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巴黎和会失败了吗？民众情绪如何影响外交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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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100周年

1919年1月18日，法国巴黎市内，几位中国人行色匆匆。他们正准备参加巴黎和会的第一场会议。这场和会很可能决定今后几十年间的国际局势，他们对此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废除列强在华特权，收回山东，让中国对外交往回归平等的正轨，这些重任都落在了参会的数位代表头上。

星移斗转，已是百年，今天与那场外交博弈的开幕恰隔一个世纪。回望当时那场和会，我们的焦点在1919年的纵横捭阖，而构图中仍有前后数年复杂的外交事件牵绊；我们的前景是巴黎会场的唇枪舌剑，而后台里也有国内悠悠众口与汹汹民情。

一战官方“战地画家”William Orpen油画作品。1919年6月28日，在凡尔赛宫镜厅，德国代表正在签署《凡尔赛和约》，在他对面是战胜国代表。画中没有中国人。当天下午3时，中国代表团把不签字的声明送到会场，没有出席签字礼。（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与一战的关系，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受到山东问题的影响。早在袁世凯时期，日本觊觎山东的野心就已经昭然若揭。彼时中国为了避免日本独吞山东，就已拟改变中立态度而抢在日本之前对德宣战，都因为日本的强烈反对而作罢。到了府院之争时期的参战案，已经是中国第三次提出参加一战。与其说中国希望参加一战，不如说中国盼望着一战结束后的和会，盼望着能够通过这样一场决定战后世界秩序的大会，来改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状况。

在1914年8月17日，一战刚刚兴起之时，外交部秘书刘符诚赴法国使馆会晤公使康悌（AlexandreR.Conty），询问日本进攻青岛的消息。康悌回答：“克取青岛为必然之事，将来战事平定，各国必有一大会议，届时中国必应设法得各国许可参列会议，则中国之问题可不任各国随意解决。”后来1915年5月25日，经过四个月的斡旋，《中日民四条约》签署，中国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条”中经过修改弱化的十四条。

陆征祥向袁世凯惨然道：“三四年后，一辈青年不明白如今的苦衷，只说我陆征祥签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我们要吃他的肉。”袁氏苦笑，问道：“这事在外交上有何补救办法？”陆征祥说：“只有参战，到和会时再提出，请各国修改，不过日本能否阻挡，现在尚不可知！”可见当时之人对于外交事务上的失利，都以一战之后的和会作为补救之法。

成为天主教神父的陆徵祥（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因此正像唐启华在《巴黎和会与北洋外交》中写道的：“过去学界多强调参战带来的内部动乱，近年来研究成果，则多肯定参战在外交上的正面作用。”表面上看，中国是因为参战才参加和会，参加和会才提出山东问题。实际上逻辑顺序是正好相反的，获得和会入场券是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

段祺瑞政府参战时，南方孙中山成立广州护法军政府，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段祺瑞内战不及，无力派军队参战。但是中国仍采取了派遣劳工的方式，前后30万人远赴欧洲，作为中国的力量参加一战。正是这些人为中国来带了巴黎和会的入场券。

整个一战中国派去30万劳工，正是他们的付出才使中国成为战胜国以及获得巴黎和会的入场券。（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人对于一战之后的这场巴黎和会是寄予厚望的，也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在四年前日本取代德国占领青岛后，袁世凯就曾急召在欧洲休假的陆征祥回国，组织全国一流的外交家和国际法学者，包括曹汝霖、顾维钧等，研究怎样解决青岛问题，至袁氏倒台之前，他们召开了数十次研究会议。此外，政府还委派驻外使节与欧美日俄各国首脑及公法家联系，取各方建议和支持。因此，在巴黎和会召开之时，中国已经为之做了四年的精心准备。中国尚未参战之时，段祺瑞政府已经在筹备和会事宜，而一战停火后，国务院立即设立欧战和议筹备处，汇集资料。

1917年1月国务总理段祺瑞咨文，已经在筹备和会事宜（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此外，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也给中国壮了胆气。协约国的胜利更让中国人沉醉在“公理战胜强权”的信念中，对中国通过巴黎和会一扫国耻，获得和平与幸福充满了期待。

《晨报》上发表庆祝一战胜利的文章。（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民国日报》的发起人邵力子发表时评：“足以使吾人欢欣鼓舞者，非仅曰欧战停战，世界和平指日恢复也，乃以扰乱世界和平之恶魔完全屈服，公理竟战胜强权也。”；北大校长蔡元培也高呼：“此次大战，德国是强权论代表。协约国互助协商，抵抗德国，是互助论的代表。德国失败了，协约国胜利了，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了。”；北京人民更将屈辱的克林德碑改为“公理战胜”碑。

一时间中国人民狂热的期待无以复加。因此后来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谈判胶着时，民众的失望也可想而知。

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章（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03卷》）

另一方面，中国南北两派也为这场和会做出了妥协。为向西方列强展示中国南北统一，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共同组成了代表团。

1919年1月国务院函，既能看出国内对巴黎和会的殷切期盼，也能看出国内形势对代表团的影响（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北京方面派出外交总长陆征祥，成员有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广州军政府则派出外交次长王正廷，并伍朝枢、傅秉常、伍大光、黄凯等人。其中陆、王、顾、施、魏五人为全权代表，陆征祥为体现南北团结，还特地将王正廷的位置提到顾维钧之前。

中国赴巴黎和会代表团合影（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然而中国派出的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感到非常失望。中国并没有被作为正式参会的大国，而是被列为战胜国与战败国之外的第三类国家，只能派出两个代表，和其他小国一样讨论和自己国家有关的事情。

中方本来的目标有四，一是废除德奥特权，二是收回山东，三是废除《中日民四条约》，四是废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租界和军队等希望。但是最终只有废德奥特权因为是与战败国有关被大部分接受，但德国在山东的问题却被单独划出，后两条则被认为不属于和会范围被婉拒，建议日后提交给国联。于是剩下的山东问题则成为争论的焦点。而在这一问题上中国最大的阻力即来自此时实际控制山东的日本。

巴黎和会照片（《中华民国实录：图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除了《中日民四条约》中对日本权益的承认之外，中方在这方面另有软肋。段祺瑞时期的皖系政府财政困难，而1916年上台的寺内正毅内阁抓住了这一点，推行“对华亲善”，提出“菊之分根”政策，向中国提供大量的借款。由于日方负责人为西原龟三，所以这笔借款也被称作“西原借款”，总计达1.45亿日元。当然日本推行这样的政策并非真的“亲善”，中国方面为了获得借款，需要抵押电台电信事业、吉林黑龙江的金矿与森林、山东的济顺、高徐铁路等。

巴黎和会程序及章程（部分）（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而在1918年，财政实在难以为继的段祺瑞为了获得借款，由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签署《山东问题换文》，实际上又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承认了日本在山东的权益，这些权益实际已经超过了德国。这导致巴黎和会上中国申请山东权益时非常困难。如果说《中日民四条约》还可以说是在日本人的胁迫下不得已而为之，《山东问题换文》中方则难辞其咎。

1918年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图影（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03卷》）

日本代表牧野伸显提出全部接受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此前他也曾经和协约国以及段祺瑞政府协商过，志在必得。顾维钧主要论证中国在山东的合法性，而日本方面强调山东占领的事实，且拿出和段祺瑞政府的换文，表示不需要在巴黎和会上进行讨论。英法意的精力主要集中在欧洲，且早已和日本有密约，遂以中日山东问题的换文为搪塞，袖手旁观。中国能依靠的只有美国，但是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导致美日在制约俄国上面有了共同目标，所以美国立场开始摇摆，能给予中国的帮助有限。

1919年，巴黎和会代表合影。二排右四为中国代表驻美大使顾维钧、右六为美国总统威尔逊，前排左一、左二为日本代表日本驻英大使珍田舍己、牧野伸显男爵（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美国希望能够控制日本在东亚的扩张，并也希望维护自己在中国的形象，依然希望对中国提供帮助，于是鼓励中国公布中日密约。中国代表将山东问题书面说帖及中日各种密约送交大会，美国遂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山东五国共管方案。但是不久之后意大利退出巴黎和会，日本遂也以退出会议相威胁，并且此时在口头上承诺日后会将山东归还给中国，但是不将此条列入合约。

英法美出于各自利益，受制于日本，遂以中日签订密约为借口，将山东问题的责任推卸给中国。国内各种势力借机大作文章，将舆论怒火引向亲日派官员章宗祥（后）、曹汝霖（前）、陆宗舆（右），致使三人成为派系斗争和秘密外交的牺牲品。（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软硬兼施下，列强在此基础上同意了日本的要求，协约中依然是将德国的权益转交给日本。空口无凭，中国代表团对此决定表示震惊失望。

顾维钧，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专攻国际法和外交，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国际上的困境引发了国内的激愤。1919年2月至3月，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开会的同时，徐世昌派梁启超赴欧考察。梁启超在巴黎期间多次对报界演说，印发小册子，宣传山东问题及中国代表团的其他诉求。由于日本要求把归还山东主权的决定保密，三国领袖会议只对外公开了山东权益由德国转交日本的内容，梁启超立刻复制英法美的说法，指责北京政府在和会之前跟日本签署换文，一杆打向亲日派。梁启超的儿女亲家、林徽因之父林长民在国内策应，引导舆论将怒火烧向曹、章及北京政府。

林长民在《晨报》发表文章引述梁启超巴黎电文，夸大了山东问题，直接引爆“五四”运动（图左：梁启超，右：林长民）（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1919年5月2日，林长民在《晨报》发表文章：“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文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中国代表团还在巴黎前线奋争，后院燃起熊熊大火，尚有斡旋空间的山东问题被夸张为亡国大事。这一观点迅速燎原，《申报》等媒体纷纷采取了相同的态度。

申报1919年5月5日关于山东问题的评论。（申报数据库截图）

此后群情激愤，学生涌上街头，将“二十一条”及之后各种中日密约相提并论，矛头直指长期负责对日谈判的曹汝霖等官员，曹宅被烧，章宗祥遭痛打，“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签和约”的口号响彻云霄。

五四运动时期的街头宣传（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03卷》）

五四时期纪念章（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03卷》）

五四运动开始后，学生不断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将胶州湾交给日本。（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不过很快和会的风向就发生了变化。在中美反复争取下，英法做出妥协，6月5日，陆征祥得到三国领袖会议秘书长通知，只要中国同意严格保密，4月30日三国领袖会议的全部会议记录可以给中国一份，其中包括日本代表承诺归还山东主权给中国的内容。至此，山东问题取得重大进展，中国一直纠结的就是归还山东一事空口无凭，现在有了会议记录，等于有了白纸黑字的书面声明，只不过这份声明是中日美英法五国之间的外交机密，不能写进《凡尔赛和约》，中国得到实惠，而日本只保留了面子。陆征祥迅速给北京政府发电报，两边基本认为可以签字了。

但此时的中国，经历了会前极大的希望与会上极大的失望，民众的情绪已经难以控制。

很快，五四运动的风向从收回山东变为反日。5月6日，上海各界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大会，宣告停办日货，拒收日钞，通函全国与日本断绝商业关系，直至密约取消、青岛交还为止。5日到9日接连发生大规模罢市。各地旅沪商帮亦纷纷倡议不装日轮，不用日钞。至6月，上海日商开班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率先全体罢工，很快电车、船坞、清洁工人等亦相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并举行示威游行。

在这样的环境下，中日两国的感情彻底破裂，中日关系跌至谷底。6月10日，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被罢免。上至亲日派官员，下至旅华日人，都处在敌视之中。《凡尔赛和约》中没有归还山东一条，而代表团囿于保密要求亦不能将会上材料公开。陆征祥直言：“国人目前之清议可畏，历史将来之公论尤可畏。”不仅代表团举棋不定，北京政府也是进退维谷。最终，1919年6月28日，等不到国内明确指示，又迫于民间巨大的压力，代表团终究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转而寄希望于国联或者将来的其他外交努力。

巴黎和会外交部会议：合约不签字后之解决办法（部分）（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网站）

但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活动并不是真的失败。相反，在巴黎和会上的努力为日后华盛顿会议上解决山东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和美国在制约日本在东亚扩张方面拥有共同利益，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上签署《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中国恢复对山东的主权，日本把原德国租借地归还中国，中国开放其为商埠；日军撤出山东，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由中国向日本赎回等。实际上巴黎和会日本口头承诺的内容至此一一兑现。如果没有巴黎的铺垫，山东问题不可能在华盛顿解决。

1922年2月4日华盛顿会议签约中方致美国务卿电局部（美国国会图书馆档案部数据库）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日、意、比、荷、葡、中九国参加的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顾维钧、施肇基、王宠惠出席会议，签署《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中国恢复对山东的主权。如果没有巴黎和会的铺垫，山东问题不可能在华盛顿解决。（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从左依次：顾维钧、施肇基、王宠惠（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能够看出，巴黎和会固然是中国外交家的舞台，但是台下的观众是彼时四万万中国人民。他们的喜怒，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政府和代表团的行动。有人说弱国无外交，也有人说正是弱国方才需要外交。不论哪句话，都在巴黎和会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彼时国如累卵，忍辱负重。我们今天能够理解那个时候的国人心中对扬眉吐气的渴望，对公理战胜强权的憧憬。国难当头，谈何从容？

参考资料：

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

马建标《暧昧的合作：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与“研究系”》

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冯筱才《上海下层民众对五四运动的反应：以“日人置毒”风潮为中心》

李响《引爆五四运动的中国外交战内幕》

《申报》（上海版）

《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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