，加剧了这一问题。

普拉纳布·巴尔丹认为，更有效的办法是重点支持规模较小、通常也是非官方背景的企业，这些企业有潜力创造所需的就业机会。但目前印度企业高度集中化，一些超级巨头的垄断地位更加凸显。这也使得结构性改革和加强竞争政策的必要性变得更加紧迫。

在印度，商业与政治密切关系已经存在了几十年，近些年尤为突出。以刚刚被叫停的选举债券为例，发行面值从1千、1万、10万、100万、1000万卢比不等。而历史记录显示，在过去几年所发行的债券中，高达94％的占比都是1000万卢比的面值。这也意味着，大企业和高净值个人拥有绝对影响力。

就在本次大选之前，印度当局还查获了创纪录数量的贿赂品，包括现金、酒类、毒品和贵金属。印度选举委员会4月15日透露，自3月份以来已收回价值略高于5.5亿美元的贿赂金，这是该国75年选举历史上金额最高的一次。

在这样的形势下，莫迪再度誓言加大反腐力度。有分析认为，印人党正在利用此轮“反腐”行动，巩固自身优势，以期顺利开启第三个任期。

印度的腐败问题根深蒂固，甚至与特殊的国情社情民情密不可分，这都决定了莫迪反腐工作在今后5年难言顺利。在钱峰看来，这主要与三方面的原因有关：

首先，政治腐败严重。一些传统政治世家很容易与经济利益结合，以政治权力攫取经济利益，用经济实力控制政治运行，形成了现代选举政治与传统家族政治的腐败联姻。

其次，官场权钱交易盛行。印度经济步入快车道后，权力寻租空间大，而官员薪资低微，使得腐败在印度成为一种内在有动力、外在少监管、轻易能得逞的行为。高级官员和政客们接受贿赂去做不该做的事，而下级官员索贿后才愿意做本该做的事。

第三，传统社会文化助长腐败风气。印度传统文化要求人们首先效忠于所属的家庭和种姓，而不是国家或整个社会。在强烈的同族、同种姓观念支配下，官员利用职权为家族或集团成员谋取利益就成为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同时，印度全国80％的人口信奉印度教。对于腐败问题，只要没有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印度教徒一般都会选择容忍。这为腐败分子逃脱罪责提供了社会氛围。

目前，反对党联盟正寻求以“敲诈勒索”和“交换条件”的罪名围堵印人党，但《外交家》杂志援引印度政界人士的话指出，这个问题可能不会对选举产生任何重大影响。在印度，仅靠腐败指控就足以瓦解政府的情况很少见。

钱峰也认为，印人党的形象和莫迪政府的形象可能会因腐败问题受损，但不会对莫迪个人的形象带来显著的冲击，最多是惩治不力、疏于监管、失察失责等问题。莫迪个人在印度鲜有涉腐传闻，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家族裙带关系。这也是他民调支持率长期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此外，相较于2019年，由于反对党缺乏领军政治人物、强大的动员网络、雄厚的资金支持，莫迪此次选举的优势更加牢固。从很大程度上，如果印人党在选举中“三连胜”，不是选民再次选择了印人党，而是再次选择了莫迪。

4月19日18时，第一阶段投票结束后，虽然正式结果未公布，但莫迪在社交媒体发帖，高调向选民表示感谢。他指出，当天的投票是极好的民意反馈，印度人民对执政党的支持创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