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金融危机后，朱镕基会中说的一番话，至今仍在起作用

1997年，香港回归，举国欢庆。然而也正是这一年，以索罗斯为首的投机者瞄准了东南亚和中国市场，策划了一场金融危机。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东南亚地区上演了一场没有硝烟的金融数字游戏，接连被外国的投机客做空，国家货币呈现暴跌状态，国家的信用也跌入谷底。

而我国刚刚回归的香港也遭遇到了外资的强势入侵，中央政府为了保住香港市场拼尽全力。

好在当时我国市场尚未全面开放，很多投资热钱找不到合适的突破口而被排除在外，再加上当时我国的外汇贮备丰厚，足够与做空者对抗，我国才能过从这场危机中脱身而出。

然而，危机结束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的朱镕基总理并没有自此放松下来。他深刻懂得居安思危和未雨绸缪的道理，立即召开会议对这场七九年金融危机做了高效且有远见的总结与警示。

他在会议中所说的一番话，至今还在起着指导作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从1991年到2003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艰难的十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始的过程是十分艰难的。这个“艰难”，体现在除了有各种意识形态的障碍之外，还面临着重大利益关系上的调整，国家必须要平衡各方面的关系。

为了更好地指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国家方面派出了不少重要领导人参与其中。如邓小平同志就起到了坐镇的作用，但后来真正冲杀在最前面的，是朱镕基。

早在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的金融形式变化就变得更加难以把握，且难以把握的程度实属罕见。当时金融领域的重大改革，却又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到了朱镕基担任副总理、总理的那几年，正好就到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关键时期。要做好当时的中国经济金融工作非常不容易。原因就是前面提到了中国金融形式变化更加难以把握。

从九十年代起，我国的金融秩序就出现了混乱，金融风险也开始大量出现，国民经济一再面临宏观失控的风险。后来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1世纪初入世以后的金融开放，都给我国的经济金融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朱镕基面临的巨大压力显而易见。

早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之后，国内出现了“三热”现象。分别是房地产热、股票热、开发区热。这些现象引发了金融的不稳定。

1993年10月，经全国人大会议决定，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拉开了中国金融整顿的序幕。

朱镕基在当时复杂、混乱的经济金融局面里，开始了一手抓整顿，一手抓改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金融改革要把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把各个商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而他也是这么去做的。

在那几年的时间里，他彻底切断了财政向人民银行透支的传统做法，也禁止人民银行搞商业经营。这样一来，专业银行彻底与实体公司脱钩，与政治性业务脱钩。同时，他也进一步明确了金融业经营的原则，建立和逐步完善了金融机构内部机制。

这使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我国还有应对之力。

1997年金融危机

我国能够避免1997年的金融危机，除了本身国内有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更加注重国家宏观调控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市场还没有融入世界舞台，金融体系稍显稚嫩，金融的概念也还停留在比较模糊的状态。

这种尚未完全开放的状态，让中国逃脱了外资的狙击。这一点，朱镕基总理在后来的讲话中也有所提及。

他在会议里提到，我们能够幸免，主要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强大。另外一条不能否认的是，我国的资本市场还没有完全对外开放，或者基本没有对外开放。

这使得我们引进的外资基本都是设备投资或者是借的中长期外债，是外国投机者动不了的部分。所以才能够避免这次遍及亚洲国家的金融危机。

然而，朱镕基总理也提到，虽然我们有幸避免了这场风波，却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危机还没有过去。

在这场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国家的许多货币都出现了百分之三十、四十甚至五十以上的贬值，而我国采取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人民币不但不动，还稳中有升，这就大大削弱了我国吸引外资出口商品的竞争力。

朱镕基提到，这个影响虽然目前还没有表现出来，但很快就要表现出来了。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困难会越来越大。

所以他反复提起，不能掉以轻心，要对这场金融危机做深刻的总结与反思，以及从中得到应有的警示。

改变

事实上，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泰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发生的问题，正是我国在1992年、1993年发生的问题。

是因为当时我国中央及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去改善这些问题，我国才能够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不至于落到泰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那般惨烈的处境。

而韩国、日本等国家搞房地产，大量借短期外债导致后来银行垮台，整个金融、经济面临困难境地这件事情，也能够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教训。

朱镕基总理结合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提出了“经济结构必须合理，不能搞泡沫经济”的主张。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样的主张是十分正确的。

除了这点外，朱镕基总理还提出，“必须有一个健康的、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金融体系，我们现在还没有。”

他表示，首先要把金融系统党的领导关系收到中央，做好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其次要增加作案的成本和风险，做到银行队伍的自律。

其中每一位行长都要从严要求自己的队伍，做到“约法三章”。如果有行长再搞两本账，就一定会被撤职和开除行籍，永远不得在银行系统任职。最后，朱镕基总理还提到，“我们国家还是要有储备”。

他分析到，之前我们能躲过金融危机，也是因为国内局势稳定，粮食储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且国家有充足的外汇储备的缘故。否则不但我国内地危险，连香港地区也十分危险。

不过朱镕基总理也明确，因为有中央政府这一个强大的后盾，香港在应对这一场金融危机的时候才会轻松一些，但不可否认，香港是靠自己成功地维持了联系汇率制度。

所以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不能批评香港的制度，反而要为他们鼓劲。它的这一套金融制度还是比较健全的，甚至比日本的还要好。只是还是要让香港经济中的泡沫经济的成分少一些，这样才能在应对未来的风险时，有更大的信心。

而对中国大陆来说，国家也在创造一切条件，加快地方银行体系的建设步伐，让地方从中央身上分担出一些风险。如让商业银行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排除一切外来的干涉。

这也是给予了地方银行更大的自主权和更大的压力的表现。唯有这样，我国的金融系统才能越办越好。

小结：

1997年的金融危机席卷了整个亚洲，很多国家都被迫陷入了倒退的状态，我国因为金融市场基本尚未对外开放，才躲过了这场危机。

因此，在危机结束后，朱镕基总理也居安思危地积极开展了相关的讨论，总结和吸取了教训，使得我国的金融系统能够具备抵御更大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