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宝龙五大要求皆落空？香港特区政府算了一笔糊涂账（图）

目前香港第五波疫情遭遇重大挑战，单日确诊人数接连创下疫情以来新高，2月11日单日新增达到1,325例，因检测能力有限，各区纷纷排起了长龙，民众怨声载道。

在防疫的关键时期，香港社会却还在围绕“动态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拉锯。同时按照北京部署，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11日率代表团抵达深圳，准备12日出席第二次内地与香港新冠肺炎疫情专题交流会。

针对香港抗疫情况，以及疫情揭示出的诸多问题，多维新闻记者采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以下为访谈实录。

多维：你日前就香港防疫问题撰文，其中开篇即谈到了香港的“AO党”的敷衍塞责，原文这样写道：“香港的AO党们（政务官）并未真心实意按照动态清零的原则和机制严格执行，而是敷衍了事，无心无力，最终破防。他们的破防有着强大的西方参照系，那是一个与病毒共存的参照系，是所谓西方民主世界的防疫模式和标准。”基于香港政务官的对标与心理，是否意味着这次防疫破防是预料之中的？

田飞龙：香港的抗疫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在西方模式跟中国模式之间左右为难，动态清零没做到，与病毒共存又难以选择，我们还是要深入去追究原因。香港做不到动态清零，AO党或者说政府管治团队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他们没有建立强有力的领导，也没有制定真正向内地标准看齐的、也符合香港实际的动态追踪、隔离、管控、清零的预案执行机制。所以动态清零只是口号上的，只是表面形式上的，只是流于程序操作上的，并没有一个真正强有力的制度、动员体系、资源体系去支撑。

与病毒共存不仅是政治不正确，也是民生不正确。它涉及到香港的经济民生，以及香港的基本利益，到底是与国家抗疫一致化，融合发展，在“一国两制”框架内谋求定位跟发展，还是放任与病毒共存，与欧美相通，从而跟国家渐行渐远，并且还要付出非常高的无法融入国家的战略代价。因为如果与病毒共存，而不能够做到清零与内地通关，也就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北部都会区这些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对香港发展非常关键的战略，香港要拖后腿、要掉队，所以不仅仅是政治不正确，也是民生的不正确，以及战略机遇的流失。

我们注意到，中央层面和香港社会层面，对香港防疫上的两难困境有不同的讨论，民怨也非常高，而且意见非常不一致。这方面的讨论希望尽快有一个清晰的思路，这个思路在原则上应该坚持“动态清零”。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不能过分强调制度、社会的特殊性，动态清零本身是科学的、理想的，而且是与国家的体制能够协调的唯一的方案跟路径，其他方案跟路径可能一时有利于香港躺平及缓解抗疫疲劳，与欧美通关，但是长期来讲，会使得香港“一国两制”的转型融合发展付出越来越大的长期代价。

所以两相权衡，香港应该咬紧牙关闯过动态清零的难关，与内地率先通关，这才是香港正确的选择，而AO党们，恰恰在这个战略的问题上没有大局意识，没有高度，没有对民生以及对“一国两制”转型发展负责任的态度。他们确实是我文章里写的敷衍了事，内心崇拜并对标西方的抗疫模式，认为西方做不到的他们也做不到，如果内地做到了一定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比如说自由的代价，人权的代价等等。他们只会算小帐，困在自己知识和行政经验的舒适区里走不出来，看不到民生与融合发展的大政治，所以这些AO党们本身是要负上责任的。

多维：香港过去两年遭遇总计五次疫情袭扰，为何这一次会暴露出如此多的问题？除了疫情本身的严峻外，还有哪些结构性问题？

田飞龙：这次客观上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传染性更强，对原有的防疫体系破坏性也更大，港府对此没有做好升级的预案和应对。尤其是春节期间，放任管控出现了一些传染的风险点，比如出现了“洪门宴”事件导致社区传播风险，坚持对国泰机组豁免检疫或者说宽松化检疫，这也是外防输入方面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这一点也显示，AO党们还是一心一意的想与西方通关。另外经过两年时间的防疫，整个社会产生了防疫疲劳症，这方面如果政府不加强防疫法规的执行，以及惩戒的力度，仅仅靠市民的配合，靠个人的自觉，是很难奏效的。

多维：这一波疫情无疑是对香港管治团队治理效能的一次大考。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国安法实施一周年的讲话中提到，管治好香港绝非易事，没有点真本领是不行的。香港当前的形势以及未来发展面临诸多挑战，管治者需要回答五个“能不能”的问题：能不能始终把握好香港“一国两制”实践大方向？能不能坚守为民情怀？能不能破解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能不能巩固和提升香港的竞争力？能不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香港更好发展？

你在文中也写道，“要真正锻造一支切合‘一国两制’的爱国者管治队伍，凸显‘坚定爱国者’的贤能本质和领导力，制度改革只是第一步，其后续改造过程错综复杂，包括中央在内的各方需有清醒认识和心理准备。”在你看来，当前香港的爱国者管治队伍的治理能力，与中央的期待和要求有多大差距？你在中央提出“爱国者治港”之后率先提出要警惕“忠诚的废物”，经由一年多时间的观察，尤其是今次这波疫情的检验，是否验证了“忠诚的废物”这一预见？

田飞龙：我现在写文章和接受采访都不大提“忠诚的废物”了，因为这对香港社会本来是善意的鞭策，不针对任何个人和团体，但是却容易使一些人精神过敏并做出过激反应，出现一种情绪化的表现，最终模糊了问题焦点和努力的方向。我发现他们中有些人还真是缺乏格局且小气自私，当然总有人会走出那种狭隘格局和能力短板状态的，“爱国者治港”的竞争性和流动性是一种“水流”式的净化机制，我相信长期来看还是“良币”而不是“劣币”的天下。当然，其间的复杂考验、曲折甚至内部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也希望鼓励他们反思和自我修炼，达到“坚定爱国者”或“贤能爱国者”的规范标准。如此才是“一国两制”下半场之幸。

虽然不再常用这个说法了，但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我认为以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来重构香港的制度体系和管治队伍是“一国两制”2.0版的关键。香港的管治队伍、管治文化以及他们所习惯的管治传统，并不是严格符合或者在支撑坚定爱国者、贤能爱国者的改革方向。有些改革措施已经启动，但大的改革还没有落实和奏效。

从这次疫情防控来看，目前香港管治队伍并没有真正达到“坚定爱国者”的要求，也没有达到夏宝龙主任所讲的这个“五个能不能”的要求。比如“能不能始终把握好一国两制实践大方向”，他们就不能把握，他们认为“一国两制”还是与西方通关，留在香港原有国际地位的舒适区里，没有看到融合发展，对标国家体制，与国家一起开辟全球化空间，才是“一国两制”实践的大方向，他们中很多人掉队落伍的现象是显著的。

再比如“能不能坚守为民情怀”，也没能做到，在部分楼宇被封控期间，出现了食物供应断档问题，甚至还有老人孤独至死，公务员团队也没能很好地组织起来投入到防疫一线。公务员只计算自己的利益，防疫工作多做一点、温心一点、自我牺牲一点都是苛求，都觉得自己亏了。最近一段时间，在深圳湾口岸涌现了大量的逃港返内地的人。这其实都应该印证了香港管治者没有真正做到为民的情怀。

另外的三个能不能——能不能破解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能不能巩固和提升香港的竞争力，能不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香港更好发展，疫情管控也充分暴露了这些方面的问题，和管治团队能力的不足。这是一次非常直接的测试，香港管治团队在其中的表现不能称为合格、满意。当然，他们还需要切实进行反思和改正。

多维：面对急转直下的香港疫情，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于6日和7日分别刊发的评论文章，“警告”香港必须坚持“动态清零”，必须向内地看齐，不能也不应该向欧美看齐，选择躺平，与病毒共存。《人民日报》则更直接的警告，“‘动态清零’有利于香港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应算清楚民生账、长远账、总体账，绝不能被一时困难遮蔽双眼。”10日，港澳办首次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就香港疫情发声，除了表达中央保障对港蔬菜、鲜活食品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供应外，还再次明确了中央对香港必须坚持“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的要求。

你在文中，也系统全面剖析了香港为何会在“动态清零”和“与病毒共存”之间左右摇摆和左右为难，以及香港为何必须坚持“动态清零”。在你看来，香港的民生账、长远账、总体账具体为何？该怎么“算清楚”？

田飞龙：首先从民生账来看，香港经济民生对内地的依赖是非常大的，所以与内地通关进入内地防疫体制对于缓解疫情带来的经济民生欠帐，保障香港基本民生是非常关键的。与欧美通关只能满足那些AO党们，那些香港的精英，他们的（家庭）利益与欧美更紧密挂钩。所以香港特区政府选择与内地通关，还是与欧美通关，显示出来的是政治站位和立场问题，背后则是民生的大问题。事实证明，这笔民生账他们明显算糊涂了。

其次是长远帐和总体帐。现在内地的疫情防控越来越精准化，应该说内地动态清零的成本在不断降低，内地率先走出疫情重启经济、启动大湾区发展应该说收益越来越大。林郑月娥发布的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中，北部都会区要对接大湾区深度融合，这是长远账和总体帐。如果香港不能动态清零，不能与内地通关，这些长远帐、总体帐都没法算下去，香港就没有未来。香港即便与欧美通关了，在战略上还是掉队了，这对香港来说是非常大的损失。此外，如果香港这次不能通过动态清零获得中央的信任，也就意味着爱国者治港在制度上，在管治能力上没有出现有效的提升，这势必损害中央对香港管治团队与自治能力的基本信任，对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地位和角色也会有不利影响。

多维：目前，香港社会不少人呼吁内地支援香港，深圳防疫人员和物资也已经陆续抵港，协助香港进行核酸检测等事宜。你在文中写道，“一国两制”决定了中央不可能直接接管或直接指令，而只能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持。然而，就像西方抗疫失败不是因为人力、物力资源匮乏一样，中央对香港的资源性支持难以改变香港抗疫的基本制度和价值观，难以弥合“两制”凸显的鸿沟。

在你看来，除了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中央针对香港防疫的底线为何？根据香港城市大学生物医学系团队利用数学模型所做的推算，香港第五波疫情可能会令约25万人感染，本轮疫情2月底或3月会达高峰。如果最糟糕的局面出现，中央会怎么办？会不会如在香港问题上持续写作的KOL“兔主席”所言，最终香港将不得不成为那只带有“试点意义”的小白鼠？

田飞龙：香港疫情还在发展过程当中，你也提到了多种预测模型都表明，未来一个多月还会进一步达到一个峰值，这样的形势已经造成香港社会一定程度的恐慌，助推了很多香港人闯关进入内地，这不是长久之计。香港的防疫还没有到有资格躺平，或者可以不做出努力的地步。

这个过程中，中央的支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我们都知道内地在实现区域性动态清理方面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从早期的武汉到后来的西安，都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样的动态清零背后有一个共同体的模式，对每个人不抛弃不放弃，用整体力量帮助一个地方摆脱困境，实现共同的健康和安全。在全球防疫层面，中国也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模式去做的，而不是西方那样的防疫政治化、疫苗民族主义以及片面宣扬与病毒共存的不负责任的模式。

“一国两制”下香港的防疫要达到动态清零，也不可能免于这样一个共同体逻辑。中央的总体部署包括广东等地方医疗物资的援助，是香港走出疫情困境非常关键的因素，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要看特区政府，以及香港社会本身要痛定思痛，要意识到动态清零为什么是对香港最有利、利益最大化的一个选择，能够忍受小痛而真正走出的困境。

至于中央会否出手，实际上已经出手了。但中央的出手只能在“一国两制”框架之下，与中央对武汉、对西安的出手不一样。内地有自己的动员体制，每一个地方都有党委的领导，这个动员体制对于应急防疫的动态清零是非常有效的，所以从武汉到西安，虽然过程有波折，最后还是扛过去了，且清零经验越来越成熟，清零总体成本越来愈低。

相对来说，香港要更困难一点，但危机中也有新机，倒逼香港社会凝聚起更强的信心，以及制度本身发生一系列的调整与变化。香港绝对不能落入某些人所讲的作为与西方“病毒共存”试点意义上的“小白鼠”。因为这个“小白鼠”毫无意义，容易陷入死循环，且不符合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要求，跟国家防疫的大政策和国家整个发展进程是脱节的，而且内地也不会因为香港的这个“小白鼠”的试点，改变自己的防疫体制。

反而是香港应该对标内地的防疫标准，做西方的“小白鼠”，示范给西方看，看看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是怎么样实现“动态清零”的。有些人想得天真，预设了西方模式的规范正确性，把香港“一国两制”下的特区防疫的意义恰好说反了，这也是其大事件判断的失察之处。

多维：香港第五波疫情迅猛蔓延，原定于3月27日举行的香港特首选举料不会受到很大影响。林郑月娥日前表示，由于特首选举选民人数不如立会多，选举期间的防控工作较易进行，暂时看不到疫情会令选举押后。

经历过修例风波的重创，中央又以雷霆手段推出了香港国安法，并对选举制度进行改革，今年也是香港回归25周年，香港面临着如何由乱转治、由治及兴，以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迫切任务。特区政府在第五波疫情防控上暴露出的治理能力的不足，倒逼人们开始思考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香港究竟需要怎样的特首？你对即将到来的特首选举有何观察与期待？

田飞龙：这是一个目前不太方便太展开谈论的话题，但是这个话题对香港“爱国者治港”又至关重要。越是在疫情态势严峻的时期，越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闯关时期，一个担当有为的特首就越显得关键。所以特首选举不会推迟，林郑月娥给出的理由基本是可以接受的，特首选举涉及到实际投票的人只有1,463人，相应的选举防控工作是可以操作的。如果这都不可以操作的话，香港的防疫就是一无是处了。而通过选出新特首，稳定人心，组织一个强有力的“爱国者治港”管治队伍，来承担2022年香港转型发展的一系列重任，是非常有必要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给市民、给社会、给全球投资者以基本信心。

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特首，我觉得中央是非常希望特首选举能够有竞争性，有开放性，优中选优。2022年的新特首尤其关键，肩负“一国两制”下半场的开辟之责，肩负“十四五规划”的突破之责，肩负“北部都会区”的实质启动之责，肩负“一国两制”融合发展的引导之责，需要的是真正的爱国政治家和团结社会的魅力型特首。这个特首，要么青史留名，要么千夫所指，机遇和挑战都是空前的。

在满足爱国者基础条件的情况之下，新特首必须对香港目前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要胸有成竹，有判断，有担当，有战略思维，有决策执行能力。香港现在面临着几大问题：第一，疫情防控和通关；第二，23条立法；第三，北部都会区由蓝图转变成现实的领导责任；第四，是能够承受外国尤其美国的制裁，带领香港走出一条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道路；第五，要促进社会和解以及爱国者治港在社会层面的普及和落实，把香港的人心找回来。

这种种方面，都需要新特首与中央紧密配合，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用足用好特首自身的宪制性权力，真正为香港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交出香港转型发展转入“一国两制”下半场的一份满意答卷。正好今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这些事务都是给新特首，以及香港”爱国者治港“最好的考题。能否交出满意的答卷，通过这个测试本身就是对25周年的一次献礼或者一个交代。最终结果到底如何，答卷人是特首和特区政府，而评卷人是中央和香港人民。由中央和香港人民共同监督、评判和问责香港特区政府，应当成为香港民主责任制与民主新秩序的最大闪光点。

抗疫是周全各方的大政治，对最终的特首选举竞争性、香港民主与民生的改良、香港与西方关系的调整以及香港融入国家大局的走向，都将产生深远的制度性、社会性和心理性影响。等到3月27日选出新特首之后，我们也许可以复盘一下这里的有关评判标准和方向性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