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遭遇的日伪劫掠

撰文：韩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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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早据平接收各机关，治安维持会由日人参加策动。警察均徒手维持秩序，市面外形平稳，实际已萧条不堪。各大学敎授多绕道南下，吴佩孚因不参加维持会，已被日军监视，智识份子多化装离平。故宫及颐和园古物，除一部随二十九军仓猝移保定外，大部均被日军掠去，各国领团虽加劝阻，日军阀置诸罔闻。”

以上是上海《申报》1937年8月19日的报道内容，此时距离卢沟桥事变只有四十余天，但有关故宫文物“大部均被日军掠去”的传言已经大面积扩散。

1930年代的故宫

11天之后，《申报》特派员叔棣在《沉痛的回忆》一文中再度表示：“北平原为我国旧都，亦全国文化之中心，尤以城内建筑物富有悠久之历史价值。而故宫博物院之收藏尤为珍贵，世界各国无不爱慕。此次敌人入城后，对故宫之珍藏及颐和园之古物掠取甚多，外侨对之莫不惋惜万分。”

到了9月18日，《申报》在一篇报道中提及日军自7月8日进入北平城以后大肆劫掠时，推测到：“故宫是不能搬走的，但那些腾下的古物，恐怕要东渡了。”认为日军会将劫掠的故宫文物运回日本。

北平沦陷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主要领导均前往他处，奉命留守者为故宫博物院总务处处长张庭济。1937年11月，张庭济还曾代表北平留守职工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汇报情况，行政院的回复是：“该院留平工作人员处境艰危，自属实情。目前应于可能范围内，尽力维持。仰即遵照。”

因有张庭济的暗中潜伏，所以国民政府大抵是知晓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情况的。一个证据是，1943年故宫博物院第五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马衡院长表示：“华北告陷时起即密饬总务处处长张庭济率同保管人员留守监护，相机应付。数年以来北平本院文物，终因该处长忍辱负重，赖以无恙，幸免散失。”

此时，日伪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已任命祝书元为北平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这个任命当然不获国民政府的认可，所以院长马衡等人仍在他乡召集故宫理事会议。

我们现在知晓，前面几则《申报》关于日军劫掠故宫文物的报道都是不准确的。《申报》对此似有知晓，到了“七七事变”一周年，1938年7月7日，相关报道的表述变得模糊起来：“北平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古物陈列所虽然其中大部分早已南运，但剩余的部分，仍然价值巨万，此番遭劫之后，虽然汉奸们在那里负责保管，丢失的物件，当不在少处。颐和园的古物，伪方已派员管理，但是普通的游客都是裹足不前，前往观光的都是些倭脚朋友。”

但这种“当不在少处”的含糊其辞，很快被另一作者纠正。1938年12月24日，署名“任远”的文章《今日之华北》有一段描述了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文物的损害情况：

“素以文化古城著称之北平，各种文献机关向称齐备。此次沦陷后，内以汉奸之盗窃、外受日人之抢毁，大好文物多罹浩劫。据查遭劫之经过，实始自汉奸潘毓桂及钱桐二人，因潘前任平市伪警局长时，曾命钱负责警备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历史博物馆以及北平图书馆，而二人狼狈为奸，全力献媚日人，对于文物之沦失，在所不惜。

钱任伪职后，初则招待日人，免费参观故宫陈列所及历史博物馆；继则停止售票，禁止华人游览；最后竟准许日人于夜间或淸晨入内。此例既开，即予日人以暗盗明劫之机会，是以故宫及古物陈列所之珍品损失者，不可胜计。历史博物馆之名贵图籍，亦多遗失，对于北平图书馆，初则缄封九一八事变之各种杂志，不准出借；继则将不利日人之各种书籍尽行焚毁；最后更经’新民会’以汽车将该会所有近两年来之杂志报章悉数运走。摧残文化，无所不用其极……”

北平图书馆

应该说，该文对日伪缄封、焚毁北平图书馆书籍等的描述基本是准确的。但关于故宫博物院和古物陈列所“珍品损失者，不可胜计”的说法，则全然不实。尤其是古物陈列所，按照抗战胜利后该所向“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所做报告，古物陈列所“所有古物以及文卷财产等项，毫无损失。”

故宫博物院没有古物陈列所那么好运，但在1938年尚基本没有任何损失。

2

北京故宫遭遇的日伪劫掠，主要有两次。

一次发生在1938年6月，故宫博物院所辖的太庙图书馆受到伪宪警的检查，共有340册书籍 和10682册杂志被搜走撕毁。2个多月后，在故宫博物院的交涉下，伪宪警返还了书籍15册、杂志 210 册。

不过，据文物专家、建国后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单士元在《日伪统治时期故宫博物院往事》中表示：“这里说的图书并不是故宫中的珍贵书籍，而是太庙(现劳动人民文化宫，当时属故宫博物院管理)阅览室中一些带有青天白日旗标志的图书杂志。警察怕日本人见了寻衅闹事，就将其撕毁了。这些东西不属文物。”

更严谨一点说，并非只是带青天白日旗的图书杂志，但凡和反日及“反动”新思想有关的书籍都成为检查撕毁的对象。

在八年抗战期间，北京故宫文物的损伤主要发生在1944和1945年。

据单士元回忆：1944年，北平的汉奸组织献铜委员会搞献铜运动。这个运动波及千家万户，故宫这样的文化机关也没有幸免。当时的故宫博物院主持者虽是伪政权派来的，但他们对这个运动并没有积极响应。他们曾和那个汉奸委员会交涉，提出故宫中的文物不能当作一般的铜器交出。在故宫即使是那些碎了的铁环子也是历史文物，不能交出。但是，尽管如此抵制，最后故宫还是不得不把一些年代较近的铜缸、铜炮 (铜缸、铜炮、铜灯亭共计149件)交了出去。抗战胜利后，又收回几件。

黄金在《举步维艰——析沦陷时期的北平故宫博物院事业》一文中，对此有详细描述：

抗战后期，因日军的人员和战略物资开始紧缺，所以在占领区内多次征讨军用物资。1944 年 8 月，伪政权机构华北政务委员会通令各机关单位收集铜器铁器事宜，以为日军造炮弹壳和子弹用。为此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北京市金品献纳委员会。迫于压力，故宫博物院最初不得不将一些散落于各院落无号又残破的铜缸铜炮等1095斤交了出去。然而金品献纳委员会和日军对此量均不满意，要求故宫必须捐献更多，因为仅北京一市日本军部下的铜铁征集任务就高达四十万公斤，不逼迫故宫任务难以完成。

在“院长”祝书元的支持和总务处长张庭济的带领下，将故宫辖区内的两百多口铜缸“造具清册，别其类别，呈请华北政委会到院审定，予以主持， 以应对强征”。华北政务委员会最终令将不能断明年代者铜缸 54 件以及 2 尊铜炮运走检送。而日人仍不满足，1944 年 6 月 22 日， 日军又从故宫劫走铜灯亭 91 个，铜炮一尊，这批文物刚运到天津，还未及转运到日本，日军即宣告投降。此时故宫博物院派出专门人员张庭济等会同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王世襄前往天津接收运回这批文物，“有的已残破、毁坏，共重 4460 公斤， 较劫走时少了 971 公斤，而此前被劫走的 54 个铜缸也不见踪影。”

张庭济

后来金品献纳委员会再次索取故宫太庙内的大鼎、铜缸、 铜香炉等供器时，遭到故宫拒绝，理由是太庙的皇家器物有着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绝不可以破坏、亵渎。

另据刘楠楠《张庭济与沦陷时期的故宫博物院》，沦陷期间，日本关东军发现故宫内藏有光绪修会典时所征集的车臣汗图，强行要求调取携出，经再三交涉，故宫方面答应给出拍摄的照片及副本，但日方仍不满意，令钱桐、武田熙桥等人来院强取，张庭济根据院章与之据理力争，双方发生言语冲突，几近导致事变发生。迫于日方淫威，故官最终答应借用三个月，但要钱桐等三人先立临时借据，再由日方使馆补具正式借据，且到期后即刻收回。

此外，满清皇室贵族载涛、载润等人曾以修谱为名，来故宫索取玉牒，被拒后，日伪派祝瑞霖前来交涉，亦遭到故宫工作人员的拒绝。

3

在整个沦陷期间，故宫博物院的确并未像《申报》抗战初期宣扬的那样遭受巨大损失。

何以如此？大抵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故宫的管理者有保护文物的初心，包括日伪任命的院长祝书元。单士元就表示，伪政权派祝书元等人接管了故宫博物院后，把故宫内外那些企图攫取故宫博物院大权的汉奸压了下去。日本人也未来插手故宫。从这点来看，伪组织对故宫的接管是没什么坏作用的。实事求是地讲，祝书元这些人也没有做什么对故宫不利的事。

在很大程度上，祝书元代表了伪政府的立场。认为抱持投降主义的伪政府会出卖文物，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思维。

其次，从日军的角度，破坏文物存在国际舆论压力，他们有所忌惮；更重要的是，当时日本在华的一个宣传策略是“中日亲善”和“大东亚共荣圈”，大肆烧掠会破坏这个形象。而且，作为已被侵占的领土，文物的留存也符合日军想象中的利益。

但这并不意味着，日军会对统治范围内的所有文物机构一视同仁。譬如北平历史博物馆，文物被掠夺的数量就远远高于故宫博物院和古物陈列所（北平历史博物馆的损失也主要为1944、1945年的献铜献铁运动）。这和两者此前曾为前清宣统皇帝溥仪的私产有关，溥仪“满洲国皇帝”的身份获得日军的尊重。故宫学研究者黄金更认为，古物陈列所因其职员大多是逊清遗老遗少，素来与日本人关系密切，因此并没安排日本顾问实际进驻陈列所，也没有对其有太多的刁难。因此在沦陷期间，古物陈列所比故宫博物院还幸运，几乎没有遭受任何重大损失和破坏。

南京故宫的情况也相对较好。

我查到大华社1946年5月发自南京的通讯《京市伪机关文物，清点工作完成发还工作开始》，内称：教育部南京区淸点接收封存文物委员会，淸点伪天文气象专门委员会、伪博物专门委员会、伪中央图书馆完竣，所有文物并无短少。

这篇报道还提到，南京故宫博物院古物二万余件，亦均已淸点，其中包括玉器、铜器、瓷器、瓦器、乐器、字画、袍服、宫内家具等及档案一千八百余箱，发还工作开始。其中并无提到南京故宫文物的损失情况。

南京学者孟国祥在《故宫陷留南京文物损失之研究》一文中，采纳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1947年9月3日在北平广播电台讲演的说法：在南京的故宫文物“尚无重大损失”。但具体有哪些损失？孟国祥表示，“由于迄今尚未发现《陷京文物损失清册》，故宫留存南京文物的具体损失就成了谜团”。

在另一篇文章《故宫文物留存南京研究》中，孟国祥在引用马衡的同一篇演讲中，特意强调马衡“尚无重大损失”话语之后，紧接着是 “但是印刷所的机件器材，都完全损失了 。” 他据此表示：“敌伪劫掠南京地库而对故宫文物造成损失之事实，是可以确定的。”令人困惑的是，印刷器材应非文物，那么孟国祥的断言是纯粹从“尚无重大损失”推导出有“不重大”的文物损失？

4

八年抗战期间，沦陷区的文物保护可能没有很多国人想象的那么惨烈。如果说抗战早期中国媒体对故宫文物破坏的渲染还可以理解的话，现在仍抱持脱离实际的指控则难称正常。这或许是赵立新跳出来高调表达观点的原因之一。但赵立新可能走得过远了。毕竟，对故宫铜铁文物的掠夺，仍然是不能容忍的。

日军没有像多年前火烧圆明园的侵略者一样烧了故宫，如果不是战争后期对铜铁歇斯底里的需求，故宫文物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这给了不同政见者很大的解读空间，譬如有人会因此认为日据时代存在所谓“德政”。

“德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任远1938年在那篇《今日之华北》中有过一段情绪化的描述，其实很接近其真貌：

”今苟前往（北平图书馆）一观，徒见楼阁依然，而内容不整。日文刊物则较前增多，略加披览，类多夸大伪饰之词，为之唏嘘感慨，不忍参读。北平光陆及国泰两影院，亦已为日人接收，专映日方出品，用以宜传’皇军’威力，欺骗国人。即如戏剧、评书、相声、大鼓等艺事，日人亦莫不加以干涉，或则提倡诲盗诲淫，以销磨意志；或则胁迫宜扬’德政’以麻醉思想。凡此电影戏，皆与社会敎育密切相关。而日人竟已用心积虑于此，其毒意可谓深矣。”

日军是有长期统治中国沦陷区打算的。这一“毒意”既影响了故宫的文物保护，也影响了其治下中国百姓的观感，并经由他们的后代流传下来。虽然不能确定赵立新的亲日言论有受其河南祖辈的影响，但在东北、华北等日军曾长期统治的地区，的确相对较容易听到关于日军“德政”的种种传言。

说到底，沦陷期间的历史，比中国普罗大众长期接受的信息要更复杂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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