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日大使趋势解读 北京通过人事“控局”东北亚（图）

孔铉佑（右）于5月30日正式履职中国驻日大使，这位具有丰富驻日经历和朝鲜半岛事务经验的外交官，将为中日走近提供人事上的助力（图源：AFP）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G20大阪峰会终于在北京时间6月23日得到中国官方的确定。 当日，中国官方媒体发布消息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3日宣布：应日本国首相安倍晋三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27日至29日赴日本大阪出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

不过日前，有多个渠道传出消息，习近平在G20峰会前后对日本国事访问将不会成行，日方会将习赴日参加G20峰会视为“工作访问”，并将安排在大阪举行中日首脑会谈，会谈期间，安倍或再正式邀请习于明年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而新任中国驻日大使孔铉佑也松口有这样的可能，称习近平作为国宾访日一事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双方正在朝着樱花盛开时节等拼命努力”，料应是明年春。

与此同时，直至6月24日，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朝鲜之行的后续影响仍在发酵。这场重续中朝“血盟”关系的访问，其影响力显然并不局限于中朝两国，而是将深刻影响中美博弈，并将进而对已经在悄然变化的东北亚局势推波助澜。

外交作为一国政治的延伸，能够窥测出这个国家在某个阶段、某种局势下的政策变化。当中美关系剧烈震荡的今天，中国开始更加侧重与东北亚三个邻邦的关系，保持东北亚的稳定，就成了必然之选。北京也擅长通过人事如驻外大使的安排，维护东北亚关系的稳定。例如日前，驻日超过9年的大使程永华卸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国外交部高层中唯一的朝鲜族、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孔铉佑“接棒”。而在一个孔铉佑身后，是北京希望将东北亚事务提到外交政策更重要位置的布局。

孔铉佑的“以和为贵”

当地时间6月21日下午，中国驻日本大使孔铉佑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记者招待会。在此之前，孔铉佑大使受记者俱乐部专务理事土生邀请进行题词，写下“以和为贵”四个大字。随后，土生拿出了一份一模一样字样的留言。这份留言出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手，当时他也是在这里接受采访。

中日两方不约而同的写下“以和为贵”的手书，表明中日关系正在经历在新的地缘政治形势下的自我调适，也展示了孔铉佑的使命，那就是接棒刚刚离任的中国前驻日大使程永华，继续为推进中日关系改善尽责尽力。

此前，孔铉佑前任程永华离职，获得日本天皇和首相安倍晋三高规格送别，并感谢其对中日关系改善所做工作。孔铉佑接棒后，接受中日媒体联合采访，表态称将“为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竭尽全力”，他到任后首站即访问日本民间对话友好组织：日中友好协会，也表明了他被北京赋予的使命。

公开资料显示，今年59岁的孔铉佑是朝鲜族，黑龙江人，1983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日语系。1985年，孔铉佑走出校园后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派驻日本大阪总领馆担任职员。而在孔铉佑的四次驻外经历中，有三次都是在日本，从总领馆职员到使馆二秘、一秘再到驻日公使，孔铉佑在日本有长达15年的工作经历。

孔铉佑另一个继承程永华之处在于，他也是“东北籍”。梳理发现，虽然自2001年开始中日关系呈现出“政冷经热”的特点，但北京仍然对中日关系极为重视，在先后5人驻日大使中，包括孔铉佑在内有3人是东北籍。

“东北籍”“朝鲜族”，这是孔铉佑的身份标签。孔铉佑在担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之前，曾担任亚洲司司长，同时还是兼任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有分析认为，这背后是北京从东北亚整体格局出发，统筹考虑中日关系，是将中日关系置于整个东北亚变化了的大盘子上。中国任命孔铉佑，是看中了其丰厚的的东北亚及朝鲜事务的经验。

中国驻日大使趋势解读

有分析认为，从2001年第八任驻日大使武大伟到2019年第十一任大使程永华离开日本为止，虽然此一时期整日关系政冷经热，但是历任驻日大使的仕途却往往“高开高走”。例如现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现任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崔天凯、曾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唐家璇，都在这个阶段担任过驻日大使或公使职务。这表明尽管中日关系波澜不定，但是中国外交体系与政策中，“日本”的重要程度正在急剧上升。

从中国外交部此前的人事变化情况看，历任外交部部长基本均有驻日或驻美经验，例如王毅、中国前外交部部长唐家璇。这足以说明中日关系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

中国应对国际局势变化，外交重心开始逐渐向东北亚转移，通过对驻日大使进行“数据化”梳理更易洞察。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国政府从1973年开始向日本派驻大使。截止2019年孔铉佑上任共计12任。这12任驻日大使从履历划分，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3年陈楚担任首任驻日大使到1985年第三任驻日大使宋之光卸任。这一阶段从中日关系上来说是两国蜜月期，经济，政治往来频繁。但是当时中国的外交体系尚没有进入现代化阶段，职业外交官尚未入场，所以从陈楚、符浩（第二任驻日大使）、宋之光的履历来看，仍然是从军队出身的军人外交官。例如宋之问在1949年之前就一直于新四军中担任政委职务，这个阶段，中日关系密切，但是在驻日大使的选择上，“政治可靠”仍然是第一标准。

第二个阶段是从1985年第四任驻日大使章曙到2001年第七任驻日大使陈建卸任为止。这个阶段，中日关系阴晴不定，1949年后中共自己培养的职业外交官开始集体“跑步入场”，对于外交官的选择也开始有了更多战略上的考虑。这一阶段驻日大使的履历，也较多体现为“外交系统升迁——亚洲司锻炼（章曙曾于西亚北非司的过程）——驻日大使”的过程。这一段时间从这几任大使赴日离日前后的履历后可以看出，中国实质上并没有将日本作为外交政策的重点国家。

第三个阶段是从2001年第八任驻日大使武大伟到2019年第十一任大使程永华离开日本为止。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中日关系政冷经热，但是历任驻日大使的仕途却往往“高开高走”。例如现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现任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崔天凯、曾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唐家璇，都在这个阶段担任过驻日大使或公使职务。这表明尽管中日关系波澜不定，但是中国外交体系与政策中，“日本”的重要程度正在急剧上升。而且这个阶段驻日大使还有一个“特别”的共性，那就是在籍贯上，地处“东北亚地区”的东北三省出身的外交官数量突然增多，2001年之后迄今5任驻日大使中，包括孔铉佑在内有3人是东北籍。

孔铉佑的接任，表明中国对日政策开始进入第四个阶段，已经不仅仅单就日本一国考虑，而是将日本，韩国，朝鲜东亚三国，作为一个地区统筹考量。孔铉佑作为通宵韩语的朝鲜族，既有日本经验，又全权处理过半岛事务，对朝韩政治十分了解，这不仅让人有了极大的联想空间，未来中国在东北亚三国大使的安排上，这种打通三国关系的外交官员会不会越来越多的出现？

而孔铉佑（以及他的前任武大伟）在担任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之前，曾经在驻日大使馆锻炼十余年，表明在20年前，中国政府就已经在为培养通晓中日朝韩四国关系外交官的培养做准备了，长袖善舞，草蛇灰线，这也是中国政治的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