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发展龙头该是什么样？

特约记者张翰然报道日前，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敏感的足协换届问题：“要按照总体方案的要求，体育总局要负起监督和指导的责任，而不是领导——我要特别强调，总局是监督和指导，不是领导。同时，内涵上要建立一个广泛代表性、专业性和权威性的足协机构，使得中国足协真正成为中国足球发展的龙头。”

这几句话很容易被人视为泛泛而谈被忽视。但其内涵并非如此，请注意“体育总局要负起监督和指导的责任，而不是领导”，被特别强调的这句话意味着苟仲文间接否认了这两年以来人们对于体育总局对中国足球行政干预的指责。

事实上，2018年两会期间，富力俱乐部投资人张力在全国政协经济界别小组讨论中就曾建议，体育总局可以撤销合并至文化和旅游部，当前体育总局对于体育领域的行政干预仍然过多。

外界认为，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中，有关中国足球的一系列过激决策并不单单是由中国足协作出的。其中，2016年底、2017年初，体育总局以新闻发言人的形式频频对中国足球作出指示，是为伊始。关于中超高薪引进外援、中资大规模海外并购、俱乐部烧钱严重、外籍球员收入过高、不重视青训等具体问题，关于反对球场暴力的纪律问题，均在发言人谈话所指的范围内。

中国足协纪委会当年对秦升的处罚方案原本是停赛6场，但在上级部门的指令下不得不改为停赛半年，以致前两年纪律处罚有点脱轨。此后，《关于限制高价引援的通知》、《关于调整中超中甲联赛U23球员出场政策的通知》等新政相继出台。

国家队打中超，国奥打中甲差一点出台，而国奥选拔的“我要上奥运”模式则执行了一段时间后无疾而终。最后，大规模的国家集训队横空出世。与此同时，职业联盟的成立则一推再推。

需要说明的是，争取打入2022世界杯，争取东京奥运足球出线，重视青训，联赛去泡沫化，大方向是没有问题的，国家体育总局及有关方面推动中国足球发展的决心也显而易见，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更多的越俎代庖的案例，原本应该由国家体育总局提供监督和指导意见，中国足协具体调研并给出实施性政策，但后者却仅仅变成了不成熟政策的发布平台。不能回避的是，中国足协领导层频繁更换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

实际上，引发足球界反弹的并非联赛年轻化政策，也并非联赛去泡沫化，真正引发不安的恰恰是国家队层面的相关干预，尤其是将国家队和联赛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引发了足球圈的极大焦虑。

值得玩味的是，在回答关于中国足球的问题时，苟仲文认为，这和国务院足球改革方案落实不到位有关。中国足球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苟仲文承认，“我们在发展足球上，不免有一些形式主义，也有一些急功近利的情况，所以造成大家不满意。”

为什么“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苟仲文表示，“这里面的原因和我们的足球管理以及机制等顽疾有直接关系，但我认为根本原因还是没有很好落实《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这个方案中把中国足球的未来和当下都讲得很清楚，我们在落实上还有很大差距。”

而国务院足改方案落实不力，其中一个不能不提的证据恰恰是管办分离问题上的不彻底。2015年2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管办不分、政企不分”被认为是制约中国足球发展的“祸首”，因此，调整改革中国足协，是其中核心。

同年8月17日，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了《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2016年2月，“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撤销，中国足协开始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成为独立的社团法人。但中国足协的调整改革，此后的推进并不尽如人意。

这次苟仲文明确提出了“要建立一个广泛代表性、专业性和权威性的足协机构，使得中国足协真正成为中国足球发展的龙头。”中国足协真正成为中国足球发展的龙头，这正是《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对相关部门的正确定位。

但这个提法其实恰恰证明总局对目前中国足协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有不同认识，目前中国篮球用的是姚明，中国乒乓球用的是刘国梁，很多项目都是用的专业性极强也都有过成绩的人做带头人，而中国足球找不到这样的人，缺少这种人才，中国足球要如何构建这个具有广泛性、代表性、专业性和权威性的关于中国足球的专业管理机构？也确实令总局领导困惑和焦虑。

编辑|把球给我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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