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对莎士比亚戏剧的影响

莎士比亚的名字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介绍到了中国。本世纪初，他的戏剧故事集也翻译成了中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他的戏剧陆续翻译成了中文，并开始在舞台上演出。今天，莎士比亚更是中国人民最熟悉的外国作家之一。

基督教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可缺少的源泉之一，它体现的思想对西方人的思想、文化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书，它记载着并传播着最基本的基督教思想和教义，浸润着欧美文学。

因此《圣经》对西方文学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其中一个身受《圣经》影响的作家便是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和《圣经》是密切相关的。

莎士比亚的戏剧模式与《圣经》同属U形结构

威廉・莎士比亚是英国的著名作家。在他的生活时期，基督教早已传入英国并且成为主导宗教信仰。基督教对每个人的生活、思想甚至工作都有着重大的影响作用。因而基督教以及《圣经》对当时的莎士比亚也有着巨大的影响，所以不难从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中发现《圣经》的影子。

莎翁普遍的观点来自其普遍的参考:《圣经》。任何具有粗略《圣经》知识的人，都会在读他的喜剧、历史剧、悲剧、诗和十四行诗时，强烈地发觉他引述了数百次的《圣经》。

英文系教授米耳瓦德宣称：“《圣经》里几乎没有一卷书不被莎翁在戏剧里用上一个字，或者一句话的。”

亚利山大在《莎士比亚生活和艺术》一书的结尾处说道：“无庸置疑地，他娴熟改革宗教所通行的《圣经》译本。他并且特别喜爱圣公会祈祷书。”

《圣经》叙事遵循了“乐园―犯罪―惩罚―忏悔―得救”的模式，弗莱把这种模式称为U形结构。起初上帝创造了人类和乐园，而人类却背叛上帝，招致惩罚；人们经过对上帝的忏悔，历尽种种磨难，最后又进人新天新地之中。

因此可以说，《圣经》是由许多阶段性的悲剧组成的一部大喜剧，整体构思呈现出U形特征。莎士比亚的喜剧也主要遵循了这一模式。

比如说，在《维洛那两绅士》中，普洛丢斯和瓦伦丁是很亲密的朋友。普洛丢斯出卖了瓦伦丁，几乎使他们的友谊破灭，但是由于瓦伦丁对友情的忠诚和宽容，他们终于重归于好，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情人回到家乡。

《仲夏夜之梦》中有两对情人，因为父亲的干扰和男孩的背叛，她们都是心情低落，但因为奇妙花汁的作用，她们最后终于和好。

此外,《威尼斯商人》,《终成眷属》,《第十二夜》,《皆大欢喜》,《无事生非》，他们都体现了这一叙事结构。

莎士比亚的戏剧内容善用《圣经》的故事

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内容十分丰富，主要表现善与恶、生与死、爱与恨等，歌颂青春、爱情、自由等人文主义思想。但不能忽略《圣经》对莎剧的影响，只要选几例看一下，便可十分清楚。

在表现善与恶的情节冲突时，莎士比亚往往用善人与恶人之间的冲突代替上帝与魔鬼之间的冲突。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主要冲突是代表爱情、友谊和理想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与代表封建保守思想的两家家长之间的冲突。

《威尼斯商人》的主要冲突是贪得无厌、凶狠歹毒的夏洛克与代表仁爱、友谊的安东尼奥和巴萨尼奥及鲍西亚等人之间的冲突。

《威尼斯商人》和《一报还一报》将严厉和严慈融为一体，主张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内在的爱”，进而实施美德和善行。

《李尔王》中所蕴涵的基督教倾向以及对《圣经》的引用和化用也不可忽视。

莎士比亚在他的剧作中用了许多出自《圣经》中的人物姓名，并将其与戏剧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对比，或对作品中人物进行烘托和反衬。

例如在他的《亨利四世》的第一幕第二场中，约翰・福斯塔夫说：“我是像约伯一样穷的，可是不象他那样好耐性。”约伯便出自《圣经》。此处，莎士比亚借用约伯的名字提及了他的典故，从而衬托了福斯塔夫当时的心情，并且还收到了活泼圆转的艺术效果。

在《威尼斯商人》中，作者同样也用到了此种方法。在第四幕第一场里，女扮男装的鲍西娅以律师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她佯装严厉驳斥巴萨尼奥提出的变通法律条文的要求，让残忍的夏洛克在一片敌视的气氛中感到欣慰异常。他情不自禁的欢呼到：“一个但尼尔来做法官了！真的是但尼尔再世！”

《旧约全书・但尼尔记》说，但尼尔才智过人，判案如神。在此剧中，当时在法庭上孤立无援的夏洛克突然听到同情自己的声音，欣喜惊诧中忙称年轻律师为但尼尔再世是很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