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人士”胡愈之的回忆与失语

撰文：张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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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年代前半期，胡愈之在印尼流亡期间写有《少年航空兵——祖国梦游记》一书。其中有句话：“永远向着未来，不要怀念过去；一切为了明日，不要迷恋昨日。”

君子之道，一以贯之。直到胡愈之去世前一两年，除了些追念亡友的文章，他很少写回忆文字，尤其不写自己。这一特点，在追念胡愈之的诸多文章里，常有人提及。

一九八六年初，胡愈之离世。临近生命终点时，“为了明日”，他终于要说说昨日。

一九八四年上半年，胡愈之口述了一篇回忆文字——《南洋杂忆》，约两万字。开篇处，他再次说起“几乎不写回忆文字”的老话。彼时愿谈自身经历，是为“帮助青年人了解过去的生活和斗争”。

一九八五年下半年，胡愈之应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约，回忆个人经历，再作口述。据知情者说，最初是“一份四万多字的自传”。

一九九○年夏，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回忆》一书，系胡愈之文集。书中，该自传以同题置首，篇幅六万余言。正文第一句，是“一八九六年九月九日（旧历八月初三），我出生在浙江省上虞县城（今为丰惠镇）的一个地主家庭”。接下来，胡愈之强调一种情况——“地主阶级内部发生分化，一部分地主坚持对农民的严厉镇压，而另一些地主则开始同情农民困苦的处境。”

这是他对幼年所处客观现实的如实描述，是其切身经历。

胡愈之的父亲是一位清末民初的维新派知识分子。他受民主主义思潮影响，在家乡办新学，传播新思想，也从自家经济下滑状态感受到农民之苦、稼穑之难。他不仅同情农民，还肯管闲事，打抱不平，出手帮助一些贫苦农民，和土豪劣绅抗争。

胡愈之说：“父亲的这种态度，也对幼年的我有很大影响。”

胡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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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没有耕地的农民，要维持正常生活，确需得到外部条件，比如租地。

一般说，农民租地，是强迫还是自愿？毛泽东郑重地用过“情愿”一词。他做过农民运动考察，做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应知真情。

1945年夏，著名的“国民六参政”访问延安。从史料看，毛泽东与他们分别有长谈、畅谈。谈到不少话题，留下一些话头。作为事情的后续，黄炎培的《延安归来》轰动一时，流传很广；黄、毛之间关于“历史周期律”的对话历久弥新，绵延至今。

毛与黄说的另一段话，其重要性和历史价值应不在“历史周期律”之下，也被黄记录于《延安归来》，却少见人提，恐成遗珠。这段话是毛泽东说起“那时觉悟到的种种错误”和“中共作风，到民纪三十一那年转变”。其中说到农民租地，毛说：“中国的贫农，他们要求的是什么？要求让他们种田。他们情愿缴租，苦的是租太重。至于自己有田，当然是很好，但是第二步的愿望。所以我们提倡减租。不反对田主收租，如果减租，可以保租。我们也不反对债主取息，但须减息。如果减息，可以保息。因为农民正要借钱应他们急需的缘故。”

这话里，有对事实的承认、尊重，有合乎常识和常理的判断。这个基础上的策略，自然会和“打土豪、分田地”之类南辕北辙。

毛泽东由此检讨此前的错误说：“当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没有看见中国，看见的只是书架上马克思主义等书。……我们很愿意使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回到实际工作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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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黄炎培、冷遹说起这段话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已成立二十多年，胡愈之已入党十多年。“本本”是否也影响到胡愈之？是个值得留意的问题。

加入中共之前，胡愈之有过自由知识分子思想倾向。梅益在《胡愈之与中国知识分子》一文回忆说，一九三○年代初，胡愈之从欧洲回国，说过一句话：“我对于自己所代表的阶层失望了。知识分子不是给权贵帮闲，就只配当奴隶总管。”

梅益和胡愈之不是一般交往关系。一九三七年，胡愈之冒着风险组织翻译出版《西行漫记》时，他们是密切的合作者。梅益记录下的这句话，对后人了解、理解胡愈之，有特殊作用。

胡愈之入党，经历过一番曲折。流亡欧洲前，他在商务印书馆主持《东方杂志》时，与作者中的共产党人如张闻天等有过接触。在欧洲期间，他曾系统研读《资本论》等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一九三一年二月底，他从欧洲辗转回到上海，因“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充满了热情和信心，……想找共产党”，却不知何处找。直到他写的《莫斯科印象记》引起中共高层注意，在沈雁冰引导下重逢张闻天，才与中共组织取得实质性联系。但在一次会议上，他的主张和与会党员的“左”倾意见不一致，其入党之事遂被搁置。一九三三年九月，胡愈之“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成为由中央特科直接领导的特别党员”，“主要任务还是为党做情报工作”。

入党之前，胡愈之就切身领教了党内“左”倾思想的危害。此后，他对“左”一直保持着警惕。相信他内心始终守持着一种自觉意识，既不给权贵帮闲，也不做奴隶总管。

在既定历史阶段，这简直就是空谷足音。

李公朴的女婿王健平时与胡愈之交往较多，“文革”中，他们曾在政协同一学习小组。王健早年喜读谢冰心的作品，“文革”中则批评冰心作品中“宣扬了‘人性论’思想”。他把这事告诉胡愈之后，胡愈之当即坦率地说：你的思想受“左”的倾向太深。这些年来我们“左”的东西太多了！

在发热、发昏、发狂的年代里，胡愈之的清醒和表达十分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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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觉农有“当代茶圣”之称。他与胡愈之“相交八十年”，曾写文章说：“愈之家离我家只一河之隔，我常去他家串门，至今印象清晰的是他父亲书房里的一幅大字：‘独坐防心，群居防口’。”

胡愈之的“防心”功夫，其来有自。这与他的早年教育、文化熏陶有很大关系。

书香门第，家中庭训不必多言。胡愈之进入中学后，父亲从绍兴为他找的国文教师薛朗轩，深刻影响了胡愈之的器识格局和思想方法。这位薛先生和蔡元培同住一条街，两家皆贫，两人的父亲同为一个徐姓富人做工。徐家请到一位名师，来徐府授课。薛朗轩和蔡元培同为徐家子弟伴读（当地风俗之一，富家可以请贫寒人家子弟到家中，和自家孩子一同受课，不收束脩，曰“伴读”）。因徐家赏识薛朗轩、蔡元培的聪慧和为人，后来徐家掌柜的两个女儿分别许配薛、蔡。他俩先是同工，后是同学，再作连襟。一段佳话。

薛朗轩是个终老乡里的大知识分子。他以精通经学和舆地学闻名浙东，主张格物致知，不求名利官禄。他的教书方法与众不同，对学生多作指导，应读什么书，读哪篇，或哪节，由学生先作笔记，再向老师讲解。若笔记和讲解出错，老师加以纠正。

胡愈之回忆薛先生说：“一个经学老师不主张用古典，一个脱离现实世界、数十年埋头在故纸堆中的老先生，却主张文章不能脱离现实，一个极端保守派却教人不要学古人，摹仿古人。”“他的教学方法引起我很大的兴趣。”

借这段回忆文字句式，或可如此描述胡愈之：一个必须讲求坚强党性的人同时保存着充沛的人性，一个大半生葆有革命激情的人始终发挥着理性的建设作用，一个在动荡不已的年代里身心状态高度稳定的智者，在极度扭曲的社会里保全了内心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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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图南曾说过胡愈之在“文革”中的谏言往事——“在‘文革’的混乱时期，愈之同志忧心忡忡地约杨东纯同志和周士钊同志上述毛主席要求见面。……对当时全国带有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作了痛切进言。”

此事发生在一九七二年。周彦瑜、楚泽涵、吴美潮联名的一篇回忆文章，对楚图南简略说起的上书言事作了详细叙述。事情起因于毛泽东的湖南同窗周士钊。这位被毛称为“贤者于能者”、“真能爱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一九七二年八月十日致信毛泽东，提出“落实干部政策、解放知识分子、恢复尖端科学研究、开放书禁、恢复办大学、健全法制”等八个方面的主张。这是他同胡愈之多次议论的一些问题。成信后，提交前，胡愈之认为，一封信不宜提问题太多，最好归纳为三个方面：广开言路，发扬民主；教育问题；青年问题。十月二日，周士钊见到毛泽东，转告胡愈之等希望面陈想法。毛泽东即表示，可以给“民主人士”一点民主。后由汪东兴遵毛泽东所嘱，用两个下午听取胡愈之、周士钊、杨东纯三人进言。

得此机会，胡愈之痛陈发扬民主、广开言路之必要，并要求在可能的条件下回复民主党派的活动，自己愿意出面筹办一份报纸或杂志，办成知识分子群言堂。这对疏导社会舆论、恢复文化秩序、疗治知识分子心殇都会有积极作用。

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不难体会，在一人独尊、万民痴狂的年代，主张广开言路、发扬民主，需要怎样的见识、胆略和担当。据说华国锋也曾到场听了一个下午，其三人进言内容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全部记录在案。虽说此后并无下文，胡愈之的为人行事风骨则留下青史一笔。

类似“文革”往事，胡愈之还有不少。他被打成“走资派”后，若无其事。有人问及，胡愈之说：“我是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谈不上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故不予理会。”《红都女皇》事发，有人追查胡愈之与此事关系，要他检讨。胡愈之凛然道：“她与外国人私下谈话，外国人写了书在外国出版，自己出丑，与我何干？”话不多，掷地有声。

1979年9月27日，胡愈之（左）和叶圣陶在观看新出版的《辞源》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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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义在胸自凛然。不该作检讨的，压力再大，不予理睬。自认该作检讨的，无人授意，亦三省吾身，开诚布公。

胡愈之去世后，民盟中央前任主席楚图南写回忆文章，说到一件事情——“建国以来，特别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以来，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受到‘左’的影响很深。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召开的民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愈之同志代表盟中央做工作报告，主动承担了责任。愈之同志在谈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的问题是，离开稿子公开向在反右扩大化中遭到不公平对待的同志们表示道歉。”

李文宜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当时也在现场。说到同一事，她记得“许多同志都为愈老这种严于责己的诚恳态度所感动，不少同志都表示这些事哪能由愈老个人承担责任呢？”

楚图南把回忆胡愈之的文章命题为《与人照肝胆，见义轻风浪》，足见对其人品的敬重。

一九四八年四月，胡愈之经过八年南洋工作与生活，回到香港。五月，中共中央发出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八月，胡愈之扮作华商，由“秘密交通线潜行”，经仁川、大连、荣成、潍坊、青州、德州到达西柏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并先后向李维汉、李克农汇报工作。他感到“自己也解放了，可以干些我所爱好而又熟悉的新闻出版工作了”。

在回忆文字中，胡愈之说：“民主党派的工作麻烦很多，我真不想干了。”

这一想法没有得到周恩来的认可。当他知道胡愈之的中共党员身份仍在秘密状态，便说：“你是秘密的，还是做民主党派工作，……”周恩来同他“谈了一个通宵”。胡愈之说：“周恩来同志把我说服了，确定我还是在统战部领导下做民主党派工作，我的党员身份仍不公开。”

仍是“见义”之举。义之所在，胡愈之既能“轻”外界风浪，也能“轻”内心私愿。

一九四九年，平、津相继解放。是年二月六日，胡愈之在《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支部登记表》上签署姓名。此时他加入民盟已近三年。民盟总部迁到北平后，成立“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胡愈之被推为委员，继续从事民主党派工作。同时，他还参加了北平文化接管委员会工作，负责接管《中国时报》、《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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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柏坡时，毛泽东曾向胡愈之谈过一个想法——“办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报纸”。

恰逢其时，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四日，民盟总部第十一次会议确定，要尽快办起机关报《光明日报》，任胡愈之为该报主编。

胡愈之十岁上下就显露过创办报刊的才华，由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介入社会媒体后，一直没有离开新闻出版界。大陆的《生活周刊》、《世界知识》……海外的《南洋商报》、《风下》周刊……更有《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的组织出版，一再显示出胡愈之的人文情怀、创造精神和高妙策略。如今，他终于干上自己喜欢、熟悉的事情。

1947年，沈兹九、费孝通、胡愈之（从左至右）在南洋出版社前合影

丰富的经验、巨大的热情集中释放，筹办工作顺风顺水。是年六月十六日，《光明日报》创刊号面世。胡愈之和盟内同人、众多知识分子一起，以“光明”的名义，满怀憧憬地迎接新政权的诞生。

是年九月，胡愈之被聘任新华书店总编辑。十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他为文教委员会委员、出版总署署长。十一月，民盟召开一届四中全会扩大会议，胡愈之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十二月，他在民盟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常委。

应该说，胡愈之获得了半个多世纪生涯中大展鸿图的最好时代条件。

他开始全面调查全国出版工作状态；他主持召开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他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上作《论人民出版事业及其发展方向》的报告；他推动成立了中华世界语协会……这都是他喜欢的、擅长的、熟悉的事情。这一“方向”上，他有太多事情想做。他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开幕词中说：“我们出版工作者，要从农村到城市到全国，准备迎接未来的文化建设高潮。我们的任务是空前的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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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任务的艰巨程度，有些是可以设想的，有些则很难设想。至少，院系调整、知识分子“洗澡”、“三反”、“五反”、批胡适、批胡风、批俞平伯、批武训、“反右”、“文革”等等政治运动，恐怕胡愈之都很难设想。加之他主要工作在民主党派和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中国国情中的这类机构又具有特殊性质，其具体政策和这类机构在文化建设中的应有作用到底是什么关系，实际成效怎样评价，胡愈之身在其中，且居高处，历经“麻烦”，或有诸多见闻与体验，加剧了他的艰巨感，却又不足与外人道。

行文至此，想起两句老话——“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麻烦虽多，胡愈之流亡南洋时的“祖国梦”依然在念。一九七二年为“广开言路”犯颜强谏，即为一证。虽无下文，心却不死。待到一九七九年改革开放，胡愈之旧话重提，于是年六月十八日写信给孙起孟，再次呼吁“广开言路”，并加上“广开才路”和“广开财路”。

关于“才路”，胡愈之说：“民主党派要多发些议论才好，其中也确有一批人才，可挖掘潜力”。

关于“财路”，胡愈之说：“民主党派中有不少人可以著书立说，也有不少人长于经营管理”。

胡愈之主张，“应该把民主党派以及其他爱国人士的财力、物力、智力集合起来”。顺着这一思路，他提出“兴办群言堂”的创议——“可以办一个杂志，也可以搞出版、印刷、装订”，“高处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集体所有，出力，出钱，出知识的，作为社员，自负盈亏，按劳分配，不向国家伸手，而能帮助国营经济的发展”。

孙起孟意识到胡愈之所言是“致力于发扬民主的新颖构想”，即嘱其提出具体方案。是年六月二十九日，胡愈之写出《建立“群言堂产销合作社”的初步设想》，既有现实考量，又有深意远虑。此事结果，孙起孟说：“虽经反映，由于当时的条件，并未得到足够的认真研究，搁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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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以口述体文字留下《我的回忆》，是在一九八五年。他本有条件完整地回顾一生，实际上话题却截止在“新中国的诞生”。何以如此？三复斯卷，直觉意味深长。

他留下的空白，不同版本的胡愈之传记中均有弥补，类似《胡愈之印象记》一书中的大量回忆文字，则在弥补之余又有升华，包括他一生守持功成不居的种种佳话。胡愈之无语之处，亲属、朋友们出来说话，说了很多，说得时常让人感动。众口成碑。我们藉此看到了胡愈之生平全景，也看到了一种特殊的人文景观，这种人生，在其同辈或晚上一两辈的知识分子中，实在不多见。至于“广开言路”，设“群言堂”，用孙起孟的话说，是“条件”不够。面对现实，可以无语，却难一时改变。

算算时间，胡愈之离世迄今三十多年，诞辰逾百二十岁。其暮年创议“群言堂”事，还有行内人记得，并留意到“似乎这里出版界很少有人注意及此”，“出了好几本关于这位老人的传记，但都讳言此事”，于是不惮烦又说一次，并在《也无风雨也无晴》一书中附录了胡愈之《建立“群言堂产销合作社”的初步设想》全文，帮助读者保持记忆，减少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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