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对权力和政治过分依赖，失去了文人风骨

知识分子原本说的是旧社会之中接受过教育的读书人，这一类人和普通农民已经不同了，看到了更大的世界，拥有更加开阔的眼界。这是新时代环境造成的不同，如果他们生活在古代的话，其实看到和遇到的与古代人没有什么不同，所以知识分子做官的在古代就是在朝堂的士大夫，没有做官的民间公知就是在野的士大夫。学习最好的出路就是做官，做官才是最高级的追求，比任何知识技术都要高人一等，这是东方政治和知识分子的想法，最后造成失去文人风骨和对政治的过度依赖。

知识分子的本钱

古代读书人是属于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他们本身的本钱还是很丰厚的，在古代环境之中，这些知识分子身上具备的技能可不像如今这样光是只会读死书。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需要精通自然科学知识、比如像诸葛亮借东风的天文预测知识；比如像读书人在军营之中担任军师所必须要会的“地理勘探”技能。

又比如三国之中周瑜对于东风感观，这是气象和物候能力，测算时间和具体的地点是诸葛亮做的，这些才能和读书写字一样都是很有用的，古代环境之中读书人只要想做事，其实很难被埋没，这些都是做官发财的本钱，你会读书写字就具备了出仕的基本资格，你懂得法律没有做官的机会依旧可以在当地做一名律师，替别人打官司一辈子衣食无忧。

但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对于中国古代士大夫最为重要的其实是经史典籍，需要精通谋略，懂得如何管理百姓，一千人能够治理的好你可以担任一个县令，一万人你可以治理的好你可以担任县长，十万人你可以治理的好，你就是郡守，百万人在你手中如鱼得水，那你就是一省之长。

除去具备治理百姓的技能之外，还需要有写文章的能力，写文章不仅仅是为了抒发情感而用，也需要将这作为一种政绩上报，道德修养和知识涵养实际上都体现在你的文章之中，你给皇帝上奏的时候当然不会写文章，而是写奏章，但写奏章如何将好事说的更好，如何将坏事损害减少到最小，这其实都是做官读书人需要学会的本事，有些人从小就开始学了，有些人一辈子学不会就只能被排挤升不上去。

两类知识分子的用途

中国古代读书人大致上从用处和功能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靠着自己的才华能力为皇帝服务，然后努力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这种，以北宋时期的范仲淹为代表，国家朝廷重用他的时候，他就以君子作为自己人生标杆，尽自己所能为这个国家服务，等到被罢免的时候就做好地方官的事情，好好为当地百姓服务，忧国忧民一辈子，历史也就记住了他的名字。

第二种则是以隐居和发牢骚为主的读书人，这些人一般都是生活在乱世之中，因为距离政治中心很远，因为自己得不到想要的权力，所以往往看不起当时的政治统治者，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那样做又是不行的，总之只有他自己上才是对的，隐居为主的人往往是自己刻意去做，想要和传统政治作对，希望远离政治漩涡，认为这个时候去做官对自己没有一点好处，害人害己，耽误名声。

这两种知识分子实际上都是受到中国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响，相当于两种状态，一个人并不是单一思想统治的人，是要看情况的，有机会的时候不妨去努力做范仲淹，而没机会的时候就吃老本去做陶渊明，这样的生活其实也很不错，进退有据不会失去了方向，所以那个时候的读书人一心只想做官，做官不成就去躺平，反正人家有的是资本，但唯独缺少了对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

这样的情况造成了一种“官本位”传统，历史周期律没有跳出去，做官和发财划上了等号，发财被看成是人生成功的标志，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从古至今都对权力和政治有着极高的依赖性，只有有人给他们官做，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放弃自己的节操，偶尔有一些人坚守节操就会在这群人之中显的鹤立鸡群，成为千古名人，所以明朝和清朝之后的知识分子是越来越没有文人风骨和气节了。

结语

可惜的是，知识分子过去的文化内涵是以研究和传播学习知识真理作为自己生活的人，是人类之中对于知识和真理最为推崇的人群，但可一旦在政治和权力的干预之下失去对知识真理的自由探索，或者被禁止的话，知识分子是很容易失去自己独立属性的，最后完全成为为权力背书的奴才，最后表现出来的软弱虚伪、奸诈无耻也被人唾弃，所以近代史学大家陈寅格说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