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特夫北平之行与“东洋社会论”的形成

撰文：周雨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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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度过了27个月之后，魏特夫初步完成了“治水—游牧—雨水农业文明”这一世界文明史的构造图，并且断定，在治水文明基础上所产生的“东方社会”遵循着一种与普遍的、社会发展的直线结构相异的“停滞”动力学。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掀起了民族运动、工人运动的高潮，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开始东移。1925年，“五卅运动”以及紧接着的一系列发生在中国的工人运动，给欧洲的左翼革命人士带来了极大的鼓舞。时任德语版《红旗》（Die Rote Fahne）杂志文艺编辑的德共党员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 1896-1988），在其第一本关于中国的单著《觉醒的中国》（Das erwachende China, 1926）之序言中写下了这样的热望：“1925年的夏天，中国人民发起了反抗列强的首次大规模行动。这场运动——无论在民族解放的层面还是在社会解放的层面，都标志着东亚历史的转折点。1925年标志着中国真正的觉醒，这绝不仅仅是单独一个国家的觉醒”。魏特夫此时分析中国社会的目的，在于“阐明造成中国过去和现在之命运的社会经济原因”，从而号召欧洲的工人团结起来，“从源头上断绝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武力侵略的可能性”。其早期代表作《中国的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 1931）曾在欧洲和日本的汉学界引起巨大的反响，被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称为“自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学研究以来，第一部系统地揭示中国经济与社会构造的大著”。然而，在其代表作《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 1957）中，魏氏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逆转。他指出，在以大型治水工程为基础的水力国家（或称为东方国家），若无外力介入，不可能自发兴起一个商业和工业的社会。他还认为，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1853）中“热切地高估了资本主义经济改造作用的力量”，因为水力国家的社会机制“具有无比的自我永存的能力”。

中外学界以往的魏特夫研究，集中于对他的后期著作《东方专制主义》的讨论与批判。本文旨在考察魏氏在早期中国社会研究中，发生的思想转变之过程及其背景。考察范围限定于1926年至1938年之间，即魏氏初涉中国研究领域，到他的“东洋社会论”正式酿成这一期间内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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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革命论到中国社会论

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1896-1988）生于德意志帝国下萨克森州的小镇沃尔特斯多夫（Woltersdorf），是当地的乡村教师海因里希·威特福格尔（Heinrich Wittfogel）与他第二个妻子约翰娜（Johanne Wittfogel）的儿子。在当地著名的吕内堡文理高中就学期间，他曾经加入“候鸟运动”（Wandervogel）并成为吕内堡地区的运动带头人。自1914年起，魏特夫先后在莱比锡、慕尼黑、柏林、罗斯托克等地游学，并在当时轰轰烈烈的左翼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中表现十分活跃。在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中，魏特夫选择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随着该党在1920年的分裂重组，魏特夫成为了德国共产党的一员。

青年魏特夫

魏特夫本人在多次采访中均提到，他对中国的兴趣最初是源于一种“浪漫的”意趣。他曾于1921年在莱比锡大学学习中国古典文献阅读，师从汉学家孔好古（August Conrady）与何可思（Eduard Erkes），但翌年便搬去了柏林，所以很难说魏曾在以中国古典哲学、文学研究为主的欧洲传统汉学界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在德共内部与关心时局的德国左翼思想家当中，他却被看做中国问题的权威。当“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后，包括朱德在内的几名留德中国学生参加了在柏林一所中学举行的共产主义学生大会，他们由于发表了言辞激烈的反帝演说，遭到当局的逮捕。魏特夫回忆到，他与德国纺织工会主席魏司（Fritz Weiß）连同几名左翼同志一道赶往警察局请愿，才使抗议的中国学生得以获释。这是魏氏除了当时经常给德语版《红旗》杂志等刊物寄稿的廖焕星以外，第一次近距离与中国人接触。

为了让党内同志尽快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有所了解，德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温特尼茨（Josef Winternitz）找到魏特夫，委托他写一本三、四十页的小册子，梳理目前的中国革命问题。然而最终付梓的不是小册子，却是一部近二百页的著述。这本题为《觉醒的中国》的政治宣传材料成了魏特夫的第一次系统地分析中国社会的尝试。此书具有鲜明的共产主义及国际主义色彩，综合体现于以下三点：首先，魏氏驳斥了当时欧洲普遍存在的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文化偏见和种族歧视，否定了建立在精神论基础上的欧洲中心视点；同时，他还纠正了欧洲人对古代中国常抱有的一些源于道听途说的误解，如将科举制度视为“民主制度的萌芽”，或认为中国人“天性爱和平”。他再三强调，必须使用唯物史观探寻一切表象背后的客观物质原因。此外，魏特夫在此书中表达了对六百万中国产业工人的深切关注。他引用欧洲工商界人士的在华见闻，揭示出中国无产阶级悲惨的生存现状：他们既得不到劳动法的保护，亦无工会组织为其维权。他们的薪金低廉，常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且动辄在外资工厂里受到人身侮辱。魏指出，1925年的中国与工业革命初期的英国不同。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呈现出大量中小企业集聚现象，而中国的无产阶级则承受着少数企业垄断大机器生产所带来的普遍赤贫。这与十月革命前夜的沙俄颇类似。他认为，“苏联模式”是解放中国产业工人的唯一选择，中国无产阶级必将与阿姆斯特丹国际渐行渐远，转而与苏联成为密切的盟友。

由于史料的匮乏和意识形态的干扰，魏氏在此书中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尚十分粗糙。例如，为了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所揭示出的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则同样也适用于中国社会”，魏特夫做了多处不恰当的类比，比如他将战国末期的秦国与1800年前后的法国、1920年代的苏联做类比，认为这三个历史空间的类似性在于：社会的急速变容首先导致了国内农民阶层反封建斗争的高扬与新制度的建立；接着，拥护新制度的国家随着势力的扩张，将进步思想推广至边境以外的地区，得到当地民众的拥护与响应，如此将社会变革推向更广的范围。他甚至声称，“秦始皇帝就是中国的拿破仑”。

在当时的欧洲汉学界及中国研究的圈子里，魏著引起了包括左翼学者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何可思、卫礼贤在内的众多学者的好评。此书脱稿后至1927年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破裂之前，魏特夫一直密切地关注着中国革命的局势，为德国左翼杂志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的时事评论。

在接下来发表的《英国资产阶级与中国》一文中，魏特夫强烈谴责了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经济剥削和政治介入，认为这种干涉是阻碍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民族统一和建立文明社会秩序的罪魁祸首。他再三号召欧洲的产业工人必须认识到，声援中国革命本身即是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环，呼吁他们，在欧洲本土扼杀帝国主义的干预势力。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魏特夫对改组后的国民党寄予厚望。他认为在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国民党实现了将民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工人、农民和学生等抱有不同阶级意识的人群凝聚成有效力量。他认为，正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治理念，奠定了统一战线的意识形态基础。魏在早期著述中对孙中山的评价极高，他将国民党1924年1月开始的改组、容共，看做是孙的思想在后期开始向社会主义方向靠拢的征兆。这时，正巧共产国际出版社的鲁宾斯坦（Rubenstein）在1927年2月召开的布鲁塞尔反帝同盟大会上找到魏特夫，委托他编辑一本德语版的孙中山选集，魏氏欣然答应。此前，苏联国家出版社已在1926年编译出版了一册孙中山选集，收录了《建国方略》、《伦敦蒙难记》、《我的回忆》等1922年以前的著作。魏氏在给德文版组稿时，为了“使孙中山的思想轨迹明晰”，加入了六篇俄文版未收录的演说，并撰写了长达150页的序文。在1927年的魏特夫看来，孙中山是“正在觉醒的亚洲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反帝革命的最强有力的代表。他已经超越了亚洲争取自由革命的第一阶段，突破了单纯布尔乔亚革命的阶级局限性”。

魏特夫对孙中山思想的解读，决定了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态度。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另立中央政府，统一战线时刻面临破产的危机时，魏特夫从1927年5月到1928年1月连续在德共的理论刊物《国际》上发表五篇社论，分析预测中国革命的走势。在宁汉分裂后，汪精卫最开始表明了与共产党继续合作进行革命的意向，此时魏称汪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继承人”，并大加赞赏汪的亲苏立场。然而随着局势进一步恶化，武汉国民政府亦在7月16日公布了限制共产分子的训令，大革命进入低潮期。魏一反之前对汪精卫的褒奖，在《国际》杂志1927年12月8日开始连载的长篇评论中，将蒋介石、汪精卫和冯玉祥三人称为中国革命的“背道者”，并剖析了三人叛变的背景与原因。魏认为，蒋作为民族工业资本的代言人，与无产阶级革命分道扬镳是必然结局；冯忽而支持革命忽而镇压革命的行为之所以难解，正因其策略并非是建立在明确的阶级利益以及清晰的政治路线之基础上。冯的本质是割据军阀，其目的仅是要得到权利。

但武汉为什么会在1927年的夏天右倾呢？这个问题对魏氏日后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具有重大意义。魏特夫氏意识到，谭平山等人认为，是罢工导致的损失使得国民党左派右倾这一观点也许是错误的。在他看来，正是斯大林与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土地革命”的方针使得国民党左派——即“拥有土地的城市资产阶级”，起来反对革命。他发现，为了正确指明中国革命的方向，首先必须揭示西方社会不存在的“拥有土地的城市资产阶级”的本质以及产生这一阶层的历史社会原因，理清中国历史上的土地所有制和地租形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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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实证研究

此时魏特夫已经转入法兰克福大学。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首任所长格律恩堡（Carl Grünberg）之指导下，他原本计划撰写一部关于德国农民和农业发展的博士论文。由于1927年国共第一次统一战线的破裂，魏氏放弃了当初的计划，转而决定投身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领域。为了收集相关资料，同年夏天，魏氏前往位于阿姆斯特丹的殖民地研究所及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当他在秋天满载着中国政治、经济方面的资料回到法兰克福时，魏氏向导师格律恩堡吐露了他要撰写一部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综合巨著这一计划。实际上，魏特夫在此之前已经发表过一篇关于该领域的学术论文。早在1926年，当时担任海德堡大学社会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的埃米尔·雷德勒（Emil Lederer）邀请魏特夫为其杂志《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写一篇书评，评论李炳华女士在1921年出版的英文著述《中国经济史》（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1921）。在魏氏长达46页的书评中，他首先批判了20世纪初期的欧洲汉学严重的“偏食症”——对古典语言文学、哲学的过度热衷，和对社会经济史领域的孤陋寡闻与漠不关心。魏氏称赞李著开辟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先河，打破了以往欧美汉学界对中国历史过分理想主义化的倾向。但他同时批判李著缺乏系统的方法论，导致全书成为一部缺乏内在关联的史料罗列。魏特夫认为，一部真正的“中国社会经济史”，首先必须揭示中国的农业危机发生的社会根源、王朝兴衰的规律等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另外还须回答马克思·韦伯所提出的著名设问：为什么在手工业及商业资本业已发达的中国，未能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制度呢？需要注意的是，在此文中，魏氏一再强调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生活是“发展”的而不是“停滞”的，他使用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法，但对此稍加修正：“马克思曾经指出它在‘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毫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自我再生。但如果将其定性为是‘停滞的’，则是一种谬误”。

为了写成一部遵循唯物主义史观的中国社会经济史，魏特夫首先注意到自然环境对人类的生产过程所起到的规制作用。在1929年发表于共产主义理论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的《地理学批判》一文中，魏特夫尖锐地批判了在欧洲学界流布甚广的东方人种论，讽刺那些将东方社会中，工业资本的停滞、政治上的专制和军事上的无能归因于“东方民族的阴险、贪婪、腐败与懒惰”的言论为“一种习惯了遇上紧急情况便动辄求助于人种学说的无力的方法论”。魏氏强调，“任何一种历史叙述都必须从自然因素的规制作用出发”，但他的立场与当时风靡德国学术界的地缘政治学有本质差异。魏特夫认为，地理因素并不直接作用于人类的生产生活与政治领域，而是间接地、通过人类的劳动过程而起到作用。他引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原文，强调“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关于人类生活与自然界之间的辩证关系，魏特夫提出了一套富有辩证色彩的解释。他认为，劳动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这三个劳动范畴均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个方面。例如，劳动者的生理特点、种族特征、国民性属于自然方面的特征，而劳动者所具有的技能、知识与劳动熟练度则属于社会方面的特征。人类在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使用的除了机器、农具等具有社会属性的生产工具之外，也包括直接来自自然的生产工具，如土壤的肥沃度、农业中的降水、风能、热能等。这一解释奠定了他理解亚洲农业社会之生产过程的基础：与欧洲封建时期粗放的耕作方式相比，在广袤的亚洲大陆，天候与土壤的特征使得人工灌溉与计划性地用水成为农业存活的必要条件。对水资源的管理与规制若达到一定程度的集中，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必将朝着亚细亚专制主义的方向发展。在这篇理论性较强的长论文中，魏特夫尚未具体论述治水所导致的跨区域协作是如何逐步发展成为拥有强力中央集权的政治体这一核心问题。对“亚细亚”社会的构造与发展轨迹的实证性剖析，见诸于他在1931年上梓的《中国的经济与社会》。

《中国的经济与社会》

这部副标题为“尝试科学地分析一个巨大的亚细亚农业社会”的巨著，篇幅达到近八百页，作为第三卷被收入格律恩堡编辑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丛书。实际上，本书只是魏特夫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主要分析了中国农业社会中的生产力、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由于魏氏不久后在瑞士边境被秘密警察逮捕后关押于集中营，本应分析上层建筑的第二部分一直未能见诸于世。《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出版后，在欧洲学界好评如潮。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誉其为“以真知灼见与模板雕刻般鲜明有力的描述，成就了眼下最优秀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综述”。这部著述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魏特夫考察了中国人的种族特征和决定生产样式的核心自然因素——土壤、气候和水。他断定，黄河以及其直流河谷地区，由于丛林较少、易于开垦，最初的人类便在此定居，形成早期的文明中心。黄土高原地区的降水呈现夏季过多、冬季不足的状况，加之黄河在奔流时带入大量泥沙使河床不断抬高，夏日的降水时常引起黄河及支流周期性的泛滥。根据鲧禹治水等上古传说，魏特夫判断，大型治水工程极有可能在夏朝就已经出现。降水的多寡及降水的时期、河流或地下水的有无，成为决定中国农业生产过程最核心的因素。

在第二部分“中国经济过程概要”中，魏氏首先利用大量篇幅，强调了水在中国农业生产中具有的关键地位。在以稻米种植为主的中部以及南部地区，如江苏、广东、福建、安徽等省份，为了提高土地的生产性、换两季稻为三季稻，农民就必须保持土壤的湿度，开凿灌溉用渠。然而在甘肃、陕西等黄河流经的省份，主要作物是适合半干燥地区耕种的麦和黍，当地的主要任务不是灌溉，而是治水。黄河多沙善淤、决口频繁，周围地形平坦，一旦泛滥灾情很难得到控制。这导致了黄河流域治水工程的规模远远超出了单独村落的组织能力，不得不在国家层面进行统筹、管理。与治水工程庞大的规模相反，中国农业的经营方式则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集约型农业，即李希特霍芬（Ferdinand F. v. Richthofen）和威廉·瓦格纳（Wilhelm Wagner）所谓的“园艺农业”。根据1917年的统计数据，中国的耕地有50%以上由自耕农经营。土地所有的零碎化不利于畜力的使用，也抑制了农业规模的扩大和向机械化方向的转型。除此之外，魏氏还考察了前资本主义时代，中国的手工业及工厂工业。他将中国的手工业行会与欧洲中世纪的手工业联盟做对比，指出中国的手工业者虽然与他们的欧洲同行一样，在经济上具有绝对优势，但他们从未获得过中世纪手工业联盟所享有的政治权利——譬如拥有武装力量和市民特权。他们仅是听命于通过垄断治水工程和天文学而掌握了农业经济命脉的官人士大夫阶层。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编第四章末尾，题为“早期资本主义的诸萌芽中，唯独自然科学缺席”这一节中，魏特夫将韦伯的设问引向了另一个领域：虽然中国在很早就已经呈现出诸种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特征，但中国社会既未能自发走上工业资本主义的道路，亦未发展出一套系统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翰林院“忙着编纂前朝历史或者是编写科举试题”，从不过问自然科学的死活；而古代中国的自然科学，仅在天文学和代数学上稍有成就。关系到现代工业发展命脉的领域，还停留在积累实证经验的原始阶段。这个问题后来由李约瑟进行了整理与拓展，成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作为魏氏设想的规模庞大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之上卷，此书主要对中国农业经济生活的基础与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关于经济生活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中国这一“巨大的亚细亚农业社会”的发展规律尚未进行详细论述。但在魏特夫写于1930年8月18日的前言中，他已明确表现出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展望：“就在我们写下前言的这一刻，东方的地平线已被民族独立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之火染得通红。这火焰几乎遍及所有马克思所谓的‘亚细亚’地区：埃及、印度、东南亚，首当其冲是中国”。

然而德国国内的政治局势正在同一时间发生了剧变。在1930年9月14日的国会选举中，希特勒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国会中所获席位从12席激增至107席，一跃成为德国第二大党。面对纳粹势力的抬头，魏特夫暂停了中国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工作，全力投入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的笔伐。仅1932年一年，魏氏就在《左旋回》（Die Linkskurve）、《赤色建设》（Der Rote Aufbau）等左翼杂志上共发表了二十余篇反纳粹檄文。1933年3月10日，他因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在德国与瑞士边境被冲锋队逮捕。幸得著名的民族革命派知识人希尔（Friedrich Hielscher）之助，魏在九个月后被释放，并于1934年1月初，同卢卡奇（Georg Lukács）、柯尔施（Karl Korsch）、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等人一道流亡英国。在英国，魏特夫通过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同事贡培茨（Julian Gumperz）结识了太平洋国际学会秘书长卡特（E. C. Carter），并与该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得以继续他之前中断的中国研究。同时，他也与迁至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935年，魏特夫在《社会研究学刊》上发表了他的首篇英语论文《中国经济史的基础和阶段》（The Foundations and Stages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1935），初步概括了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此前苏联“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争中，马扎尔（Liudvig I. Mad’iar）、瓦尔加（Evgenii S. Varga）等被称为“亚细亚派”的学者类似，魏特夫认为中国社会在西周以前属于氏族制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西周以来，各类大型公共事业的兴起，尤其是水利工程的规模扩大，一方面促进了原始农业共同体的瓦解，另一方面催生了统筹、管理公共事业的职业官僚阶层的形成。他将这一过渡阶段定义为“具有治水色彩的封建制”。在魏特夫看来，秦国的法治改革推动了土地私有化的进程，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大大削弱了封建割据势力，最终得以使中原地区统一于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的统治之下。秦以来直到清朝末年的这一时期，被魏特夫称为“两千年官人与农民的社会”。在朝的官员和依附于他们的乡绅、商人阶层一方面通过高利贷的手段逼使农民放弃自己的土地，沦为佃农；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对农业地租的不断榨取，流向国库的税赋自然减少。国家财力与国力的削弱，导致周边游牧部族的入侵，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汉民族王朝与游牧民族王朝交替出现的“王朝循环”现象。值得注意的是，魏特夫虽然认为这种恶性循环是“亚细亚社会”不可克服的内在运动规律，但他再次明确否定了广泛流布于欧洲的“中国社会停滞论”。他认为，“中国社会在成为今天的欧洲人所认为的‘停滞’的形象之前，其经济结构已经历过几次可明确辨认的发展阶段”。梳理这一发展轨迹的重要性，正在于“解释眼下的中国社会在帝国主义冲击下正在经历的物质与文化方面的本质性变革”。

此时，魏特夫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主要来源于以下三种渠道：首先是欧洲以及美国汉学者的著述；其次是业已译至欧洲语言的古典文献，如，《礼记》（卫礼贤译）、《中国经书》（理雅各译）、《史记》（沙畹译）等；另外还包括胡适、丁文江、顾颉刚等中国学者用欧文出版的学术著述。魏早已计划对中国社会进行实地调查，但由于魏玛时期德国动荡的政局，计划迟迟未能落实。直到1935年，太平洋国际学会同意资助魏特夫的研究计划，并支付第一年的研究基金计1750美元，他的中国之旅终于成行。同年春天，他与第二任妻子奥尔加·兰（Olga Lang）从旧金山出发，踏上了前往东亚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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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之行与“东洋社会论”的形成

魏氏夫妇途径檀香山，于1935年5月到达日本横滨。承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之邀，魏特夫在东京访问了东洋文库、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并在农学部教授东畑精一及旧友平野义太郎的陪同下参观了利根川的水利工程。在东京与京都，魏氏结识了石田幹之助、和田清、清水泰次、仁井田陞、小岛祐马、贝塚茂树等众多东洋史学者，了解了江户时期日本的工业发展状况以及手工业行会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在日本的出现与发展，也是魏特夫十分关心的现象。在《中国经济史的基础与阶段》一文中，他强调了日本与中国社会的构造性差异，认为日本“与中国相反，并不属于我们所谓的‘亚细亚社会’。它虽然带有亚细亚社会的色彩，但日本社会的构造与欧洲社会属于同一类型”。亲临现代化都市东京和大阪，目睹了日本工业急速发展的实景之后，他进一步证实了自己对日本社会发展所下的判断。在给母亲约翰娜·威特福格尔的信中，他感慨道：“在日本的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极具启发、大有裨益。对中国经济史进行比较研究的想法，在这里被证明是正确的。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同时也扫清了我的知识结构上的一大盲点”。

1935年6月17日，魏氏夫妇从神户出发，乘“北岭丸”号邮船抵达天津塘沽埠头，之后乘火车到达北京。二人在中国停留的时间共计27个月，在民国学界交友甚广，与胡适、陶希圣、陈翰笙、何濂、洪业、陶孟和、吴文藻、罗家伦等著名民国学者均有来往。1937年9月离开中国之后，魏特夫在研究报告中对中国学者的著述大加赞赏，强调“西方学者如果能够学习他们的中国同行的作品，将会受益匪浅。这些作品给我们提供了新鲜的视点和尚未翻译的史料”。但笔者通过考察魏氏1938年发表的论文《东洋社会论》（Die Theorie der orientalischen Gesellschaft）后发现，他仅是将中国学者的著述作为新的引证材料使用，理论体系上的创新主要来自在中国的实地考察经验以及与欧文·拉铁摩尔的思想交流。

拉铁摩尔

定居北京之后不久，为了考察黄土高原的地形，魏特夫曾在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和时任《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杂志编辑的拉铁摩尔的陪同下，于1935年9月去往山西省汾阳县的峪道河。魏特夫在给母亲的信中表达了对此次西北之行的感慨：“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啊！西北地区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风貌、巍峨的秦岭山脉、壮大的黄河、上古的传说、还有那些沿岸的盐池、矿点，古老的抑或是新兴的金属加工工厂、织布厂、木行、皮革作坊，那拥有巨大城门的千年古都……这对我来说真是一段极富启迪的经历。为期四周的游历之后，中国社会整体的样貌在我的脑海中更加清晰了”。除了北京附近的省份之外，魏氏还游历了南京、汉口、九江、景德镇、南昌、福州、广州等地。1936年夏天，他在王毓铨的陪同下游历山东时，曾经目睹了当地运河施工的现场。这一情景对魏氏的触动很深，直到1979年，德国《时代周报》记者格莱佛拉特（Mathias Greffrath）在魏氏的纽约公寓对他进行采访时，他还特意提到这了一幕。魏氏回忆到：“那些工头儿们说，‘我们要在这儿挖一条河’。但他们用什么工具来开凿一条河呢？他们手中除了锄头和篓子之外什么也没有，甚至连铁锨都没有。他们用的工具，与他们几千年前的祖先们一样，原始至极”。通过这一系列的直接观察，魏特夫得到了一个新的认识：在“亚细亚”社会中，推动社会发展、催生社会变革的原动力，并不是技术层面的生产力——如科技的发展与生产工具的革新，而是组织层面的生产力——如建立更有效的分工、协作方式。在西欧与日本的社会发展图式中，技术层面的生产力之发展，导致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进而引发社会的变革；而在东方社会，推动社会发生变革的则是组织型生产力的发展。当治水工程的规模扩大，实现跨区域的协作和中央政府的集中管控时，这场“水力革命”则会促生“治水国家”的出现。

除了认识到东方社会也许并不符合普遍主义的历史概括之外，魏特夫在中国与拉铁摩尔的相遇，对其日后的理论展开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他1951年8月7日在麦卡伦委员会上的证言，魏抵达北京之后不久，即通过德裔社会活动家拉斯克（Bruno Lasker）结识了暂住山西的拉铁摩尔。当时拉铁摩尔正在撰写《中国的内陆边疆》一书。在此书（1940年版）的序言中，拉氏写到：“魏特夫也读过（本书的）原稿，1936年我同他一起到山西山地及陕西黄土地带考察，并多有讨论。当一个新的问题出现，或是旧的问题有了新进展时，他总是能提供许多看法和参考资料”。拉铁摩尔这本书最主要的特点在于，他将草原社会与汉人社会看做不可割裂的一个整体，来研究王朝更替的规律。他洞见到，在这两种社会的地理交界处存在带状的边缘地域，这里会形成一种汉人与草原居民杂居的社会秩序。随着和平的持续，边缘地域的面积会逐渐扩大；当长期的稳定被破坏时，只有同时了解汉人、游牧两种社会结构的边境部族，才有可能建立起同时统治草原及中国内地的征服王朝。魏特夫立即接受了拉铁摩尔将草原社会与汉人社会作为联动的整体来观察的方法，并进一步从地理环境的视点解释了这两种文明共生的必然性。魏认为，灌溉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是在同一气候条件下（干燥、半干燥地区）所产生的孪生文明。在靠近河川或者地下水丰富的地区，出现了灌溉农业文明，远离水资源的地区则形成了游牧文明。这样一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这两种社会生产机体的相互作用中所形成的决定性的社会特征、边疆地区经济生活的本质构造、游牧部族对中原的侵略、包括‘征服王朝’现象的原理，都能够在这两种社会生产力的结构中得到科学的解释”。

在1938年发表于《社会研究杂志》的论文《东洋社会论》中，魏特夫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文明论：世界农业文明的类型可按照气候与地理条件分为雨养农业、灌溉农业和游牧文明三种类型。在雨养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以中世纪欧洲为典型代表的封建制社会；灌溉农业根据规模分化为建立在小规模灌溉农业基础上的“具有东方色彩的封建制社会”——如日本、墨西哥；以及建立在跨区域大型治水工程基础上的“纯粹东方社会”——如中国、埃及和印加帝国。在此文中，他一反来华之前，对中国社会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冲击下的现代化进程所抱有的期待，表现出对东方社会之命运的消极态度，认为东方社会“若非被外部力量物理性地摧毁，它将在恶性的经济社会循环无数次崩溃之后，依然无可救药地根据其运动原理再生。这是一种无谓进步的、不断自我再生的社会，亦即古典类型中的停滞社会。……正如历史运动的普遍规律中，既然有发展的运动类型，则必然有其反面——停滞的运动类型”。至此，魏特夫已经完全放弃了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以及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展望，彻底陷入了一种对东方社会绝望的偏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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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专制主义》

由此可见，魏特夫早期思想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魏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现状和中国革命的成败。他对中国以及其他落后国家的认识，与马克思在《论不列颠的印度支配》中的立场十分接近：中国虽然自秦以来进入了“两千年官僚与农民国家”的停滞阶段，但外国资本的进出将很快带动中国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从语言行动的维度来看，魏特夫在这一时期的著述，其目标读者是欧洲工人阶级和左翼人士。他试图通过向其展示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唤起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连带感，号召欧洲工人阶级在本土采取措施，扼住帝国主义对中国发起侵略的源头。

在魏特夫搬到法兰克福开始着手他的大著《中国的经济与社会》时，他的关心开始转向对经济基础的实证历史研究。在此书中，他批判地考察了欧洲学院派汉学家的著述，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述框架下，将他们的业绩进行重新梳理。此时魏氏写书的目的有二：首先是呼吁欧洲汉学家关注中国的物质基础和经济结构；其次是证明辩证唯物主义亦适用于解释欧洲以外的社会经济史。

在北京度过了27个月之后，魏特夫初步完成了“治水—游牧—雨水农业文明”这一世界文明史的构造图，并且断定，在治水文明基础上所产生的“东方社会”遵循着一种与普遍的、社会发展的直线结构相异的“停滞”动力学。值得注意的是，在《东洋社会论》一文中，魏对马克思著述的引用仅有一处。由此可以看出，此时魏从意识形态上已经逐渐远离最初的革命语境。这也许是由于1938年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当务之急显然是抗日战争，无产阶级革命的紧迫性退居其次；同时，由于魏在流亡中途径英国、美国、日本、中国，他在短短4年时间内接触了大批来自世界各国、拥有不同学术背景与政治立场的学者，他所预设的读者对象既不限于左翼知识分子及无产阶级，也不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汉学家。换言之，魏特夫身处的思想语境发生了改变，他的言语行为此时具有了新的意图。在《东洋社会论》的最后一段中，魏特夫阐明了他要展示人类社会总体发展全景图的抱负：“人类史的总体形象，它的运动、僵局和它的进步，只有置于长期被忽视的巨大东方社会的视点下，才得以重新成为一个整体”。这段话表现了魏特夫对马克思、韦伯式宏观的普遍的社会运动规律的追求，同时也暴露出，他此时已陷入了西方文明对作为“他者”的东方所抱有的持久的偏见。

魏特夫本人的政治信仰随着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发生了巨大的动摇。在冷战格局形成之后，他转而成为反共的活跃分子。但他在1938年时，通过对社会形态的初步比较研究所确立的多线发展的社会历史模式，以及停滞与发展动力学的二元对立论，一直贯穿于其日后的学者生涯，并给1957年著述《东方专制主义》奠定了文明类型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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