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票拟太麻烦，以后奏章暂由我代批，内三院就别管了

序言：顺治元年五月，也就是公元1644年五月，睿亲王多尔衮入居武英殿以后，“令故明内阁、部院诸臣以原官同满洲官一体办理”，留下了明朝内阁、六部、以及都察院的旧臣，并让其同满洲官吏一同办事。但在“票拟权”的归属上面，多尔衮却并未全权交由这些“内阁”旧臣所在的“内三院”处理，而且在顺治二年，更是以“票拟流程太麻烦，难免误事”为理由，让各部官员将奏章直接上奏御前，莫名有着内三院就别管政治事务的意思。换言之，也就是基本架空了“票拟权”，政务奏章的审核和决策皆被时任“首席摄政王”的多尔衮一手包揽，从而起到稳固他“首席摄政王”地位的作用，同时也能实现预防清朝发生皇权旁落事件的目的。

皇太极画像

崇德八年八月，也就是公元1643年八月，清太宗皇太极驾崩，不过由于皇太极并未立储的原因，一时间这清朝皇帝之位也就空了出来，成了多方势力竞相争夺的一个目标，但竞争归竞争，国不可一日无君，总不能让皇帝宝座就这么空着吧？

所以，在时任和硕礼秦王的“代善”带头下，按照惯例“会诸王、贝勒、贝子、文武群臣定议”，召开了一场“议政王大臣会议”，而后在多方势力权衡利弊之后，一致决定推举时年仅6岁的“爱新觉罗·福临”上位，是为顺治帝。——《清史稿·本纪四》

同时，也一并通过了“以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的提议，这也是多尔衮一派以及济尔哈朗所支持的“豪格”一派互相妥协，宣告放弃争夺皇权的条件。

多尔衮画像

不过问题也正是出在这里，虽说表面上看的话，是由“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共同辅政，但事实上，早在天聪五年，清太宗皇太极借鉴明朝政治制度“初设六部”之时，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在政治权力上就已经有了一点差别。——《清史稿·本纪二》

“济尔哈朗掌刑部事”，也就相当于现如今的司法部、公安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首脑。——《清史稿·诸王一》

但多尔衮却“掌吏部事”，负责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事务，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人力资源部、以及社会保障部部长。——《清史稿·列传五》

而且，自魏晋时期过后，吏部就一直都排于“户、礼、兵、刑、工”五部之前，再加上其还有着得天独厚的官员任免权力。潜移默化之间就让多尔衮在权力和地位上压“济尔哈朗”一筹，成了辅佐顺治帝福临的“首席摄政王”。

随后，多尔衮更是于崇德八年的十二月，下令“罢诸王、贝勒、贝子管部院事”，其目的不言而喻，明显就是为了限制清朝这些亲王、以及贝勒的权力，从而达到稳固他自己“首席摄政王”地位的目的。——《清史稿·本纪四》

济尔哈朗画像插图

济尔哈朗显然也意识到了多尔衮的真实想法。

因为在紧随以后的顺治元年正月，也就是公元1644年正月，“郑亲王济尔哈朗谕部院各官，凡白事先启睿亲王，而自居其次”。——《清史稿·本纪四》

毕竟在济尔哈朗的意识里，既然福临上位已成定局，刑部在先天上又无法对吏部构成压制，那何不如退一步选择明哲保身，否则多尔衮势大后对他政治清算的话，那可就得不偿失了不是吗？

故而，这才有了开头序言中所提及的顺治元年五月，多尔衮在入居武英殿以后，下诏“令故明内阁、部院诸臣以原官同满洲官一体办理”的事情发生。——《清史稿·本纪四》

一方面让明朝旧臣分化清朝亲王、贝勒所承担的职能，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迅速扩张多尔衮自身势力，从而也就和之前“罢诸王、贝勒、贝子管部院事”的案例一起，构成了多尔衮削弱亲王、以及贝勒权力的“双保险”。

值得一提的是，多尔衮大量启用明朝旧臣也不全是为了一己之私，他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清朝着想。

因为随着清朝疆域的不断扩大，后金时期那由统治者、宗室诸王以及贝勒、贝子等成员所构成的具有着浓厚的“奴隶主贵族军事民主”特征，且凭借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权力核心已经不怎么适合清朝的统治。势必就需要面临一场从“地方政权”升级成“封建政权”的政治体系改革。

再加上日益繁多的政治事务，也已经把那些身兼行政要职的同时还要带兵打仗的满洲贵族官员折腾的苦不堪言，十分的影响行政效率。

因此，如何有效的将“军政分离”，让其各司其职，改变过去那种“文武合一”的政治格局就成了多尔衮的当务之急。

明朝内阁

而明朝作为一个封建时期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朝代，其在当时看来还算是比较完善的统治体系，无疑就成了清朝极佳的借鉴对象。

继而也就有了顺治元年五月，多尔衮“令兵部传檄直省郡县，归顺者官吏进秩，......故明诸王来归者，不夺其爵。在京职官及避贼隐匿者，各以名闻录用，卒伍欲归农者听之”的事件发生，从而使得清朝承袭自明朝的中央政治机构可以更快更全面的运行起来。——《清史稿·本纪四》

与此同时，多尔衮对这些明朝旧官的重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一个安抚民心、拉拢明朝官员为清朝或多尔衮自己所用的作用。

毕竟按照当时的时局来看，清朝对那些明朝旧民而言，始终都是一个外来者，所以，怎么能让明朝旧民更快的接受清朝的统治，也是多尔衮所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

明朝权臣严嵩画像

但明朝“内阁”制度的弊端也很明显，那就是很容易让大学士因权力地位的逐渐膨胀而影响到皇权意志，诸如明朝权臣严嵩，自嘉靖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42年拜相入阁后，就开始凭借明世宗的宠爱打击“夏言”，从而得以独揽大权，之后更是擅权专制长达20年左右，对明朝政局造成了极大影响。

明朝的历代帝王对此一直都是选择以压制其权力膨胀为主要方式，借司礼监或者是御马监这两大宦官机构来制衡“内阁”。

但如此一来也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宦官专权。

毕竟多尔衮自身本就没有君主之名，换句话来讲，多尔衮就是那个最大的权臣，如果再任由内阁权力膨胀，让内阁势大了，那他又该何去何从？

或者说他再扶持个宦官机构，然后让宦官势大专权？显然也行不通，也不是多尔衮所想看到的，毕竟明朝宦官之祸所导致的后果历历在目，诸如宦官王振专权、刘瑾专权等等，同样对明朝的政治格局造成了深远影响。

所以，多尔衮自然不会傻到再去扶持宦官上位，他也没那个必要，作为吏部的执掌者，又是“首席摄政王”，而且清朝内阁制度还只是一个雏形，如此优渥的先天条件，也就让多尔衮完全有能力将容易造成皇权旁落的“票拟权”架空，然后把处理政务的大权揽到自己的身上。

大学士洪承畴画像

就好比顺治元年六月，大学士冯铨，洪承畴就曾向多尔衮提出“国家要务，莫大于用人行政，......凡内外文武官民条奏，并各部院履奏本章皆下内阁票拟，已经批红者仍由内阁分下六科，抄发各部院，......以后用人行政要务，乞发内院拟票，奏请裁定”。——《顺治实录·卷五》

顾名思义，这是想要为“内三院”争取“票拟权”，也就是想要提升内三院的政治地位，但是结果却并未能如他们所愿，“睿亲王报曰尔等言是，但内院机务殷繁，不便令其署理政务”。——《清实录·顺治朝实录·卷之五》

多尔衮认为大学士说的很对，也很有道理，但他不听，而且还要反过来说内三院的政务繁忙，不便让其处理政治事务。如果站在多尔衮自身的角度来看的话，其确实也拥有这样决策的权限，而且也属实有理由这样做。

除此以外，如果我们按照内三院当时“所票拟者，不过官民奏闻之事而已”的现状来看，同样足以证明多尔衮并没有将票拟权全权交给内三院，而是只让内三院去处理一些跟“用人行政”没什么关联的官民奏闻之事。——《顺治实录·卷五》

姑且咱们可以暂时认为内三院确实是事务繁多，毕竟清朝刚刚入关，需要处理的一些琐碎的事情确实不少，那么此时多尔衮没有将“票拟权”全权交给内三院也就可以称得上是情有可原。

顺治皇帝剧照

但一年后还是这样，甚至还将架空内三院票拟权的做法演化成了定制，那意思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好比如顺治二年三月，也就是公元1645年三月，“谕内外大小各衙门曰。凡陈奏本章、照故明例。殊觉迟误。今后部院一切疏章、可即速奏。候旨遵行”。也就是多尔衮觉得票拟流程太过于麻烦，难免会产生错误，故而决定由此时开始，奏章都要悉数交由皇帝亲自处理，赫然以后都是这样了。——《清实录·顺治朝实录·卷之十五》

另外，针对内三院，多尔衮也明令指出了“其有与各部无涉、或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特谋略、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俨然在字里行间透露的都是以后内三院就别管政治事务的意思。——《清实录·顺治朝实录·卷之十五》

换句话来讲，如果说多尔衮在顺治元年对内三院票拟权的限制还算情有可原，那后来于顺治二年将“票拟权”架空，并且把奏章演变为“可即速奏侯旨遵行”的定制，就明显不再那么容易解释了。

毕竟这“速奏”所指不是别的，而是让官员将奏章直接上奏给皇帝，说白了就是上奏给时任“首席摄政王”的多尔衮自己，毕竟此时的顺治帝福临也才仅仅八岁左右而已，根本就没法亲政。其所代表的意义不言而喻。

多尔衮画像

综上所述，相信大家不难发现，多尔衮之所以继皇太极之后再次选择借鉴明朝旧制，且启用了大量明朝旧臣，主要还是为了压制清朝皇室中的那些亲王、以及贝勒的职权，尽可能的让这些皇亲国戚对政治的影响力降到最低，从而稳固他自己的“首席摄政王”地位。

同时，架空内三院票拟权的做法，也可以看做是多尔衮为保证自己“首席摄政王”地位的稳固而使用的一个手段。

但是呢，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站在清朝政权的角度上来看的话，那多尔衮这种种看似稳固自己“首席摄政王”地位的做法就又是另外一层意思了。

大家看哈，多尔衮启用明朝就成，从而让亲王以及贝勒的职权被打压，也就可以有效的避免皇权旁落，这个没错吧？毕竟皇权受到这些亲王以及贝勒的影响变小了，那自然也就被统治者掌握的更牢固不是吗？

其次，多尔衮架空内三院的票拟权，也就相当于是剥夺了内三院的参政议政权，使其无法再插手统治者的政治意见和决策，对皇权的巩固无疑是十分有利的，毕竟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是统治者一人所提出，内三院根本就看不到，也无法影响皇权意志，又怎么去干政呢？所以同样是起到了预防皇权旁落之效。

明朝中央集权机构示意图

因此，我们也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多尔衮极有可能是在想方设法的预防清朝出现皇权旁落的事件，或者说是在为清朝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治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做尝试，

虽然清承明制，但是实则却是一套与明朝截然不同的中央集权体系，而且并不只是局限于“官必以尚书为尊”的明朝内阁以及“票拟权”在清朝“势衰”的这一方面，更多的则是统治者本身对政治体系建立以及完善过程中的参与程度的高低。——《明史·职官一》

其次，按照明朝后期的政治格局以及其机构划分来看，明朝历代皇帝在明朝政治体系中的作用反而更倾向于做一个旁观者，也就是先由统治者制定框架，然后再由明朝官员去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全然没有清朝统治者对政治事务的那股子热情。就好比清朝康熙皇帝的“南书房”，以及雍正皇帝的“军机处”，无一不是清朝皇帝推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体系的代表性产物，而这些集权举措也恰好是建立在多尔衮架空票拟权，将奏章悉数收归至皇帝御前之后才出现的。

试问，如果多尔衮没有架空清朝内三院的票拟权，那么等内三院成长起来后，后世的清朝帝王还能轻易的剥夺内三院的票拟权吗？答案很显然，并不容易剥夺！即便能夺回，也定然会耗费不小的代价。

这点大家可以参考下明朝统治者和文官集团那漫长的斗智斗勇之路。

这也就足以证明多尔衮将“票拟权”改革委“可即速奏候旨遵行”的政治举措，如果单就清朝统治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等方面而言，属实是有着不可磨灭的积极意义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