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母亲回家，大别山留守儿童的新年 | 记者还乡
2017年的新年，我们出发，回到故乡。日复一日的忙碌停住脚步，时光与回忆短暂接续。
让我们记挂的是，在城镇、在农村，在故土乡情的牵绊中，那一张张热情洋溢、又或饱经风霜的面孔，时刻诉说着小人物与大时代的故事。他们有着怎样的性格、信仰？经历着怎样的生活、命运？他们的人生，又是如何与波澜壮阔的时代发生勾连？对于2017，对于未来，他们有着怎样的心愿和期许？
作家奈保尔曾说，每个故事，每个人，都如盐般微小而珍贵。他们就是时代的“盐粒”，书写他们，就是书写时代的味道。
春节期间，新京报推出“记者还乡系列报道”，来纪录他们与这个时代的故事。
乡念，我们在家乡，相见，怀念。
▲陈想耐心照顾侄儿。新京报记者陈莉摄
春节时，我无意翻开小学毕业照，想到在当年全班25个孩子中，比较熟悉的就有16个孩子是父母一方或双方不在家的留守儿童，包括我在内。
我可以称为村里第一代留守儿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后，我的父亲是村里第一批外出务工的，挣回了电视机和新房子。眼热的乡亲们也一拨拨地出去了，留守儿童一直在延续，直到比我小8岁的陈想，小16岁的朱蓝蓝、朱文斌......
这些孩子都是我的同村宗亲。新年时，城市变空城，农村盼归人。父母盼回了长期在城市工作的我们，这些孩子却没能等到母亲一起欢度新年。
▲视频：大别山的留守“儿童” 愿与家人常相聚
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
我的家乡，是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元畈村。村文书告诉我，截至2016年4月，我们村有留守儿童50名，其中32名儿童的父母均在外打工，另有15名为父亲外出打工，3名为母亲在外打工，打工地以浙江临安、义乌和上海市为主，部分在北京、杭州、苏州。
我们村不满16岁的孩子一共只有191名，这意味着，大约每4个孩子中，就有1个孩子是留守儿童。
“一个人睡觉的时候，最想妈妈”
见到陈想时，她围着米白色围脖，身穿黑色棉衣，染了栗色的卷发扎起小马尾。她朝我走来，并唤我一声“大”（方言“姑姑”）。
她中等身高，偏瘦，皮肤不是很白，嘴唇有点龟裂，微笑中带着一脸腼腆。虽从其眉目间能看到几分往日幼小的样子，但与印象中那个五六岁的理着小平头的“鼻涕虫”假小子相去甚远，如今已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
陈想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她自己则是其母意外怀孕超生的孩子。长辈们回忆，她的母亲怀孕时仍在义乌做衣服挣钱，临近生产前才回家，陈想出生后不久又外出打工了。
其实，她的学名并不是陈想。母亲给她取名为“想”，可能也是想表达对孩子的思念之情吧。
陈想一直跟着父亲和父亲被过继给亲戚家中的老太奶一起生活。
当我问她什么时候最想妈妈，她抬起头，有一丝迷茫：“上初中留校，一个人睡觉的时候，最想妈妈，还有就是受委屈的时候。”
她回忆说，很小的时候她跟邻居家的小孩打架，被欺负了就往家里走，转身突然看到刚务工回家的妈妈朝自己走来，突然觉得委屈得不得了，哇哇大哭。
每到快过年的时候，她经常去河边（村子与国道隔着一条河）等着，希望妈妈能突然出现。
▲陈想曾在这个老房檐下被烫伤。新京报记者陈莉摄
一如当年盼父亲回家的我，每次当县城中巴车远远地出现在国道上，我会跑到高处眺望，若发现经停，甚至要远远分辨一下下车的是几人，大概心里有数后就急冲冲地穿过小石桥奔向停车位置。偶尔过石墩桥时不小心踩到水里，但并不觉得凉，现在想想可能因为马上能见到父亲，心里是暖的，只是觉得高兴。
2008年，12岁的陈想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那时还是夏天，廊檐天井旁边的炭火炉子上有一个敞口铁锅烧着水，姐姐让她看看水有没有开，但她一不小心滑到天井，左手将锅带了下去，一锅滚烫的开水从其肩部倾盆而下。
她痛得直接跳进旁边盛满凉水的水池，出来时全身起泡：“可能是太痛了，忘不掉。但是，其他的都不记得了。”
那年暑假，她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妈妈就陪了一两个月，后来仍然打工去了。
如今，她掀起衣服，我还是能看到她的腰部以上，留着大块大块的疤痕。
今年过年，妈妈还是没有回来。她一点也没有闲着，自己洗衣做饭，和爸爸一起做年粑，家门口还挂着几条腌鱼。
她即将从大学毕业，在合肥一家公司实习做文员，月工资两千多。让她更高兴的是，合肥离家相对近些，她的妈妈也从义乌到了合肥，在哥哥的同一个公司找了一份工作，没有以前那么辛苦。
当我多次问及妈妈是否回家过年时，知道答案的她，仍回答我说“可能不回来了”。一个“可能”，似乎还是想对奇迹发生保留一点希冀。
“妈妈走的时候说了要回来过年”
腊月二十九，村里的过年气息没有往年那么浓厚，只是家家户户的人多了起来，平时大门紧锁的部分门户也有小孩跑进跑出。
“知道妈妈去哪儿了吗？”
“不知道。”12岁的姐姐回答我。
“妈妈走的时候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
“妈妈走的时候说了要回来过年。”说这句话的时候，姐姐抬了一下头，眼神里写满了忧郁和迷茫。
▲正在玩耍的朱文斌。新京报记者陈莉摄
话少，声音小，爱低着头，是这原本就不是很相熟的姐弟俩给我的第一印象。
姐姐朱蓝蓝，身着一件灰色半旧的毛衣，扎起马尾，站起已有约一米五；弟弟朱文斌，8岁，穿着一件红色棉袄，手拿一个迷你机器人在空中做出飞翔的动作，随后又低着头。
我试着追问姐弟俩“想不想妈妈？”我问出来就后悔了，生怕伤害到孩子。
弟弟把脸偏向左边，试探性地看了一眼姐姐，仿佛在向姐姐寻求答案，但又迅速自己摇了两下头。我问他们：“喜欢妈妈吗？”弟弟异常轻微地点了一下头，几乎察觉不到，姐姐则一直低头沉默。
姐弟俩的父亲在外打工，母亲离家出走，留下这姐弟俩跟着奶奶。奶奶正是陈想的外婆，几年前改嫁到朱蓝蓝的爷爷家。
说话间，奶奶回来了。她为我倒了一杯茶，告诉我她已经八十岁了，儿子跟着姐夫在工地上挣钱也不多，日子过得很苦。母当被问及孩子的妈妈为什么会出走，她告诉我“就是嫌我家穷。”
怕老房子倒塌伤到老人孩子，孩子的两个姑姑凑钱帮忙盖了现在这幢新房。还是水泥地面，家具家电都是旧的，几乎还是毛坯房的样子。
孩子父亲说，自己当下就想好好养大两个孩子，但是“孩子脾气很大，不能惹，但是叫干活又很听话”。
屋前有两条板凳，上面架着一块类似麻将机桌面的木板，这就是姐弟俩的“书桌”。
“书桌”上摆着姐弟俩的作业，我问弟弟“作业写完了吗？”弟弟点头，并不看我。
我又问他“都会写吗？”他仍旧不看我，说“会。”
我随手拿起一本数学寒假作业来，简单看了两面，正确率竟高达100%。
弟弟上二年级，本次期末考试数学98，语文87，班级第二名。“考第二名的时候想跟妈妈说吗？”孩子很肯定地摇头。向父母展示成绩应该是孩子最骄傲的时候，可是一个8岁的小男孩却并不想跟妈妈分享这份快乐。
正聊着，孩子的姑姑来给孩子们送新衣服了，我也起身离开。
在我们大别山区，留守儿童是一个特别常见的存在。聚少离多是很多家庭无力更改的格局。这个“魔咒”，到底应该如何去除呢?我也很想知道答案。
文｜新京报记者陈莉 编辑｜陈薇 校对｜郭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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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部分内容发自新京报公号“剥洋葱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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