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群被骂了一百多年的爱国贼，如今终于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句公道话了！

来源：共青团中央以及知乎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这样一群面目模糊之人，有人觉得他们可恨，也有人觉得他们可怜。那么，他们到底是谁呢？

如何评价义和团？

这些年来，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没有认真清理过义和团的“遗产”，1949年之前，羞于谈；1949年之后，兴奋谈；1978年之后，回避谈；直到如今，关于义和团的话题也时不时冒出来，无论是否定还是肯定，赞扬还是咒骂，其实，真正了解这个运动的人，并不多...

19世纪末的山东、河北的农民，突然觉得这世道不太对劲儿。地主老爷们压榨得更狠了，官府的苛捐杂税也更多了。

更令他们不能接受的是，无赖王二麻子和李老歪信了洋教，从此税不用交了，就连县太爷都让他们三分。

然而农民们也并不是完全不懂分析学，他们简单地分析了一下当前的局面：地主们还是那些地主们，官老爷们还是由读书人们在当，王二麻子也还是王二麻子，李老歪也自然还是李老歪。

那到底是什么变了呢？答案呼之欲出——我们浑身难受怎么想都是洋人的错。（此观点可以出一本书）

当然，这个看上去很可笑的结论，其实并不冤枉。

《马关条约》赔了日本两亿两白银，外加三千万“赎辽费”，大清朝没钱啊，没辙，还得找列强借款，连盐税都抵出去了。

加上早就不知道抵了多少的关税，大清就更没钱了。但没钱，这日子还得过啊，怎么办？羊毛出在羊身上，接着薅老百姓呗。

当然，令农民们感到无法理解的自然也不止于此，上面收一分，底下收三分自然是常例，上面要得越多，底下翻倍的也自然越多。

而且最可气的是，要是官府和胥吏能一视同仁也就罢了，关键是信了洋教的王二麻子和李老歪们可以不交，你说农民们能不气嘛？

说到教民，很多人想到的形象可能是这样。

但问题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这样的。

（青岛贵妇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黑你的……）

要知道，除了不用被乱收费之外，教民还有不少特权。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官府很少敢管他们，毕竟连上了刑场都被教士拉回来的先例也不是没有过，有的时候官府和教民怼起来，被怼输的还是官府。

一来二去，教民们就成了法外之民，这样的待遇谁最喜欢？那当然是犯罪分子们啊，因此许多地痞流氓、青皮无赖，甚至江洋大盗也都入了洋教。

而教士们，或是不知道，或是知道之后还以为自己能让他们立地成佛，也就把他们给收了进来。而最令山东、河北农民们愤恨的，也就是这群教民。

当然，像爱莎那样的“白莲花”，一般教民也不是没有，这些人要么是官宦人家的子弟，要么是小康之家，都是货真价实信了洋教的，但教民中到底有多少“白莲花”、多少无赖汉，真的很难说。

除了教民，教士也不是好相与的，拿小孩内脏去做药和施法应该是没有的，但19世纪末的这群教士和收养的萝莉正太们做点羞羞的事也不是没可能。

当然，这些也是小节，教士们和农民们冲突最多的，往往还是修教堂、改坟地这种事——毕竟教士们是大爷，修个教堂占个农田农舍甚至农民家祖坟也是常事。

还有些不安分的教士们，还担负着列强排头兵的作用，勘察个地形，刺探个军事机密都不算事。

真正施药救人、收养孤残，顺便再传播个福音的“洋菩萨”也是有的，问题是“文明的冲突”这事客观上确实存在——不管是习俗、仪式，都与中国传统不同，农民们对这些“非我族类”的有意见，也自然不奇怪。

而不爽积累到一定程度，那自然就是义和团了。

今天我们看义和团，有人会说他们愚昧、残忍

可能是因为，他们是19世纪末的农民，普遍没文化没知识，更不懂科学，在他们看来，洋人们的洋枪洋炮轮船火车都是西洋邪术，洋教的教士们都在妖言惑众（虽然也不算太错），他们对身边事物和自然规律的解释，都靠的是封建迷信。

若是他们能够了解科学，还能客观辩证看待事物，那才奇怪。但问题是，他们没文化、不懂科学，他们就没有反抗不公的权利了吗？他们就不可以和那些令自己浑身难受的事作斗争了吗？

至于残忍，一方面可能源自他们无法区分教民中的地痞流氓和“白莲花”，也无法区分教师中的混蛋人渣和“洋菩萨”；而另一方面，他们残忍，洋人们就不残忍？打死义和团团民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就不残忍？自1840年以来用大炮轰开中国国门的洋人们就不残忍？在旅顺屠杀了两万人的日本兵就不残忍？别忘了，如果没有洋人的残忍，他们的使馆就不会以那样的方式驻在北京东交民巷。

义和团的战斗力，固然是捉急的，毕竟他们大部分不会使用洋枪洋炮，又普遍因为穷困吃不饱饭而身体羸弱，甚至有了被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1  VS  36的无双战绩。他们表现出的实力，甚至连屡战屡败，不堪一击的清军都不如。就连廊坊大捷，可赞叹的也更多的是其象征意义。

但义和团的正面意义，是他们的战斗精神。就算这种战斗精神是被封建迷信洗脑出来的，是在毫不清楚敌我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催化出来的。

但他们敢打敢战，就已经比1840年以来无数望风而逃的清军强上太多了，而且义和团最可贵的一点，就是让列强认识到了人民群众汪洋大海的恐怖，这才有了瓦德西的“无论欧，美，日各国，皆无脑力与兵力。 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日本人不相信瓦德西的论断，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今天，我们固然可以用我们所有能想到的语言和词汇去批评义和团，而且还能够基本保证这种批评并不冤枉，但是别忘了，他们做的，只是他们当时唯一能够做的，毕竟忍下去，也毫无意义。

900年6月20日，被八国联军抓获的三名义和团

义和团是中华民族在1840年以来为了民族解放的又一次试错，尽管他们自己并不清楚这一点，他们和其他许多人的努力，告诉我们：

传统的农民起义救不了中国、官僚集团的改良和洋务救不了中国、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救不了中国、软弱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救不了中国、有爱国热情的军阀救不了中国、封建残余严重的官僚资产阶级，同样也救不了中国（当然，学医也救不了）。

只有一个懂科学、有文化、能打仗、会练兵并且能够团结最广大人民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救中国，这个政党的名字，想必，你们都知道。

当然了，肯定会有人说：如何评价义和团，是一个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

不可否认，义和团运动的复杂性造就了无数视角。既已发生的事件是不会改变的，不同的是时代和视角，是不同立场的后人，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的实际是讨论者的内心。

赫德，执掌大清帝国海关近40年，被公认为近代中国最有权势的洋人

义和团事件几个月之后，英国的赫德爵士曾以形象的语言描述过“黄祸”的真正意义：“中国人是一个有才智、有教养的民族，冷静、勤勉，有自己的文明，在语言、思想和感情各方面都很纯一，人口总数约有四亿，生活在自己的围墙之中……这个种族，经过数千年高傲的与世隔绝和闭关自守之后，被客观情况的力量和外来进犯者的优势所逼，同世界其余各国发生了条约关系，但是他们认为那是一种耻辱，他们知道从这种关系中得不到好处，正在指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够十足地强大起来，重新恢复自己的旧生活，排除同外国的交往、外国的干涉和外国的入侵。这个种族已经酣睡了很久，但是最后终于醒了过来，它的每一个成员都在激起中国人的情感——‘中国是中国人的，把外国人赶出去！’”

赫德继续道：“两千万或两千万以上武装起来、经过操练、受过训练而且又受爱国的——即使是被误解了——动机所激励的团民，将使外国人不可能再在中国坐下去，将从外国人那里收回外国人从中国取去的每一样东西，将加重地来报复旧日的怨恨，将把中国的国旗和中国的武器带到许许多多现在连想都想不到的地方去。 五十年以后，将有千百万中国人排成密集队形，穿戴全副盔甲，听候中国政府的号召，这一点是丝毫不容置疑的！”

结语：

今天，中华民族已取得非凡成就，爱国主义却变得暗淡。有哪一个敢于公开表达爱国热情的人没有被挖苦攻击或谩骂呢？有哪一个真诚的爱国者没感到过孤独呢？又有哪一个共和国的英雄没有受到过无耻的诋毁呢？

就拿他们常攻击我们是“义和团”为例，今天国内对“义和团”的讨伐、厌恶超过义和团当年冲击的西方人。一些知识精英将义和团永久地定在历史耻辱柱上，一次又一次搬出来鞭笞......“脑残”、“爱国流氓”、“爱国贼”是他们最常用的炮弹。他们把原本神圣的爱国主义抹黑成只要喊一声，就可能从瓶子里放出来的魔鬼，不该被崇敬，而应被畏惧。

比起义和团，其实，他们自身才是令人畏惧的破坏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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