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之死：雅典暴民政治的冰山一角

多年来，苏格拉底之死被认为是雅典民主制的缺陷大暴露。由于纵容暴民政治的野蛮生长，直接助涨了人民的非理性情绪，进而影响到法庭的公正属性。毕竟，一个享誉各邦的大哲学家，竟然会因腐蚀年轻人思想罪名被判死刑。

可事实真是如此么？让我们先从雅典庭审制度开始看起！

雅典法庭的特色配绳制度

雅典城邦的大部分公共事务 都给大部分留出了参与空间

作为古希腊民主政体标杆，雅典的法庭也是由人民掌有决策权的。在当时的雅典人看来，能让越多公民参与并决定事务，那么程序本身就越具备正义性。正因如此，法庭的陪审官由500-600人组成，用手里的投票决定罪行是否成立。

当然，为了进一步保证公平，陪审官全都来自随机选取的30岁以上公民。他们还必须没没有国库欠债，也不曾因错误而失去过公民权。如果有人不符合条件就参加竞选，那么将会受到控告，并被处以罚金再投入监狱。直到他结清自己的全部欠债，才有机会被重新挑选出来。

雅典的大分部工职选拔 都有非常严格且复杂的流程设计

不过，即便是合格候选人，也要经历非常严格的审核程序。首先，公民们会聚集起来参与执政官主持的挑选过程。每个挑选处要按公民户籍划分出10个进入挑选处的入口，以及20个投票室，外面另有5个用来挂着选票的框架。每个入口处都会用不同颜色的木棒和橡果来指代特定候选者，而选票则会被集中投入10个专门的箱子当中。随后，10组候选人会按照字母进行随机分类，从而将自己与所在地的户籍相分离。首字母还对应着当天需要的召开特定法庭。

每个进到投票室参与竞选的公民手中，会有一张写着自己和他父亲名字的选票。在挑选程序开启后，主持人会先用抽签法从一个箱子里抽取字母，将其分配给每个需要陪审官的法庭。随后是公民将自己的票投到有对应字母的箱子内，让侍者摇动这些箱子弄混选票，再拿给主持人。侍者也是经由抽签选出来的，以免产生舞弊现象。

古雅典的特色选票--陶片

最后，主持人开始从侍者拿来的箱子里抽票。每个箱子都抽1张，再让侍者把票挂在框架上展示，从而将陪审官人数确定下来。之后，被选中者到入口处随机抽选一枚橡果，由主持人按字母分配到相应的法庭上。如果陪审官走错法庭，很容易被所有人给一眼看穿。

仅从挑选陪审官的复杂程序来看，雅典法庭在选人层面的努力就非常值得称道。这样能确保法庭不为让人意志所操控，每个案件的司法执政官也经过抽签选出。任何被告都可以提前找人准备好材料，但有限时间内的申辩还是要由自己完成。而且陪审官们不能相互讨论，只被允许在听完辩解后直接投票结果。

苏格拉底的结局 并不出在程序正义身上

苏格拉底的赴死之路

在法庭上自我辩解的苏格拉底

公元前399年，已经70岁的苏格拉底第一次登上法庭。控方给出的罪名是腐蚀年轻人的思想，依据则的雅典本地颁布的狄奥裴泰斯法。原告迈莱托斯还联合吕孔、阿奈托斯一同审理案件。

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否认存在有诋毁法律、教唆青年的不法行为，更没有所谓的渎神倾向。但他的申辩并没有打动陪审官，最后比以281：220的投票判处死刑。随后，苏格拉底又依法申请将死刑替换为罚款。但在申辩过程中放下大错，表示自己应该得到奖赏而不是惩罚，从而激怒了一众陪审官。以至于在第二轮投票中，支持死刑的投票竟比之前还多了80张！

来源复杂的陪审官群体 大都认定苏格拉底该死

从审判苏格拉底的过程来看，法庭并无遭认为操纵的迹象。这也非常讽刺的说明，雅典城邦的司法制度并无重大纰漏。但程序正义本身还不足以影响民众判断。因为根据另一位历史学者色诺芬记载，苏格拉底常常在家中献祭，也常常在城邦的公共祭坛上献祭，并经常从事占卜。直到临死之际，还拜托他人向医神贡献过一只鸡。这些行为怎么看都不像出自一位有亵渎倾向的人。

除此之外，雅典也并不敌视苏格拉底这类哲学家。比如阿纳克萨格拉斯同样受到过相同控诉，却只是被判处流放。即便在苏格拉底死后不久，城邦还建立了柏拉图学园，里面教授的内容都与雅典传统存在尖锐冲突。因此，针对苏格拉底的判决，说到底是雅典民众的意志使然。因为在公元前404年，许多出生富裕阶层的苏格拉底学生，在外敌斯巴达的支持下推翻民主政体。以至于在后来的重新掌权的民主派看来，他们都是属于自带危害性质的特殊群体。这才让陪审官们的意见如此分化，并最终倒向不利于被告的那一面。

苏格拉底的死刑判决 源于雅典民主派的政治诉求

雅典民主制的缺陷

雅典的民主 实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

后人通过苏格拉底的死刑宣判过程，也很容易发现古代民主制度的一个巨大缺陷，那就是简单粗暴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只要任何利益群体能使自己成为多数，便能坐拥不受控制的强大权力，并且对余下的少数派不留任何情面。至于大肆许诺、煽动情绪和制造对立，都不过是撮取权力过程中的一步险棋。故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雅典的民主政体都被当做是一个负面案例。反倒是与之相对的斯巴达，因精英阶层的相互牵绊更多，往往被认为很有正面示范价值。

直到20世纪中期，底层民众因两次世界大战的军事需要而地位飙升。学术界与政界才为顺应形势而做出调整，逐步把可以让更多人参与的雅典模式奉为古代翘楚，并将本为正面案例的斯巴达打下神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