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农民收养“孤儿”14年，周恩来派人找上门：他是刘少奇之子

1946年的一天，一位叫朱鸿兴的17岁小伙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报纸，一边吆喝着：“卖报，卖报……”。突然间，他看到自己在扬州乡下的父母朝四周打探着走来，他们脸色凝重，像是有急事。

朱鸿兴看到父母突然出现眼前，心中一阵惊疑。父母年事已高，不轻易出远门，即使要到上海，也应该先去姑妈家里，怎么跑到街上来了？他跑上前去叫住他们：“爸妈，你们怎么到上海来了？”这时，他才发现，跟着爸妈身后的还有一位陌生人。

父亲朱文玉看着朱鸿兴说：“毛毛，先别卖报纸了，咱们到姑妈家里，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讲。”那名陌生男子，也跟着他们回到家中。

朱文玉介绍说：“毛毛，这位是周恩来先生派来的人，他是专程来找你的。”

朱鸿兴听过周的名字，知道他是一个大人物，疑惑地望着众人：“找我？找我干啥？”

朱文玉这时才说：“毛毛，当初我们收养你的时候，不知道你的身世，以为你是个孤儿。所以一直对你说你亲生父母早已过世了。现在才知道，你生父还在，他就是刘少奇，在延安是个大官。”

朱鸿兴呆呆地望着朱文玉，惊得说不出话来。朱文玉又指着一同前来那位工作人员说：“他现在要接你到延安去。”

顷刻之间，命运的惊天转变，让17岁的朱鸿兴一时间难以接受。生父虽然是个大官，能给他更好的生活的条件，但延安对于他来说一切都是未知。他与继父母一起生活了14年，情感上无法割舍。

刘允若和父亲

朱鸿兴哽咽着说：“我不要去延安，我不要离开你们。”

朱文玉夫妇也不禁潸然泪下：“毛毛，我们也舍不得你走。你已经长大了，要经过学习和锻炼才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延安有更好的条件，跟着我们只能一辈子吃苦。”

经过长时间的劝说，朱鸿兴才答应去延安。临别前，朱鸿兴与养父母到提篮桥万象照相馆照了一张相做留念。

朱鸿兴回到刘少奇身边后，改名为刘允若，

此时他已经与生父分别14年。

刘少奇的儿子为什么会流落到农民家中十余年？组织又是如何找到刘允若的？收养他的农民夫妇最终结局如何？

刘允若是刘少奇与原配夫人何宝珍（也叫过何葆贞等名）所生。何宝珍是湖南道县人，曾就读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早年便参加革命，后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1923年，刘少奇到长沙找毛泽东汇报工作，邂逅何宝珍，两人一见倾心。毛泽东心领神会地说：“少奇同志，你在安源工作，需要帮手，我给你介绍一个助手吧。”

刘少奇随即答道：“好啊！”何宝珍却满脸涨得通红。

此后，何宝珍便跟着刘少奇到安源路矿工作，分配在安源工人补习学校第三分校担任教员。由于工作上的联系，两人感情越来越深。

李立三看出了端倪，开玩笑说：“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两个年轻人，一个嘿嘿一笑，一个低头不语。李立三又接着说：“看来要我来给你们牵牵红线啊。”

于是，在李立三“介绍”下，刘少奇和何宝珍结成了革命伴侣。

两人一起经历了革命的风风雨雨，育有两子一女，刘允若便是次子，当时他的小名叫毛毛。

那是一个疾风暴雨的年代，进行革命工作，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为了共同的信仰，革命者把生命和亲情都被抛到一边。

刘家长子刘允斌1924年出生，当时正是工人运动高潮，出于工作需要，何宝珍夫妇不得不把他送到乡下老家寄养。女儿刘爱琴1928年出生，当时正是四一二政变后革命最黑暗的时刻，她出生三个月便被送给一个工人积极分子寄养，后来又被送到乡下当童养媳。

何宝珍

1930年出生的刘允若跟在何宝珍身边，长到快3岁

。

1932年冬，刘少奇奉命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何宝珍是多么想跟丈夫一同前往江西，然而当时组织安排她担任全国互济会负责人兼营救部部长，需要继续留在上海工作。

何宝珍选择暂时抛开亲情，服从组织安排。与丈夫分别前，还在互相倾诉，革命胜利了终会再见，

谁都未曾料到这一别竟是永别。

当时何宝珍化名王芬芳，以教师身份作为掩护，为了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四处奔波。

1933年3月，廖承志被捕，何宝珍的营救活动更为频繁，这使她被敌人盯上。3月底的一天，几个特务把何宝珍堵在家中，她意识到出事了，

临出门前把儿子毛毛推到房东大嫂怀里，哀求她帮忙照顾

，并说：“过几天会有人来接他的。”

一开始，何宝珍被关押在上海公安局，任凭敌人如何审问拷打，她只承认自己是一名教师，没有泄露组织的任何秘密。敌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弄清她的真实身份，便把她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

何宝珍在南京又经历过多次审问，仍然未吐露任何秘密。敌人毫无办法，最终将她判刑15年，关在老虎桥监狱。监狱中的何宝珍非常想念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每当想到3个孩子都流落在别人家中，便泪流不止。

但面对敌人时，坚强的何宝珍丝毫没有屈服，在监狱中仍然带领大家与敌人斗争，争取自身的合法权利。

何宝珍被捕时，还有一对互济会的夫妇也同时被捕。那位丈夫很快就自首叛变，妻子也担惊害怕，开始动摇。何宝珍找准机会安抚她说：“你有孕在身，你丈夫是不会供出你来的，只要你一口咬定自己是家庭妇女，他们拿你没办法。”

后来，那位妇女果然被保释，由于是单线联系，何宝珍的身份也未暴露。然而，那位妇女生完孩子后又意外被捕，这一次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她也叛变，供出了何宝珍。

何宝珍被押去重新审问，再次遭到严刑拷打，她仍然一字不吐。敌人无计可施，便以死亡威胁，怒喝道：“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生，要么死，想活命就如实招供。”

何宝珍轻蔑地说：“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

1934年秋的一天，年仅32岁的何宝珍被敌人杀害。

互济会有一位朱老太太，受女儿影响，50多岁仍主动参加革命。由于年龄大，她经常假扮母亲，掩护地下党员。后来被派往在上海的互济会担任掩护工作，她曾收养过烈士彭湃的儿子。

何宝珍被捕后，组织把她的儿子交给朱老太太抚养。不久之后，由于叛徒告密，互济会遭到严重破坏，被迫撤销。朱老太太经常抛头露面，带着孩子既不方便也不安全。

组织便决定让朱老太太设法把毛毛送走。

要把孩子交给别人带，既要带得好，又要将来能找得回，这样的人家到底要上哪去找？朱老太太也是穷苦出身，不认识富裕家庭。为了找到合适的人家，她反复思考，接连几晚上都睡不着。

后来她便想到了丈夫与前妻所生的儿子朱文玉。朱文玉是扬州江都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虽然不富裕，但他有一门弹棉花的手艺，基本生活还是可以保障的。并且他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前几年才收养了一个女儿。

毛毛寄养在他家中不会受委屈。

考虑到毛毛的特殊身份，朱老太并没有告诉朱文玉他的真实身份。朱文玉一直以为自己收养了一个孤儿。

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当年农村封建思想还很强。朱文玉一直想要个儿子，见到毛毛果然很高兴地收养，

给他取名朱鸿兴。

毛毛小时候遭受了太多磨难，被送到朱家时话还说不清楚，瘦得皮包骨，还长了一身疥疮。朱文玉四处找大夫给他抓药，经过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才恢复健康，还学会了说话。

朱文玉有时候去外面给人弹棉花或者打短工，妻子在家替人绩麻、结网，照顾小孩，一家人日子虽然过得紧巴巴，但也平淡快乐。

两夫妻非常疼爱小孩，平时自己吃黑面，把白面留给孩子吃。家里母鸡下的蛋，也舍不得拿出去卖，都留给孩子吃。后来朱文玉还把13岁的女儿朱鸿楼和9岁的朱鸿兴送去上私塾。

在那个年代，很多农村孩子并没有念书的机会。即便是上私塾认识几个字，最后还是要继承父辈的事业——继续当农民。朱家的孩子也不例外，读了几年私塾后并没有继续深造的机会，朱鸿楼18岁的时候便已嫁人。

十二三岁的朱鸿兴已经非常懂事，看到父亲没日没夜地在外面打短工非常辛苦，他便想替父亲分担责任。他跟父亲说想到上海去学做生意，其实那时候说的做生意无非就是当个学徒，或者摆摊卖点小东西罢了。

朱文玉看到孩子如此懂事，内心自然也非常高兴。他在上海有一个堂妹，便托她找到一个皮鞋匠，让朱鸿兴去当学徒。

那时候，朱鸿兴毕竟还小，初到上海并不能养活自己。而姑妈家孩子多，生活也很困难。懂事的朱鸿兴便一边当学徒，一边在街上卖报纸，补贴生活费。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

其实生父刘少奇这些年又何尝不惦念孩子们呢？

但限于客观条件，他无法去寻找自己的子女。何宝珍被捕时，中央苏区正面临着敌人的第五次大“围剿”，后来被迫转移进行了长征。

长征途中的艰辛自然不必多说，许多革命前辈正是因为要开始长征，才忍痛把孩子寄养在农民家中，这种情况自然不允许刘少奇去接回自己的孩子。

直到抗战爆发后，延安才基本稳定下来。刘少奇曾非常苦闷地对周恩来说：“三个孩子都不在身边，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啊！”周恩来安慰他说：“你放心，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找回来。”

1938年，组织先后找到刘允斌和刘爱琴，并把他们接到延安，

但毛毛却没有任何消息。

因为当年地下党员都是单线联系，且多使用化名，加上联系不便，即使知道毛毛曾由组织安排人照顾，但一时半会却难以查到其下落。

1946年，原本在重庆从事地下工作的朱老太的女儿朱晓云调到沪宁地区，她在南京梅园见到了周恩来夫妇。在汇报工作时，提到自己在上海亲戚家中见到一个小孩，是烈士李某的儿子。

刘少奇和周恩来

周恩来听后大喜，这个李某正是刘少奇妻子何宝珍曾经使用过的一个化名。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周立即派人前去调查寻找，

最终得知毛毛是被扬州江都农民朱文玉收养。

当年江都地区的斗争形势非常复杂，乔墅村以北是解放区，以南是国统区。而朱文玉所在的朱楼村恰好在解放区内。

当中央派代表找到朱文玉家中，告诉他毛毛的真实身份时，他大吃一惊。但要把毛毛接走，朱玉文心中也是一万个不愿意，十多年的感情，他已经把毛毛当成亲生儿子了，怎么忍心让他离自己而去呢？

代表团的一位负责人耐心地劝导朱文玉：“

玉不琢不成器，人也是这样。

孩子回到他父亲身边对他的将来更有利，你作为他的养父也不希望他窝在农村，一辈子穷苦吧？”

朱文玉一言不发。这位负责人又安慰道：“孩子到了延安会受到更好的教育，只要条件允许，你们照样可以通信，可以见面。”

朱文玉思来想去，把孩子送到延安确实对他的未来更为有利，最终答应带着中央代表去上海找毛毛。

组织把毛毛接走后，周恩来还派人给

朱文玉

送来一笔抚养费。

毛毛到延安后仍非常牵挂养父，并给他写信称“全家已经团聚，请父亲大人放心。”1950年，刘少奇还在百忙之中亲自给朱文玉写信，信中说：“吾子毛毛承蒙抚养多年，感恩之至……”

朱文玉女儿出嫁，儿子又被接走，原本养儿防老的愿望落空，他内心难免失落。在毛毛被接走后不久就病倒了，朱晓云知道哥哥的心结，尽量安抚他，还掏钱为他治病。

朱文玉病愈后再也无心在外面奔波，便把领到的抚养费和自己的积蓄凑在一起，在家乡购置了几亩田，安心种田当农民。

1953年，朱文玉的妻子病逝。刘允若知道了，给养父寄去60万元（旧币，后来1万元兑换1元新币），并在信中写道：“父亲大人，国家正在建设，亲父拿的薪水制，与父商量拿出六十万元作为母亲的丧葬费。”

1954年，朱文玉也因为肝腹水病倒。这些年，老实巴交的朱文玉从未主动向刘家提过要求，

临终前他反复念叨毛毛，想要见他最后一面。

遗憾的是，那时刘允若已在苏联留学，无法赶回。对此，刘允若内心也非常歉疚，1957年暑假期间他回家探亲，还写信给上海的“姑妈”，说道：

得知父亲文玉已经去世的消息，甚是难过。他老人家辛辛苦苦养育我一场，指望年老体衰时有个依靠，无奈我仍在求学期间，实在无法报答他老人家的养育之恩，但我时时在怀念他老人家。

1960年，刘允若学成归国，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导弹设计专家。

从这段感人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先烈们的献身精神。赴死容易，那意味着一了百了。但骨肉亲情的分别，却最让人难受，因为那是每分每秒的牵肠挂肚，这种无边的牵挂会转化成对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但为了共同的信仰，先烈们几乎忍痛抛弃了一切。

一个农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养并悉心照料国家领导人的孩子十余年，而不求回报。得知他的真实身份后，又毅然让他回到亲生父亲身边。这样的举动平凡而又让人感动，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后人在真武镇朱楼村，刻画了一面栩栩如生的浮雕，生动地记录下这段真实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