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上演的史诗级战争，令直男热血沸腾：夹在川陕之间的汉中，为何沦为四线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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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上演了无数次史诗级的对战。不过，随着人口蕃息，汉中的险要之处得到开发，不再是难走的天堑，而成了易于突破的康庄大道，明清以来，汉中的军事地位让位于经济，成为西部一大都会。

“汉水上应天汉”，萧何忽悠刘邦的话语，阴差阳错间促成了汉中与汉、汉人、汉朝和汉文化的结缘，自三任汉中王刘季、刘嘉与刘备以来，“两汉三国，真美汉中”，在两汉三国热中便大火了一把。

可今日的汉中夹在陕西与四川之间，说是陕西人，当地的文化环境与自然风光不支持黄土高坡、秧歌窑洞的西北想象；说是四川人，行政区划户籍所在却又与陕西保存着密不可分的现实关系，秦尾蜀边的处境让汉中十分尴尬。

西南文明交汇处的褒姒故事

秦山高耸，汉水悠悠，早期的汉中地区的文明呈现出一种走廊的特性，即沿着汉水河谷一路从西北的甘青地区，联系到中南的江汉地区。龙岗寺遗址、李家村遗址是汉水流域比较重要的史前遗址，分别属于旧石器遗址和新石器遗址，是研究早期仰韶文化上的重要一环。

经过长期的考古工作，出土了大量史前文物，其中以圈足碗、三足器、平底钵和扁平磨光双弧刃石铲最具特色，基本反映了汉中地区石器时代的样貌，对于早期母系时代的探讨，研究早期仰韶文化的起源与扩散，黄河与长江石器时代文化的互相联系有着重要意义。

黑水华阳唯梁州，先周时期的诸夏文化在西南地区，最远只能深入到汉中附近，再往南就是纵目高鼻的巴蜀文化了。

禹为姒姓，其后分封，当东夷商族翦灭夏人在黄河中游的势力时，一支夏人的余部逆流汉水迁徙，在山地中央的汉中地区扎根，重新建立了褒国。

西进的夏人文化与北上的巴蜀文化互相交融，产生一种风格独特的青铜器文化，今日展览在国博和陕博的蛙纹钺，反映着两种异种文化杂糅互和的历史。

当晚商的商文化因素在江汉平原西部、洞庭湖流域、澧水下和渭河流域急剧衰退时，西部山地部族“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髳、微、卢、彭”参与了周人讨伐天邑商的战争，最终天邑商被毁灭了，周人重建了政治秩序。

褒国的出名与西周末年的罗生门一般的故事有关， 司马迁的记载过于神怪，左传的解释又过于简略，竹书记年丢失大半内容，直到近年楚简系年才初步解开这一错乱的历史。

西周末期，幽王残暴好色，通过讨伐秦岭以南的褒国，得到了一代美女褒姒，由于过于宠爱，爱屋及乌，以至于企图废长立幼，以伯盘取代太子宜臼，破坏西周中期以来确立的礼法制度。

史籍对褒姒的描述相当玄幻

太子宜臼眼见不妙，不得不逃亡临近的外公西申国。西申国大概是关中地区的戎狄后裔，对于周人的礼法制度尚不熟悉，一怒之下竟公然拥立外孙宜臼自立为天王，公开与天下之主周王对抗。

幽王起兵攻击西申，将西申国围了里三层外三层，一只鸡也飞不出来，随时都会攻破城池。

危机关头，西申国求盟友缯国与周人的强敌戎人来援，本着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观念，领路攻破周人丰镐两京，导致回援京师的幽王战死在骊山下的戏地。

诸侯拥立幽王之弟余臣为携王，与篡位者平王相对抗，过了二十一年后晋文侯袭杀携王，再过了九年后晋文侯与各地诸侯确认了平王的合法地位，再过了三年时间平王才东迁洛阳，建立了在洛阳的东周王朝。

本来是一件极为清楚的事情，即太子宜臼联合戎人杀父自立，窃据了正统王位所在，却因为僭主宜臼成为了最后的赢家，这段历史也变成了一段与夏之妹喜，殷之妲己一般的神怪故事。

从四国演义到汉中郡

山是保障，是弱小部族的庇护所，然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农耕世界边界的不断扩张，共同构成了四国在秦山汉水之间的历史：

秦人顺着祁山和西汉水一路南下，蜀人沿着龙门山山麓冲积扇一路北上，楚人则逆流汉水西进，巴人部族不断地在山地之中流动迁徙，共同瓜分这一块狭小的土地。

文化的边界不等于国界的范围，地域文化特征极强的钵形尖底罐——代表着强烈的巴蜀文化烙印，周初便能越过汉中深入到宝鸡市茹家庄的黄土台塬上了，在周人的腹地建立了弓鱼之国。

汉中地区作为夏蜀部族混居的地方，长期以来缺乏有力的统治者，大约直到春秋初期，蜀望帝杜宇“以褒斜为前门”，才结束了混乱的时期，将成都盆地纳入控制区内。

蜀国是今日四川广汉为中心的川西族国，以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和祭祀文化而著名，夺取汉中之后，蜀国便与在关中驰骋的暴秦成为了邻居。

公元前451年秦国“左庶长城南郑”，南下夺取蜀国治理下的汉中地区，在盆地的中央修建了南郑城，作为经略西南的要地，虽在此后被蜀国击败，然秦国指向西南的狼子野心绝不会放弃。

秦国为了攻灭蜀国，可谓费尽心机，《华阳国志》中记载了暴秦灭蜀的阴谋故事。秦王因为蜀道险峻，难以入蜀，便故意雕刻了五座石牛，并在石牛屁股下面放上黄金，放出风声说秦王养的石牛每天早上都能拉出黄金，以引起蜀王的注意。

当时的蜀王贪利好暴，一听果然上当，立即派遣使节和五个大力士前往秦国应回石牛，秦国听说后还赠送了五个美女。石牛巨大，蜀道难行，五个大力士不得不一边开道一边前往秦国，等到回程的时候，大力士在前边走，秦军悄悄的在后面跟，道城而蜀国灭。

然而真实的故事却是：蜀国对于自己的封国苴国和敌国巴人越来越亲热感到不满，便兴兵对苴国、巴国之间的亲密关系兴兵问罪。苴国、巴国两国联军不敌蜀国，形势岌岌可危，迫于无奈，被迫寻求外来援军成为了两国存活的共同选择。此时秦人在北，楚人在东，但楚人已经越过三峡天险，一步步杀入巴国的腹地，故只能选择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秦国作为外援了。

秦国当时正准备攻打韩国，突然接受到这样的求援信息，顿时战略方向有些混乱，灭韩与灭蜀都是秦国的扩张大战略，此时定夺必须有所取舍。

朝廷之上，互相辩论，客卿张仪主张讨伐韩国，发大兵入三川，夺取九鼎，挟持周天子以令诸侯，快速成就秦国的霸业；将军司马错主张讨伐蜀国，认为讨伐蜀国内乱，时机最好，既可取利，又不为中原诸国所干涉，一举两得，而讨伐韩国，挟持周天子，容易得罪中原诸国。秦惠文王所决断最终放弃东去灭韩，而南下入蜀成为秦人的战略抉择。

位于如今广元和汉中的苴国，让开其把守的南郑和剑门，请秦国援军入蜀一起击败蜀国，却没有想到请神容易送神难，僵尸入户满屋蹦哒，早有预谋的秦国顺手兵不血刃的拿下了巴国和苴国，全据汉中和巴蜀之地。

秦越汉中，灭巴蜀

公元前312年，秦国通过外交欺诈和战争手段，丹阳大战中斩首楚军8万，一举兼并了楚国设立的汉中郡，后又合并秦人征服的汉水上游地区，共同组成了秦国的汉中郡。

汉中之名来源于楚人，因其本源在襄阳与南阳之间，汉水流经楚国腹地，因此有汉北、汉东、汉中之称，屈原楚辞中有“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

汉中之称随楚人西扩而范围不断扩大延伸，等到秦设汉中郡时，已是北尽秦岭，南抵巴山，西过嘉陵江，东到楚长城与荆山的庞大行政区了。

郡治初始设在西城，即今陕西安康，东汉西移南郑，汉末215年汉中郡四分，西城（今陕西安康）、上庸（今湖北竹山）、房陵（今湖北房县）分中游之势，汉中遂成上游盆地专称，完美实现了地名漂移的转换史。

两汉风云，列位汉中王的归宿

秦末失鹿，天下逐之，刘邦入定三秦，受降子婴，完成了怀王“先入关中者王”的约定，不料鸿门大会，强势的项羽咄咄逼人，关中王的梦想落空，只能阴差阳错的去汉中就王。

刘邦进入咸阳的同时，曾派遣郦商沿着汉水西进夺取了秦人经营的西南后方 ，断绝了暴秦退居巴蜀的后路，意料之外却为就藩汉中打下了基础。

项羽分封大会结束后，刘邦不得不率领着不断逃亡的3万军队，从子午谷前往汉中就藩。天高地远，刘邦在汉中地区从四月到八月只待了4个月时间，在此期间由于分封不公，关东形势大乱，诸侯相继争霸，项羽无力西顾，刘邦则趁机兵出故道，实行还定三秦战略。

汉军一开始遇到了和诸葛亮一样的困难，在陈仓为雍王章邯军队所阻，迟迟取不得进展。幸得到巴地能够翻山越岭如飞的賨人7000余众相助，跟从熟悉当地地理的将领赵衍，走小道绕路包抄章邯后路，两面夹攻一举击败，这才打开了还定三秦战略的局面。

至于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只是元杂剧的演绎与戏说，真实的历史中只是一次声东击西而已，“萧相国荐淮阴累岁乃得通”，《史记》记载的韩信经历可能有点故事化。

新莽末年，第二任汉中王崛起于汉中。更始二年更始帝封宗室刘嘉为汉中王，都于南郑，可惜运气有点背，北有隗嚣，南有公孙述，都是不好惹的主，内部还有南阳延岑为乱。匆匆几年，汉中便在更始、公孙述和东汉军队中相继易手，只好早早投降了事。

山通常是远离文明世界的地区，是各种神怪充斥的区间，也是孕育各种宗教的场所，东汉末年张修和张鲁占据汉中和巴地，在山与山的缝隙中，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时间长达22年之久。

因为北方的张鲁日益强大，南边的益州牧刘璋处于防范心理，招引刘备为其北方门户守备，不料请神容易送神难，白白断送了益州基业。

刘备霸占了益州之后，又立即北上同曹操争夺汉中，曹军因屡战不利且粮草不继，不得不退出汉中地区。因为获得了汉中之役的胜利，刘备自我膨胀，在当地架起鼓仗乐队，设立坛场，自封为继刘邦、刘嘉后的第三位汉中王。

汉中之战——刘备的高光时刻

公元227年，蜀汉丞相诸葛亮本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政治理想于汉中北伐，可惜八年五伐，先败于街亭，再败于陈仓，纵有两次胜利，末了，五丈原上大星坠，竟活活被司马懿熬死，时年54岁。

出师未捷身先死，悲剧造就了诸葛亮，倘若北伐成功，世上之人又该怎么评价这位事实上的权臣呢。后刘禅为诸葛亮立祠于勉县，今日武侯祠外，木叶斑驳，黄鹂鸣叫，一派和谐的景象，丝毫不见有何肃杀的气氛，步出中门想到河内司马氏与琅琊诸葛氏的后代，在中原板荡之际在南方重建了晋朝，只是不知道对手百年之后，在地下相遇会做如何评判，可以试着对比一下岳氏800年对于秦氏和完颜氏的咒怨。

诸葛亮死后29年，魏伐蜀，后主降，蜀遂亡，又3年，晋代魏，割益州为益、梁、宁三州，汉中为梁州治所，遂辖巴汉七郡。

西晋末期，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六郡流民入蜀，因朝廷安置不当与地方官员贪暴求利，官逼民反，造成处于生存边缘的流民直接与朝廷发生了冲突，建立十六国中的成汉。

长期的战乱造成生产凋敝和社会动荡，迫使巴蜀、汉中十余万户东迁荆州，造成梁益空旷，劳动力匮乏，为补充劳动力恢复生产，成汉统治者又从牂牁郡引僚人入蜀境。

獠人大概是今日仡佬族的祖先之一，生活在云贵石灰岩高原的北端地区，自成汉引僚入蜀以来，“从汉中达於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西南疲敝，除过成都平原外，基本上都是獠人区域，巨大的社会断层一直延续到唐代晚期，直至到北宋初年巴蜀的獠人才基本同化完毕。

唐朝皇帝避难的“此家别宅”

蜀居剑南，秦塞西北，小城汉中夹在其中，并不出彩，成都、关中并为天府之国，汉中只是其国道长径而已。千骑百从入蜀关，从关陇通往山南的道路大约有祁山道、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和库谷道，蜀道在隋唐的意义，在于一旦越过秦岭就是“吾父子得救矣”。

虚幻之外，李白从未来过，一首《蜀道难》尽显陇西布衣诡异的想象力，不过蜀道的崎岖远比想象中艰难得多，还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来的轻松。

当王勃与挚友分别吟唱“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以蜀地艰难此行而长亭相对泣如雨时，唐朝的皇帝却以蜀地为此家别宅，快乐的不得了。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道路的繁荣增添了帝国的爱情故事，荔枝道上急冲冲的使者星火连夜，从三峡涪陵赶往帝国的中心，最终的目的只是为了一搏“妃子笑”。

755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仓皇逃窜的唐玄宗于马嵬驿诛杀了那位姿色殊人的贵妃后，一头扎进茫茫的群山之中，秦岭夜长，漫天繁星，雨打梧桐，雾气飘散在树梢上，一首雨霖铃道尽明皇的无奈与薄情。

唐玄宗之后，汉中成为唐朝皇帝的避难所

400年后陆游戍守梁州路过这里时，望着曾经记录唐玄宗狼狈逃窜的古道遗迹，听闻唐玄宗与老子曾经在丹凤楼和蜀道两度相遇的故事，于是感慨道：“丹凤楼头语未终，崎岖蜀道复相逢，太清宫阙俱煨烬，岂亦南来避贼锋”。

783年泾原兵变，唐德宗由奉天前往汉中狩猎，由于转进及时，避开了叛军兵锋，为感幸运，遂以梁州为兴元府，开我国历史上以帝王年号命府名之先河。

880年、885年，因黄巢之乱与藩镇所逼，唐僖宗两幸兴元，一路上快乐的不得了，只是“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冤杨妃”，该怪罪到谁头上呢。欢乐之中，唐僖宗击球分三川，陈敬瑄、杨师立、牛勖及罗元杲四人通过马球比赛的形式，分别夺取了西川、东川和山南西道的大权，李唐之此家别宅，遂成他姓大屋。

888年，王建叛于阆州，891年取西川，897年取东川，902年取山南西道，907年唐亡于朱全忠，王建遂合三道为蜀国，史称前蜀。

从蜀口咽喉到经济枢纽

宋人取蜀，因为善后工作不当，纵兵劫掠蜀地，致使蜀地先后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叛乱，叛乱之中宋太宗小舅子益州铃辖符昭寿亦被杀。

面对蜀地的复杂形势，统治者便在汉中这个蜀口咽喉上动起了心思。967年即宋乾德五年五月，宋太祖赵匡胤颁诏三泉县（今汉中宁强）直属京师，开我国县级行政区直属中央的先例。

对于蜀地行政区的不断重组拆分，终于在1001年完成，对于蜀地州县分割合并为益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和梓州路，合称川峡四路，简称四川。益州路主要是川西成都平原，利州路是山南与川北山地，夔州路是川东山地与河谷，梓州路是川中与川南的丘陵地区。

“四川”的由来

巴蜀的第一次被完全征服是在宋代，这次不但征服了平原和盆地，连山地和丘陵都征服了，过去统治者只能占据大道、城市和平原，今日可以一路推进到山腰、山头了。

无尽的人口在繁育之后，逐次填满了川西的盆地和丘陵，川东的河谷和山地，川北的盆地与山地，农业垦殖沿着河谷进行，小麦填满山坡，水稻填满河谷，从汉江、嘉陵江、渠江的各个山谷铺满开去。

农业的开发征服了蜀地大大小小的溪谷山侗，致使山地成为了农业海洋中的孤岛，不幸的是，这等于标明和贯通了大大小小入蜀的路线，蜀地从此无险可守矣。

汉中在此后基本没有发挥过它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北方诸势力深入蜀地的大本营，如蒙古经营汉中进攻蜀地宋军，清朝吴三桂分镇汉中进攻南明，还有民国四川刘存厚占据汉中对抗军阀熊克武。

1127年，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南北分裂之势形成，汉中遂成前线，再次在南方自治时期发挥着重要国防作用，对于保卫宋朝的西南防线做出来了重大贡献。

宋军在西部的优势一直保留到1206年——吴璘之孙吴曦在兴州叛乱为止，吴氏三代英名一朝扫尽，远在临安的朝廷却对于川陕战场得军事力量强大产生了疑虑。过于遥远的距离产生的陌生感很难改变，军队消减兵额和财政支持，恶果很快出现，1219年金军破散关，横扫梁洋，蜀口防线俱造破坏。

12世纪末，震撼世界的蒙古风暴在草原深处形成，宋人世界从此遭受了最严重的打击。从1227年郑损、1231年桂如渊到1235年赵彦呐，三任四川制置使不战自溃，致使蜀口防线洞开，从散关到剑门，蒙古入寇如踏平地，虽有偏将小校奋力搏杀，亦不能改变局势，终致川峡四路“五十四州俱陷破”。

1237年，女真人夹谷龙古带请求镇守汉中，作为蒙古人作为攻打蜀地的前方大本营，窝阔台汗批准了这一请求，汉中遂与关中在行政上合为一体，开关中统治汉中的第二波浪潮。

南宋晚期，蜀地六城格局基本形成，成都、嘉定、保宁、重庆、遵义和汉中，成都是川西丘陵中的平原中心，嘉定是滇蜀的通道和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的交汇枢纽，保宁是川北山地和嘉陵江航运的中心，重庆是长江和嘉陵江航运交汇的枢纽，汉中是盆地中心和汉江、嘉陵江航运末端，遵义是宋人伸向云贵石灰岩高原的交通前哨（若南宋蜀地没有那么多人口损失，云贵汉化会提前400年发生）。

秦岭以南地区，大都都是山的海洋，连绵起伏的山地一路向南铺满了了整个地区，只有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地区存在着盆地，汉中可以算作其中一个比较大的盆地了。

汉中盆地是秦岭以南的第二个大平原，仅次于成都平原的面积，而传统云贵则是地无三尺平的山地，2200个坝子镶嵌在狭窄的山谷中，四川盆地大部是丘陵与平行山脉交织的地形，占据着龙泉山脉以东的绝大部分地域，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知道传统历史上汉中的意义所在了。

明清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商帮、客店、集市和城市共同作用下，大道和小路在这里交汇，成为一条连绵不绝交通线的中心。

“万垒云峰超广汉，千帆秋水下襄樊”，在东部通过汉水与兴安、郧阳、襄阳、德安和武昌保持沟通，两侧水量丰沛的支流组成山区的毛细血管；在南部，经历过几个世纪以来的军事改造，从略阳到重庆的水道一直保持着贯通；在北部，茶马贸易从宋代以来就前往陇南和青海的藏人地区，后来又增长了一条越过关中前往蒙人地区的路线。

汉水蜀道构成了西北与西南、中南地区的交通线，茶叶、盐巴、山货、药材、造纸等从四川、湖广、陕甘、回藏互相之间，汉中恰逢位于江南—武昌—汉水和广州—重庆—嘉陵江交通线的末梢，已是陕甘地区最大的商业中心和手工业中心，而与此同时关中平原上依然是“辖区四十余县工业向无萌芽”，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县份。

商业枢纽的兴盛带来的是商人的大规模聚集，江右商人、怀庆商人、关中商人、汉阳商人、山西商人、四川商人、福建商人···众多的商人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财富，民国时期陕西全省汽车拥有量为997辆，其中汉中就有270多辆啊。

陕西、四川，汉中与谁更亲？

现在陕南仍有大量人认同明山秀水的四川，不喜欢黄土高坡的陕西。

从实际的历史出发，探讨这种关系需两个角度，一是行政区划上的因素，二是族群认同上的因素。

“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大多数人会以历代无汉中则无蜀证明汉中曾经属于四川，然两汉益州地跨西南，汉中与益皆并为一郡；西晋三分益州，梁州管辖巴汉七郡；唐设诸道，兴元东连襄阳，同属山南道。

长期以来汉中都是作为一个大行政区，与四川盆地内的行政区同列，并不存在上下隶属关系，即使到了北宋列路，亦为川峡四路之一，虽有四川之名出现，也只是俗称而已，非正式行政区划。

行省之制出现之后，汉中归于陕西行省而非四川行省，行政区划的犬牙交错是一部分，关键的是历史因素形成的政治区域之间的划分。《元史》：“至元十八年，以陕西行中书分省四川”，是四川行省从陕西行省划分了出去，而不是两个省同时设立。

1260年即中统元年八月，蒙古帝国设立秦蜀行省，中统三年改称陜西四川行中书省，治所奉元（今陕西西安），以关中地区作为经略西南蜀地的大本营。随着战事深入，行省治所和辖区不断向前线深入，1264年移治兴元（今陕西汉中），1265年移治利州（四川广元），1279年灭宋战争结束后迁回奉元，至1286年四川行省才单独分列出来。

四川当地行省的设立是自1257年蒙军改变以往入蜀屠城灭口的策略，改以筑城设兵、守卫要地，形成在巴蜀腹地临时战区的方略而逐渐形成的，西川行院与东川行院这两个军政组织在战争中的的设置与废立，共同促成了四川行省从陕西行省的分离。

蒙古设立的行省制度，从金朝开始萌芽，本质上是一种临时战区，是中央派驻地方的军政组织，军事意味比较浓重，与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管理民事的省是两种行政概念，还没有完成从临时军政组织占区向常态行政组织区划的演变。

蒙古取蜀之中由于平定各地时间不同，各自形成了一些较为松散的军政体系，隶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比如1279年钓鱼城守将王立宁愿向西川蒙军安西王投降而不愿向正在围城的东川蒙军投降，可见一斑。

汉中作为被蒙古人较早征服的地区，大部分时间内与关中地区保持着密切的军政联系与派别关系，自然而然在按政治派别与征服时间划分行省这种临时战区组织时，归于关中地区也就是必然了的。

汉中与四川历史上人文渊源谈不上有多深，剑门以内才算是蜀（四川的剑门关意识也很浓厚啊），况且长期以来除成都平原以外蜀地都是荒芜一片，“取汉中而灭蜀”，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与军事上根深蒂固的地缘联系。

“梁人剽悍，蜀人懦弱”，南宋时期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这种社会差异，长期以来，至少是清朝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运动之前，汉中地区的文化近于关陇而远于巴蜀。

汉中是近陕还是近蜀？这是一个问题

关陇近而秦山高，高耸的北面阴坡不利于文化传播，关陇一旦有变或发生灾荒，人们从山与山之间的缝隙越过，就意味着逃难的短暂时间结束了，整体搬迁来一个北方的社会结构。

历代以来，汉中作为秦岭以南的一个肥沃盆地，一直作为承接关陇流民的责任，西汉“六月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东汉“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奔鲁者数万家”、西晋“及齐万年反，关中荐饥，略阳、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就谷入汉川者数万家”……

一波波的移民在移民活动中带来北方的生产生活工具，也带来了相应的文化习俗，比如南宋建炎南渡后，汉中接受了大量的陕西五路溃军和流民，间接导致了当地小麦种植和麦饼、麦饭的兴盛。

今日陕南地区对于四川的认同，顾其本源是距今不足200年历史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造就的历史记忆。宋末蒙古横扫梁洋，当地居民十不存一，明末流寇过路汉中，当地居民又遭横祸，再次遭受重创。

清朝康熙年间为补充西南地区的人口损失，发起了规模巨大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相当规模的两湖、江西移民逆流而上，迅速淹没了本来数量极为稀少的土著居民，“土著无多，所存十之一、二”。

大移民活动中，偏支流入陕南的移民和主力流入四川的移民，自然在文化、习俗、语言上具有极大的同质性，而和关中地区有极大的异质性，再加上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心理上的认同感也就更接近四川了。

其他地区比如关中移民、河南移民和两淮移民，脱离地区已久，三代之后如果没有特殊利益和关系，本地化的移民转而会接受认同主流的湖广填四川的历史叙事模式。

四川明代居民留存主要分布在川南和黔北，说西蜀官话，我家是嘉靖年间的湖广移民后裔；陇南主要是秦陇移民，不在湖广移民的逆流而上路线上；贵州遵义说西蜀官话的明代四川移民，由于过去了400年时间，足够长，转而认同贵州；西南地区最顽强的客家移民200年后也基本同化完了。

偏僻与颓废的四线小城

今日的汉中与中西部的其它地区并无二致，消费向一线城市看齐，基本收入低于平均水平，街道上的小商小贩用上了支付宝和微信，路上的年轻人谈论着最希望考取公务员和教师职位，路的中央电瓶车、摩托车和小汽车混在一起。在这里拿出一段我二年前观察的文字，描述一下我那颓废与适合养老的故乡：

今日汉中

走在经济萧条的路两旁，看过去一片片关闭的卷闸门，无数的小广告贴着出租的信息，只有一两个卖烟酒的小店还开着。送快递的小哥骑着摩托车呼呼穿过，政府办公的玻璃门前保安大叔吐着烟雾，路口卖瓜的小贩埋头专心玩着手机，停车位处的私家车主努力的摆平乱放的电瓶车。

空荡的街道上传来空寂的声音，小麻雀在树梢间跳来跳去闹个不停，窗口传来小苹果的铃声后又是一声喂，远处似乎还有隐隐约约的广告语音乐。小城沉浸在午睡的乐趣之中，没有人愿意打破这种安宁的舒适，昏昏沉沉的窗帘遮在玻璃窗后，隔离了这两个世界的组成。

日光赶跑了大部分人的烦杂，有气无力的似乎要瘫倒在地上，脑袋里不愿想也不会去想，只愿避开时间的嘈杂睡个天昏地暗。清风徐徐穿过街道两旁，驱散清洗树荫下的热浪，绿色的树叶随即欢呼翩翩，在路旁的长椅躺下享受树阴，静静的欣赏片刻的安宁与静谧。

鸽子张开双翅落在塔沿，走来走去转个不停，风铃贴在塔沿的角顶，风吹来吹去也不见响。日光逐渐向东边降落，影子随即也拖的很长，转过了一个一个的街口，横穿了一个一个的马路。说话声电视声汽车穿过街的声互相搅动在一起，路过穿过看过欣赏过感觉过这一切，小城缓缓的时间徜徉在流动的长河内，等待着一日又复一日的延续与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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