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 | 中国人为何喜欢“闹伴娘”？

不知从何时起，伴娘成了一个“高危职业”，媒体时有伴娘被性骚扰的社会新闻，连外媒也在关注在中国伴娘的危险系数，以至于有报道称：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职业伴娘”。

伴娘为何成了“高危职业”？

据考证，伴娘（在历史上有不同的名称）之出现，是为了保护新娘。

古代当新娘确实有些危险，危险主要出在迎亲路上，那时交通不发达，不像今天这样开着车，从东城接到西城就完事了，以前欢天喜地的迎亲路，很可能变成一场心惊肉跳的冒险之旅——无论对于君王、仇家或者流氓、土匪来说，新娘都是极具象征意义的“战利品”。

比如，明末女真叶赫部的布喜娅玛拉，史称叶赫老女，又名“东哥”，名字不好听，却是绝代佳人，曾许配给努尔哈赤，后又悔婚。当她最终嫁到蒙古时，愤怒的努尔哈赤扬言要半路把她给劫回来，动静闹得很大，明朝不得不派军队保护新娘一行。

《芈月传》中的送亲画面，芈月为保护新娘，装成伴娘被劫走

春秋初期，陈国公主、超级美女息妫嫁到息国，陈国在今天河南周口的淮阳，息国在今天河南信阳的息县，相距大约200公里，在古代，这是一次长途旅行了。而在小国林立的春秋时期，息妫出嫁之路，还是一条跨越多国的境外之行。

结果走到蔡国的时候，美丽的新娘子出事了，虽然没被抢走，但从后来的闹出的大动静来看，她应该是遭到了比较严重的性骚扰，而且，骚扰她的居然是自己的姐夫蔡侯。她的丈夫息侯难以承受这等奇耻大辱，“冲冠一怒为红颜”，开始了报仇行动。

息国弱小，他借大国楚国之力，征伐蔡国，楚国出兵，在一次战役中抓住了蔡侯，蔡侯哪想到调戏小姨子的后果这么严重，便在楚王面前忽悠：“她太美了，我控制不住自己啊……”

楚王也是个色情狂，于是灭了息国，娶了息妫，生了两个儿子。但息妫从来不爱说话，楚王问她，她哀怨地表示搞成这样，对不起前夫。楚王也感觉有些过意不去，怎么才能让她高兴呢？于是又出兵踏平了蔡国。真是一出“迎亲酿出的连环悲剧”。

危险也可能发生于迎亲之外。比如莫言小说《红高粱》中，新娘子在婚后三天回门路上，被土匪余占鳌给弄到了高粱地里，席地幕天了。

东汉末年，同为恶少年的曹操和袁绍还设计劫持过新娘子，《世说新语·假谲》有详细描写：他俩先是以调虎离山之计，把客人骗开，然后曹操“抽刃劫新妇”，在路上袁绍掉进荆棘丛中，出不来了，曹操大喊：“偷儿在此”，袁绍给吓得使出吃奶力气，挣脱出来，两人成功逃脱。

这事至少验证了曹操日后打仗擅长使用计谋的特点及某些不良“癖好”。他在奔五的年龄，还因为霸占新婚妇女，差点被张绣杀掉，幸好有猛将典韦拼死相救，此次，曹操发出了被后人反复调侃的著名哀号：“非典，吾命休矣!”

以上铺垫，皆为证明新娘可能遭遇之危险，关键时刻，需要一个挺身而出的伴娘。伴娘有“替身”之功能，穿得像新娘子，来误导对新娘垂涎三尺的抢劫者。

《五魁》剧照

贾平凹写过一个中篇小说《五魁》，柳家为儿子娶亲，短工五魁奉柳太太之命背上木褡去苟子坪背新娘，一路吹吹打打，很是热闹，结果遭到了土匪，“苟子坪距鸡公寨仅剩下15里的山道上，果然从乱草中跳出七八条白衣白裤的莽汉横在前面，麻脸陪娘尖锥锥叫起来：‘白风寨!’”

在白风寨土匪面前，一群男人吓得不行，“麻脸的陪娘却是勇敢的女流，立即抓掉了头上的野花，一把土抹脏了脸，走过去跪下了：‘大爷，这枚戒指全是赤金，送给大爷，大爷抬开腿放我们过去吧!’”

但土匪执意要抢新娘，“陪娘立即站起：‘这使不得，这使不得！’双手挥舞，似要抵挡了。那人抽刀来扫，一道白光在陪娘的面前闪过，便见一件东西飞起来，陪娘定睛看时，东西已被贼人接住，是半截指头和指头上的戒指，才发现自己中指已失，齐楞楞一个白碴，就昏死地上了……”

五魁是个短跑冠军，背起新娘就逃，一度以为自己逃脱了，他还在想：“如果土匪发现走失了新娘，会不会就又抢走了这个麻脸断指的黄皮婆呢？”

当伴娘，是挺不容易的。

所谓“闹伴娘”，其实是“闹新娘”“闹洞房”的替代版或限制版。

庄重圣洁的婚礼后，接踵而至的是充满色情意味的细节不可描述的“闹洞房”，灵与肉的巨大反差啊，此处可借用莫言描写高密东北乡的一句话：“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同时最圣洁最龌龊……”

这个习俗历史悠久，早在东汉末年，哲学家仲长统就严厉批判过：“今嫁娶之会，捶杖以督之戏谑，酒醴以趋之情欲，宣淫逸于广众之中，显隐私于族亲之间，污风诡俗，生淫长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断也。”

仲长统与曹操是同一个年代的人，他少年时就博览群书，而此时曹操热衷玩劫持新娘的恶作剧，仲长统后来曾在曹操麾下工作过，不受重用，可以理解。

“闹新娘”“闹洞房”，闹的人，都闹得理直气壮。汉代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燕地风俗：“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闹洞房的人甚至演绎出了一套理论：“洞房闹得越凶，越刺激，新郎新娘的婚姻则会越美满。”

中国最早的画报《点石斋画报》曾刊登了这么一件轶事：清康熙年间，上海宝山发生了一起案件：同村小泼皮闹洞房时闹得过了火，惹怒了新郎，两人打起来了，新郎打架比不上小泼皮，反而被打伤了，一怒之下，告上衙门。这个案子不复杂啊，当然是小泼皮的错，但是县令审问小泼皮时，后者却振振有词：“新婚三日无大小！”

李安电影《喜宴》海报

“闹洞房”，还闹到了国外。李安导演过一部电影叫《喜宴》，讲的是独自在美国打拼的伟同和自己的同性恋伴侣生活在一起，却被老家的父母催婚，无奈之下，伟同决定和自己的租客葳葳假婚。

婚礼很热闹，然后开始闹洞房，伟同和葳葳身不由己，被来宾导演了各种情色游戏，其中一个节目是：“请新郎新娘钻进被窝，你们两个一件件把衣服脱下来，脱光了，我们才走。”当然，脱光了，他们还是不会走的。

以前并非每个婚礼上都有伴娘，“闹洞房”，主要是戏（骚）弄（扰）新娘，明朝四川某地还流行过一个《新房曲》：“一看新娘手，二看新娘脚，三看新娘腰，新娘要不亲手送，我们就要伸手掏……”绝对是少儿不宜。新郎如果情绪失控，大打出手完全是可能的，所以，伴娘出现后，把新娘给解放了。

众所周知，无论是“闹新娘”还是“闹伴娘”，都是婚俗陋习，但这种陋习，为何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

如果追溯本源，“闹”，有很多原因，最本质的，或许只有3个：一，以男性为中心的熟人社会的狂欢；二，性启蒙；三，被压抑欲望的释放。如果更精要地概括，或许是：原始冲动和本能欲望在群体行为中的释放，同时，理性泯灭。

在中国，对于性，虽然人们私下津津乐道，但历来在公开场合，是件很羞耻的事。中国性教育的困境，可以写成洋洋万言雄文。“闹伴娘”或“闹新娘”，恰恰提供了一个公共场合性教育、性启蒙的机会——虽然是畸形的.

那些刚在婚礼上饮足了酒的青年男子，怎会放过这个机会？碍于情面，不敢对新娘过度骚扰，不是还有漂亮的伴娘吗？禄山之爪，蠢蠢欲动。

“闹伴娘”最凶的，从来不是一人对一人，而是一群人对一人。对于个体来说，群体性行为，是一种暗示，是一种点燃，是一种安全感。

柳岩给包贝尔当伴娘，险被扔进水里

法国心理学家勒庞的名著《乌合之众》，提示了这种现象的本质：当一个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是个体心理的规制，遵循的是社会的一般化道德，然而，一旦置身群体之中，个体便会在最短时间内自我隐匿，成为从属于整体的不起眼的“符号”，带有同一性特质，因而个性湮没。

群体中，个人是无名的，他甘愿服从甘愿简单甘愿抽象化，具象的复杂的批判的品质被肆意践踏。他不再是普遍预设中的理性自足的责任主体，在群体中，任何人都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带有原始冲动和本能欲望的纯粹行动和免责的执行者，思考是多余的。　

是的，那些“闹”完之后独自一人时或心存侥幸或后悔莫及的男青年，惊讶于自己那些疯狂的言行举止，却很难还原当时的真实心境了。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此时此人已被“力比多”所控制，代表欲望的完全潜意识的“本我”极度膨胀，而代表道德判断与道德自律的“超我”，全面溃败，在“本我”与“超我”之间寻求平衡的“自我”，已经完全失去了调节的力量，完全失去自我的软塌塌之状态。

当今新人无不重视婚礼，豪车接送、司仪抒情，几乎已成标配，同样成为标配的是伴郎伴娘，尤其是伴娘，人数是否多、颜值是否高，通常被视为新娘个人及其家庭人脉与实力的一个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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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娘在某些地方遭遇的骚扰尴尬，或正是男女比例失调现象的折射。如何解决这一时代难题，是个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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