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武给台湾的于右任写信，为了避免特务查看，用四个字代指周总理

1961年3月中旬，章士钊从香港回到北京后，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胡子“（于右任）最近给香港吴季玉先生来信说：‘今年是我老伴的80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寿辰一定会很冷清，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

章士钊在信中最后说：“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注意。”

周总理看到信后，马上把信转给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要他为于夫人做80大寿。周总理自己也准备了一些礼物。屈武看信后，立即计算日期，发现于夫人的实际寿辰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不过依照陕西当地的风俗，是可以补寿。屈武向周总理请示，周总理当即批示：陕西既然有此风俗，那就给于夫人补寿，决不能为这件小事使于先生心中不安。

于是，屈武带着儿子、儿媳和于右任的外甥周伯敏前往西安。遵照周总理的指示，陕西省委统战部热情地操办此事。于右任在西安的亲戚故旧，包括他的老朋友陕西省副省长孙蔚如、工商业联合会主席韩望尘、全国政协委员茹欲立、知名人士杨子廉，以及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李齐夷等共20余人参加生日宴会。宴会上轻松欢快，谈笑风生。于夫人对人民政府的关怀深深感动。她兴致颇高，喜形于色，一再对大家表示谢意。

事后，屈武决定写封信，把这件事辗转告诉于右任，让他分享快乐，同时使他知道周总理代表人民政府对他和他留在大陆的家属的亲切关怀，但如果要如实表述，就必须在信里写上周恩来的名字。那么这封信到台湾，如果被无孔不入的特务们发现，对于先生将产生什么后果呢？

屈武反复思考，想不到妥当的办法，于是就到邵力子先生家里向邵老请教。邵力子和于右任有几十年的深厚友情，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

等屈武说明来意，邵力子略一沉吟，高兴地说：“有了，你在给于先生的信里，把周总理三个字改成‘濂溪先生’四个字就行了。”

看屈武有些不解，邵力子接着说：“抗战时期在重庆的时候，我和于先生住在一起，我们经常谈论历史上的名人，北宋名儒、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我们谈论的很多。周敦颐的别号本来叫茂叔，他后来在庐山莲花峰下的小溪上筑室讲学，被人称为濂溪先生。当年我同于先生谈到周总理的时候，总是称他为周先生，你在信里写濂溪先生，于先生一看会明白的，知道你指的是周总理，而那些搜查信件的特务，也不会从濂溪先生联系到周总理身上的。”

屈武按照邵力子所说的方法把信写好，连同祝寿时的照片等物请香港的吴季玉转交于右任。后来吴季玉给屈武来信说，于先生收到屈武的信和照片等，高兴到了极点，真是喜出望外，不禁热泪横流。特别是周总理对他的关怀，更使他非常感动。于右任要吴季玉告诉屈武向周总理表达他诚挚的感谢。于右任对周总理的称呼也用濂溪先生，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足见邵力子的设计和判断是很高明的。

就在屈武接到吴季玉这封信的第二天，屈武见到了周总理，他把吴季玉来信的内容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听了，很高兴地说：“只要于先生满意和高兴，我们也就心安了。”于右任晚年，和蒋介石的分歧很大，他也很不得志，曾几次想辞职。又因沦落天涯，困居孤岛，希望祖国统一，想要返回大陆故乡的愿望让他内心抑郁，苦闷不堪。因此，于右任写了不少怀念家乡、怀念大陆的诗词，透露出他对祖国统一的盼望。

有一次，于右任的长子在台北友人家中，发现有他父亲题词的“岁寒三友图”画，他便将这幅画借回家，交给于右任欣赏。这帧“岁寒三友图”是30年前，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因对现实不满，寄情诗画，与经亨颐、陈树人合作而成，于右任为之题词。30十年后的于右任看到这幅他题词的旧画，不由得感慨万千，缅怀往事，思念旧友，于是便提笔在“岁寒三友图”当年所写的句中，各填了一字，成了一首七绝诗：二十余年补一字，完成题画岁寒诗。相逢回念寒三友，泉下经陈知不知？

于右任这首深切怀念大陆旧友的诗，《人民日报》曾予转载。于右任的老友何香凝，时任人大副委员长，她见了于右任的诗后，也是非常感慨，于是以“遥寄台湾”为题写了三首诗，以答于右任，诗中有“追怀往事念同游”、“数十年来如一日”等佳句。

随着于右任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他自感将不久于人世，思乡的心情愈发浓烈。他为自己的安排后事时，念念不忘地对子女说：“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在台北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