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幼稚了，300年国际政治本质就是血与火

来源：补壹刀

文/杨光斌

美国加拿大联合导演的“孟晚舟事件”，瞬间惊醒了很多国人。

原以为，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而与国际接轨并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就会成为“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共享美国人所说的所谓“自由世界秩序”。

怎料，“国际社会”中的“五眼联盟”（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如此合众为一地排斥华为5G技术，并对华为高管孟晚舟女士进行明目张胆的“政治追杀”。一切伪装都撕下了，世界政治也因此暴露出其真相。

世界政治是工业化把各国联系在一起的产物，因此一般把世界政治的起点视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的1500年，此前的“世界”都是地区性的，分别有东亚文明秩序、欧洲宗教秩序、印度文明秩序和阿拉伯商业秩序。

1500年以来的世界政治的起点是什么样的？过程是什么性质的？结果又是什么样的？只有认识到起点、过程、结果这几个关键词，才能深刻地把握世界政治的本质特征，才能避免犯浪漫主义幼稚病，也才能理解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必要性与艰巨性。

起点的血腥性

1500年的时候，西方尚处于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此时的欧洲人因宗教信仰而进行无数次的残酷宗教战争，并最终在消灭当时欧洲人口1/4的30年宗教战争（1618-1648）中打出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形成以民族为单元的国家，即被西方人称为现代性的民族国家。

欧洲人内部尚且如此，对外殖民扩张中的血腥性更变本加厉，在“发现”新大陆后不久，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急剧减少，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事实性种族清洗，后来的法西斯德国灭绝犹太人就是以北美白人灭绝印第安人为案例的。

世界政治起点是血淋淋的，全球史奠基者麦克尼尔如此定性欧洲人：“当人们把它们（指欧洲人）与其他主要文明形态比较以后，而且只有当人们得知了科尔斯特和皮萨罗（欧洲殖民者）之流在美洲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黩武野蛮行径，得知了阿尔美达和阿布奎基（欧洲殖民者）等人在印度洋上的伤天害理的挑衅侵略行为……欧洲人嗜血好战的特性才能被认识。”欧洲人“根深蒂固的鲁莽好斗的性格”，“使他们能在约半个世纪内控制了全世界的海洋，并只用了一代人的实践就征服了美洲最发达的地区。”（《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2018年版，第579页）

民族是由鲜活的个人组成的，如此“嗜血好战”的人性必然构成一个扩张性民族；而以这样的民族性所组成的国家，必然具有扩张的帝国主义性质。工业化推动的300年世界政治史，就是由其起点的血腥性、扩张性和好战性所决定的。

过程的残酷性

起点的血腥性决定了过程的残酷性。兴起后的西方以两种手段向全世界推进：战争和贸易，把欧洲内部的残酷性扩大到全世界。

欧洲在16世纪完成了现代性军事革命，同样以先进的军事工具为手段而对目标国长驱直入，因此无论是在亚洲的中国和印度，还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都是热兵器对手持冷兵器抵抗者的大屠杀。

在完成军事占领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摧毁式贸易，英国的纺织业彻底摧毁了印度的手工业；贸易亏空则依仗军事优势而搞掠夺式贸易，如鸦片贸易。资本主义撕下了体现家庭关系的封建主义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对全世界实行血与火的“全球化”，以无比残酷的方式完成了对全世界的支配权。

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产生了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向运动”，但是终究没有动摇资本主义主宰的世界体系。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性质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表现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从而导致帝国主义之间导演的几乎毁灭人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事实上是西方人内部争夺主导权的战争，是西方内部的权力转移。

结果的霸权性

西方人再也承受不起两次世界大战那样惨烈的结果，因此以制度安排的形式把西方人对全世界的支配权固定下来，这就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以及配套性的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高科技技术的“巴黎统合会”。

这些被称为“国际制度”“国际机制”的组织或者法律，事实上将霸权制度化，因此现存的世界秩序必然是不平等的。比如，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享有一票否决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取决于国内法。

再比如，巴黎统合会的存在意味着，不能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出口高科技技术产品，只能西方人独占高科技的权利；而当中国的科技超过西方时，不但不得进口，还要非法地搞“政治追杀”，其根据就是体现了高于国际法的事实性“治外法权”的“长臂管辖”，而治外法权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旧制度。

300年来的世界政治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其历史简单而又明了，那就是盎格鲁-撒克森人所主导的不平等的世界秩序。处于这种历史进程中的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民族资本家乃至知识分子，很自然地会对这种血腥的、残酷的、不平等性的世界政治同仇敌忾，起而反之，这就是轰轰烈烈的世界性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

为此，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世界化进程中，伴随着军事帝国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西方人也开始启动文化帝国主义工程。19世纪中叶流行的是赤裸裸的“白人优越论”和“白人责任论”，20世纪初开始则是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文化优越论”，到二战之后的冷战时期则是所谓的“普世价值论”即制度优越论。

在文化帝国主义工程的同时，西方开始了各种法律工程和制度工程，即将霸权性的、不平等的利益格局法律化和制度化。不得不说，二战之后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工程取得了空前成就，在不平等的世界秩序不变的前提下，使得很多非西方国家的精英阶层改变了对世界秩序的看法，以为这个世界已经是“永久的和平”，因此容易患上浪漫主义的政治幼稚病。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本文由李小飞刀编辑，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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