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礼遇程永华 中国驻日大使的“考验”仍将继续（组图）

当地时间5月7日晚，中国前驻日本大使程永华的离任招待会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率政经界800多人出席。就在此前不足一个月，安倍晋三已提前在其首相公邸单独与程永华共进午餐。在历届中国驻日大使中，程永华享受的高规格礼遇被大陆媒体称为罕见。

当然，从这种优待不难看出安倍对中日关系的重视。在刚刚过去的4月，围绕在外交、军事、经济领域的中日接触给外界传递出两国关系升温的信号。北京时间4月9日，中日韩三国在东京进行一场比东亚16国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更高规格的三国自由贸易协议（FTA），一旦协议达成意味着将大大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4月23日，中国为庆祝海军成立70周年青岛海上阅兵，日本派出挂有二战“旭日旗”的新锐战舰“凉月号”捧场，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船2011年以来首次访华，而在2018年，日本因派遣挂有“旭日旗”的舰船参加韩国海上阅兵而遭到韩国反对无缘阅兵；4月27日，在“同盟”美国未捧场中国政府倡议并主导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情况下，日派出知华派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出席。

被认为逐渐升温的中日关系也得到中日双方的确认，在以上程永华的饯别宴上，安倍称双方确认日中由竞争转向协调。在今年中国全国两会记者会上，中国外长王毅也承认中日两国已重回正轨，向改善发展。

从2012年安倍第二次登台中日关系进入一个低谷到如今仍是安倍内阁执政下中日重回正轨，这种历史性的转折变化反映到两国外交最前沿的驻外大使身上分外明显。优待与冷遇，热络与敌意，看起来是大使们的职业遭遇，放到其背后的国家关系之上，反映的何尝不是两国关系的高潮低谷。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率众为程永华践行被认为展示对华关系的重视（图源：新华社）

安倍认为程永华在日本的广泛人脉为中日沟通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图源：新华社）

中国外长王毅驻日期间被认为是“知日派”（图源：Reuters）

中日两国高潮低谷的背后，大使仍旧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桥梁作用（图源：新华社）

驻日大使的“考验”

如今程永华被安倍内阁罕见礼遇当然是中日关系回暖的大局势影响，但大局之下，大使的作用同样不可忽略。尤其是近代史上中日的战争历史在两国之间形成一种带有敌意性的民意基础，加之中日关系的反复，可以说，中国驻日大使面临着更多的“考验”。程永华作为这其中一员，历经中日关系紧张到重回正轨的转折阶段，可以想象，在一段关系的变动期，驻日大使面临的挑战。

履历显示，1954年生人的程永华出生于中国东北省份吉林，求学期间便学习日本专业，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获选为官方遣日留学生，回国后便一直在中国外事系统工作。在程永华的十份外事任职中，日本外事经历即占7次。1977年的首份外事经历便是中国驻日大使馆随员，此后1989年成为中国驻日本国大使馆二秘、一秘，1996年成为中国驻日大使馆参赞、公使衔参赞，2003年驻日大使公使，2010年接棒当时的驻日大使崔天凯再次赴日，成为中共政权下中国驻日任期最长大使。

也正是丰富的对日经验成就了安倍口中其“建立广泛人脉”的优势。他自称，在日本学习工作的30年，遍访日本47个都道府县（日本1871年行政区划1都东京都，1道北海道，2府大阪府与京都府和43个县），数十年的对日工作经验加上一口流利的日语使他得到“知日派”的美誉。尽管如此，在其担任驻日大使期间，正是中日关系走向低谷的一个转折期。2012年安倍二度拜相，甫一登台参拜靖国神社、跟随奥巴马（Barack Obama）政权亲美遏华、推动修宪使日本海上自卫队合宪化、宣布“钓鱼岛”国有化......，彼时的中日关系进入历史严峻时期。程永华在后来接受大陆媒体的采访中称“那时非常焦虑，连续几天基本不睡觉”，但在当时的紧张氛围下，程永华从不太敏感的中日科技、教育等领域推进交流，从而准确且不失分寸地传达中国政府对日的友好意愿，在政治紧张时期仍旧维持难得的民间沟通渠道。

紧张期的蛰伏积累为转折的到来创造条件，2018年5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日前，程永华在政经两界发表演讲，在日媒发表文章呼吁推动中日关系改善，而在李克强访日后又不失时机的为安倍访华创造舆论热度。

此外，程永华在驻日期间还频繁出席中日企业家与政界对话交流，中日经贸合作会议等，因此外界指程永华在日本政经两界都具有广泛人脉。

不仅是程永华，1972年虽然中日邦交正常化，但处于起步阶段的中日外交仍面临不少阻力。例如在推进《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过程中，中日因外部因素及两国认知问题上的原因先后进行了16次谈判历经两任中国驻日大使才终于达成共识。期间阻遏中日达成共识的 “反霸权”写入条约时中日出现分歧，而当时的驻日大使便及时将这一分歧报告中国决策层而后根据指示具体落实。可以说，在中日建立外交的起步阶段，中国驻日大使陈楚、符浩是开拓中国对日外交关系的重要成员。

而进入21世纪，中日矛盾多发且尖锐化，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断参拜靖国神社；日方两次发放台湾独立派李登辉赴日签证；日本文部省不断修改历史教科书合理化日军侵华史；中日领土争端不断……而彼时的中国驻日大使王毅一面要基于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乃至中国民众的考量在中日紧张关系中展现出应有的立场，而这也就难免表现强硬，一面又要维持两国政府层面不至于因关系紧张而引起的渠道不畅，乃至照顾日本民众对华情绪，而这又需要在对日层面保持友好。

官方层面的政策立场、民间情绪的体察考虑，对于中国驻日大使来说，当他们处于紧张的大局形势之下，游走在对立情绪之间，更考验的是对分寸感的把握与外交技巧的灵活。

当然，决定两国关系走势的因素纷繁复杂，更多时候是国际局势与国家战略层面的方向决定，但不可否认驻外大使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两个国家的全面关系中，驻外大使虽然只是因应本国政策需要去做执行，即使台面上博弈，台下依然少不了外交官的运作调停。一如安倍在程永华的饯别宴上所称“中日关系也有过非常紧张的时期，但是程永华大使在在日本建立其广泛的人脉为中日关系向好发展搭建起管道和桥梁”。 

同一身份  不同境遇

从1973年中国向日本派出首位中国驻日本特命全权大使陈楚（陈楚之前，有日本生活经历的中国驻奥地利商务代表米国钧曾为中国驻日使馆筹备开馆等事宜短暂任中国驻日本参赞），至今次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孔铉佑将接替程永华，中国已先后派出12位驻日大使。在近半个世纪的中日外交历程中，十余位驻日大使在中日关系的不同时期或是担任开拓或是出于维护或是扮演调停的角色参与两个国家的外交进程，当然反之两国关系的走势对该国大使职位本身也会有显见的影响。 

如今，中国驻日大使在行政级别上均为副部级，是中国驻外大使层级中所拥有的最高行政级别。不仅如此，曾担任中国驻日大使的王毅、崔天凯后来也都迎来自己的仕途高峰，也因此，驻日大使在中国外事系统中算得上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职位。但这种状况并非是中国驻日大使的惯例，1977年第二任中国驻日大使符浩在就任前已担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行署副部级，但彼时中国与日本还不是大使级别的外交关系，直到1993年第6任驻日大使徐敦信，中国将对日外交关系调整为副部级，至此后的7位（孔铉佑提名中）中国驻日大使均为副部级出任。

当然，驻日大使外交衔级在中国行政官级中提升的背后是中国对日关系的调整。在中日建交后的二十余年期间，称得上是中日关系发展较为顺遂的一个时期，1978年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一种被认为带有援助性质的优惠日元贷款，这一政策直到201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40周年才被宣布终止；在这段关系期间，两国贸易额大幅增加，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将对华关系定位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此外在中国八九风波遭到西方各国的制裁时，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实现日本历史上天皇首次访华的外交行动。而彼时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提升，成为中国外交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亚洲强国。 

在当前中国政府重视周边外交的战略框架及美国对所谓“印太”战略的规划中，日本作为曾经的美国盟友及亚洲强国，其在中国外交谱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当前中日不断互释向好信号，但未来留给中国驻日大使的考验仍不小，而现下被媒体披露的任永华与继任者孔铉佑的交接，也被认为是中国政府对日关系重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