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重重困境 “消声”的中国自由派（图）

近年来，昔日引领中国公共舆论的自由派，迅速陷入窘境，在内外夹击下颓势尽显。

首先，近年来中国自由派遭遇到严厉的政治管控压力。过去几年，中国政治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大范围强化中共“党的领导”和决策层的集中统一领导。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中共一改前些年在政治经济社会治理过程中“党的领导”遮遮掩掩态度，明确提出“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对其眼里有可能威胁和冲击到既有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的自由派，予以严厉管控和防范。这一变化投射到公共舆论上的直接结果是，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制、普世价值、民主选举等一系列自由派话语，明显被迫减少；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网络大V和媒体的公共空间，被大幅度挤压，甚至被封号、关停。

近年来，中国公共舆论管理部门对自由派进行了严厉管控。（VCG）

去年，香港端传媒刊发了一篇重磅文章《全面审查时代：中国媒体人正在经历什么？》，以20多位受访者口述的方式还原了中国媒体人所遭遇的言论收紧，得到了大量具有自由派倾向的媒体从业者的共鸣。这篇力作尽管读后给人一种灰暗之感，却也是实情，并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自由派在公共舆论场的颓势。近期中国内地青年学者、广州中山大学哲学博士陈纯有分析指出，近年来自由主义言论在舆论场上的式微“主要根源在于公权力的全面打压，而打压高潮则是2015年：《慈善法》出台、709律师被逮捕、微博‘公知’悉数被封，等等”。

其次，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不再一家独大。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成就带来的实践经验以及自由主义内在局限性的日益暴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自由主义，一度有着启蒙自由主义共识的知识分子，开始分化，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施派等思潮随之兴起，并在知识界、公共舆论上与自由主义形成分庭抗礼之效果，使得自由派主张遭到相当程度的制衡。正如陈纯所言“原本属于‘自由主义者’的那个群体，在这个过程中日益萎缩”，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出现“大分裂”。

过去一些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成功，由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迅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增强了一些人的自信，让他们不再像早年那样推崇源自西方的自由主义，转而思考、提炼和总结中国经验。前些年海内外知识界热议的“中国模式”正是在这样背景下产生。连“历史的终结”提出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亦坦承：“唯一确实可与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竞争的体制是所谓的中国模式”。

与之相对的是，自由主义内在局限性不断暴露。近年来已由自由派学者转向为儒家的秋风曾于2011年在香港《二十一世纪》上刊文《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里指出，“中国自由主义者缺乏理论的自觉，缺乏设定理论议题的能力”，“中国自由主义背负了太多常识，容易错误地幻想：凭藉这些常识，就可以解决自己在中国所遇到的全部问题”，“中国自由主义始终无法深入到理论的世界中，无法在中国经验中发展出完整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而中国自由主义理论上的贫弱，面对迅速变化的现实时设定理论议题能力的匮乏，乃是其在学院、学术界，乃至在观念世界和政治世界中逐渐丧失魅力、甚至被边缘化的根本原因”。今天的秋风尽管遭受争议，但他的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的确符合不少人的认知。

秋风还提到，自由派的经济自由主义观点，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存在大量内部人私有化、权贵私有化现象”，“要承担一定责任，至少是理论上的责任”，“他们急于消解国有部门”，“而最快捷的私有化当然是权贵私有化”，“经济自由主义从经济系统整体效率改进的角度，对此予以默许，甚至给予一定的支持，因为这起码实现了私有化”，“这一过程也扩大了贫富差距，尤其严重的是，这一过程总是伴随着普通工人在没有得到充分补偿的情况下大规模下岗，从而制造了新的城市贫民群体”，导致一些民众怨言四起，经济自由主义失去了“在公众心目中的荣耀”。曾因批评薄熙来主政重庆时期的知识分子投机而成名的自由派人士荣剑，同样在《中国自由主义“第三波”》一文里提到中国自由主义处在一种尴尬境地，“在许多新左派人士看来，中国当下的主要制度性问题均是因为引进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而致”，“自由主义被看作是权贵们的天然盟友”。

特朗普的上任和种种施政表现，让一些中国自由派感到失望和困惑（VCG）

再者，曾经奠定自由主义风靡世界的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三波民主化非但已经成为过往，还暴露出水土不服问题，相继出现民主倒退问题。曾被西方誉为民主里程碑的“阿拉伯之春”也折戟沉沙，造成恐怖主义四起的“阿拉伯之秋”和国家动荡。以近期在庭审中因心脏病骤然死亡的埃及前总统穆尔西（Mohamed Morsi）为例，他是在“阿拉伯之春”背景下成为埃及现代史上的首位民选总统，结果他上任后把埃及带往“政治伊斯兰”方向，试图将自己塑造成新的“法老”，经济治理更是一败涂地，在他执政末期，埃及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有接近5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或临近贫困线，社会抗议此起彼伏，最终仅仅执政369天，就在军方的最后通牒和超过1，400万民众的抗议声中倒台。这种动荡不仅出现埃及，还不同程度上发生在叙利亚、利比亚等伊斯兰国家，冲击着自由主义公信力。

西方内部也发生2008年金融危机、占领华尔街、黄背心运动、右翼民粹主义卷土重来、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英国脱欧等问题。毫无从政经验、备受争议的特朗普，竟然被美国人选为总统，令许多视美国民主为典范的自由派大跌眼镜。特朗普上任后一反美国作为自由民主捍卫者的普世主义形象，打出“以美国优先”的口号，毫不掩饰地利益导向，以反自由主义、反建制的重商主义、民族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为信条，完全颠覆了美国的自由主义圣殿的形象。而特朗普大打贸易战，深度介入国际和市场的玩法，更是颠覆了自由主义者的经济自由化论断。英国脱欧所暴露出的英国民主弊端，既让英国政治陷入一团糟，又令自由主义形象严重折损。这些都让中国自由派陷入尴尬、迷茫、失语等困境，不再像早年那样理直气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