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吃货”女孩对中国味道的记忆，都在《鱼翅与花椒》！

或许，有关饮食的态度以言简意赅的方式，穿透了一切修饰与客套，才造就了文化的狭路相逢。

吃货

主笔/葛亮

小说家，文学博士。现居香港，毕业于香港大学中文系。任职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有小说《北鸢》《朱雀》《七声》《戏年》《谜鸦》《浣熊》，散文《小山河》，电影随笔《绘色》等。作品两度获选“亚洲周刊华文十大小说”。2017年“中国好书”奖得主。

这本书第一章的开头段落，似曾相识，或许是因为提到了鱼鹰。

16世纪的桂林，一个葡萄牙人也曾坐在漓江边上，凝望鱼鹰飞翔劳作。

船员盖略特·伯来拉经历了命运的多舛，这是他眼中“陌生而熟悉的中国”。

四百年后，叫做扶霞的英国女孩，看着类似的风景，进入了这个国家的日常。

她所体验的中国生活，没有她的欧洲前辈如此沉重迷惘。

相反，每一日都氤氲着食物的浓烈香味。

又过了若干年，她将这些记忆写成了一本书，《鱼翅与花椒》（Shark’s Fin and Sichuan Pepper）。

【英】扶霞·邓洛普 著

何雨珈 译

扶霞是个美食作家，这样的介绍似乎太官方。

那么，可借用这本书中文译者雨珈的说法，亲切地称她为“吃货”。

这是恰到好处的名片，助她勇敢地游刃于中西错落。

1992年，扶霞申请到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来中国成都完成她的少数民族研究计划。

然而她真正的理想，却是成为一个川菜厨师。

她乐此不疲地投入学习，也的确成功了。

刚来的时候，她不通语言，带着一点对异乡食物的恐惧与好奇，进入这个国家饮食文化的隐密处。

当完成这本书时，扶霞已在中国生活了十四年，可以做地道的毛血旺和麻婆豆腐，也早已突破有关禁忌的饮食成见。

其中自然并非一帆风顺。

或许，有关饮食的态度以言简意赅的方式，穿透了一切修饰与客套，才造就了文化的狭路相逢。

扶霞对中国的态度，在情感上已不止入乡随俗，而是深入肌理。

她在伦敦的厨房是中式的。

几年前重新装修，她向设计师提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炉子上必须能放灶王爷。

但这也多少影响到了她的文化认同。

扶霞熟练地操着一口川普，偶尔还夹杂着一点意大利语和法语。脚蹬军绿解放靴，晃晃悠悠地走在成都的冬阳之下，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认同出现某种潜移默化的改变，甚至思维方式，更加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你会欣赏她文字中温和的批判态度，这或许也是我们共同面临的中国现实。

其生也晚，她无从得见傅崇矩在《成都导游手册》里，写下20世纪初成都街巷生机勃勃的喧嚷盛景。

那时的钟水饺、赖汤圆和夫妻肺片，都是随处可见沿街叫卖的小吃。

但她却亲眼见证了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常与变”。

她写到了一个和她相熟的面馆老板，以独家配方的“担担面”著称。

“当时政府大刀阔斧地拆掉成都老城，让交织的宽阔大道和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取而代之。一声令下，成都的大片土地被拆得干干净净，不仅是那些老旧的危房，还有川剧戏院和宽阔的院落住宅、著名的餐馆茶馆和那些洒满梧桐绿茵的道路。”

这段落让我感同身受。

在我所生活的城市，曾有熟悉的街区。

那里被宣布为市区重建的范畴。

随着大面积的拆迁，这一区的生态被彻底改变。

印象深刻的街区地标，次第凋零。

老式戏院、座落在里巷深处的香港最后一间赛鸽店，都将从岁月的版图上消失。街坊社会的格局被瓦解，首当其冲的是那些老字号食肆。

停留在舌尖的集体回忆，是当地人在意的。有一间“合兴粉面”，已经三十多年历史。

从当年的档头生意发展到街知巷闻，终敌不过重建大潮的清洗。关闭前最后一日，前来帮衬的街坊与食客，竟在门口排起长龙。

年轻人拍了视频，自发放在Facebook和Twitter上，为拯救其而鼓呼。

被迫搬迁至逼仄巷弄的老字号，居然因此重焕发生机。

新与旧间，出现奇妙的辩证，令人长叹唏嘘。

“食物是在前面的，食物背后永远有人。”

《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如是说。

这或可概括我对这本书的感受。

“举箸思吾蜀”说的是乡情的胶着，但更多是有关食物的莽莽可观的人事。

言未尽而意已达，是我们普遍接受的中国式含蓄。

但是对于川菜与四川人的开放与直率，似乎不太够劲儿。

我更喜欢扶霞的表达，“他们不用担心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会剥夺自我的身份认同”，因为“面对外面的世界，浇上一勺鱼香酱汁，就变成四川的了”。

本文原载于《时尚芭莎》3月下 读书专栏

主笔/葛亮

编辑/徐晓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