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乾隆至宝金编钟被人偷运出紫禁城，而偷盗者竟然就是溥仪

1924年6月，北京紫禁城，一辆卡车缓缓驶出神武门，急速奔向北京盐业银行的仓库，而卡车上的东西居然是万两黄金铸成的纯金编钟，而偷盗者的身份更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这个胆敢偷盗紫禁城文物出城的人恰恰就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而买主这是当时的北京盐业银行。那么这场交易是如何成行的呢？

原来，就在一个月前，溥仪的岳父荣源代为出面，与北京盐业银行旧址签订了一份抵押合同。据合同记载，溥仪以金编钟、玉器和瓷器等珠宝作为抵押，共抵押了约80万元，抵押期限1年。

就这样，乾隆时期的金编钟就被溥仪卖出了紫禁城外。而买主北京盐业银行的背景其实也挺复杂，它的创始人张镇芳是清朝末期的进士，先后当过江西督军、长芦盐运使等要职，还和袁世凯沾了点亲戚。在袁世凯的撑腰下，北京盐业银行可谓资金雄厚。

但当时，就在溥仪将金编钟等物典卖后，盐业银行立刻安排人做了账目，将这笔账目尽数销毁，而金编钟则一下子变成了该行的账外资产，被安排到外商银行一处不为人知的仓库中秘密收藏。

只是，就在溥仪和盐业银行以为可以“瞒天过海”的时候，现实却证明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同年，《京报》就披露了金编钟被典卖出宫的消息，内务府和盐业银行还急忙对此事进行否认。不过，他们的否认可不顶用，社会各个团体都对此事表达了高度关注，军阀张作霖更是直接派兵打探金编钟的下落。

至于溥仪，则是先被冯玉祥赶出了故宫，又被日本人带到东北，颠沛流离，早已经无法赎回金编钟。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被日本人占领，华北也岌岌可危，盐业银行的副总经理陈亦侯对这批至宝深感担忧，开始安排人将这些珍宝给转移到当时的天津法国租界内的某处地下库房。

只是，日本人终究还是盯上了这套金编钟。1937年7月，日本人先是大打感情牌，请托了不少陈亦侯的友人打探金编钟的下落，却被一一回绝。很快，又安排了日本美女来使美人计，幸好陈亦侯没在脂粉中说出秘密。

面对这种情况，陈亦侯决心给身处西安的总经理吴鼎昌发去电报求助。却不曾想，吴鼎昌的回信中居然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毁”。面对上司的回电，陈亦侯破口大骂，随后决定：自己作为中国人，再怎么样也不能让国宝落入日本人之手！

就在这时候，他想起了一个人，那就是四行储蓄会的经理胡仲文。这人和周总理是同窗，深受进步思想的影响，颇有爱国热情。在经历一番周折联系上后，胡仲文欣然允命，冒着可能被日本人发现的危险，将这些国宝秘密运送到了四行储蓄会。

陈亦侯的预见可谓有先见之明。1941年底，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以寻找合适防空洞为名，派出军队直奔盐业银行的地下库房，发现了本来藏着金编钟的暗室，却没有发现金编钟的身影。只是，没想到骗过了日本人，自己人却找上来了。

后来，随着日本战败投降，军统头子戴笠又找上了陈亦侯，多次询问金编钟的下落，甚至派出几路人马监视。但陈亦侯却始终咬着牙保守着秘密。直到后来解放，陈亦侯才主动将金编钟的下落告知国家，让其重回故宫怀抱，并在1954年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那么，这个引起多方势力争夺，陈亦侯不惜豁出身家性命也要保护的乾隆时期至宝究竟长什么样呢？

据专家们测量，这套金编钟通体高约16.2厘米，钮高约6厘米，共16枚外表大小一致，璧厚程度不一，声音呈现或高亢或低沉。每枚编钟的钟钮上有两条躬着身体的龙，钟的背面则刻着“乾隆五十五年造”。另外，在钟体上还有二龙戏珠的纹饰，尽显皇家雍容华贵的风采。

这套编钟共用黄金11439两铸成，可以说就算不考虑艺术价值，这套文物的价值也是难以估量，是当时乾隆最喜欢的珍品之一。

只是，大概乾隆怎么也没有想到，溥仪居然在退位后仍然有每年400万元生活的津贴下依然选择变卖故宫珍品。如今，这套金编钟保存在故宫博物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