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收回了多少权益

作者简介：顾则徐，1962年，上海市人，独立学者。

1917年8月14日中国政府宣布对德奥宣战，直接获取的利益自然是结束了跟德奥两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段祺瑞

8月14日中国政府以《大总统布告》名义宣布：“爰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与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合同协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与中德中奥间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

由于早先已经跟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德国与中国的外交事务委托了荷兰为中间人。所以，8月14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荷兰公使：“兹中国政府特声明：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与德国入于战争之状态，所有中德两国于1861年9月2日所订中德条约、1880年3月31日所订中德善后章程，及现在有效之其他条约合同或协约，无论关于何种事项者，均一律废止。至1901年9月7日所订之条款，及其他同类之国际协议有涉及中德间之关系者，并从废止。”

当日也照会奥匈帝国驻中国公使：“贵国现与德国既为同一之行动，则中国政府对于德奥两国不能有所区分，兹向贵国政府声明：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本国与贵国入于战争之状态，所有中奥两国于1869年9月2日所订中奥条约，及现在有效之其他条约合同或协约，无论关于何种事项者，均一律废止。至1901年9月7日所订之条款，及其他同类之国际协议有涉及中德间之关系者，并从废止。”

对于以上，荷兰公使于8月15日给予了回复：“除德国利益现已由本大臣照料外，现接本国政府命令，所有奥国在华之利益，业经奥政府委讬本国政府嘱令本大臣照料。”

在1917年8月14日宣战当日，中国政府即发表了邮件检查令，宣布“所有我国及各国往来邮件，均应分别一律检查，以昭慎重”。尽管明确“除德奥以外各国，在我国所设邮局，由其自行派员检查”，但是，这当中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不仅是彻底收回了跟德、奥两国有关的邮权，而且由于是在“一律检查”前提下，对“除德奥以外各国”在中国的邮权的让渡程度就大大降低，性质规定为了由中国授权，并且中国有了进行检查的最终权利。就“除德奥以外各国”在中国的邮权实际来说，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性质变了。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中，邮权在1907年清政府成立邮传部收回主权行动后，又一次根本性的主权收回行动。

1917年10月30日中国政府颁布《捕获审检庭条例》，分高等和地方捕获审检庭两级。同日，中国政府颁布了《海上捕获条例》。这是中国海事主权和法制史的一个划时代事件。为什么这么说呢？所谓捕获审检庭，实际上就是一个海事法院、海事检察院和海警的三位一体机构，它的成立不仅意味着中国海事主权实现了专门的法制化，而且实质性确立了中国在所属海域具有最高海事主权的具有现代性的地位。也即，从此中国政府不再将海事问题局限为外交问题，而是已经将其改变为了一个属于专门的司法问题。

如果不借助对德奥宣战的机会，中国政府试图要做到这点会极其困难，列强可能会在海事权方面的一系列细节跟中国政府纠缠不清。既然中国作为完全主权国家与德奥宣战，而这种战争状态在中国本土及其周边涉及的非常重要内容，将是德奥两国舰船及其航行或借助中立国航行等问题，那么，中国政府借机解决海事权根本的主权性质及实际的实行权利，其他列强就无话可说。

以上关于邮权和海事权的收回至今没有得到史学家足够重视，尤其对于上述海事权问题的研究更是属于空白。

中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实际的收回主权行动在1917年3月14日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后即展开。由于绝交，中德两国以往所签订一系列条约条款就失去了合法性基础，因此，3月15日中国中央政府即指令各地方政府按照新的办法管理德国侨民。

其中内在的涵义是什么呢？既然断交，那么德国在中国也就不存在被承认的领事权，相应也就不再存在领事裁判权，因此，1917年3月15日开始，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开始收回相应的一系列主权。同样道理，当8月14日中国向奥匈帝国宣战后，也收回了相应的主权。

于此相关，中国政府也向德国收回了一系列租界权利。以武汉汉口为例，中国政府于1917年3月15日下午即采取了收回德国租界的行动，德国领事及工部局停止了合法工作，汉口警察厅接管了租界警察机构及其武装。

综合而言，除领事裁判权之类等外，以及青岛被日本占领及山东问题与日本发生纠葛外，中国政府收回的德国在中国利益大致有：

一，天津、汉口德国租界被中国收回，这是中国第一次收回租界的行动；

二，中国政府解除了德国在中国境内的各种武装，这是列强在中国第一次被彻底解除武装；

三，德国政府中国境内财产被封存或没收，私人财产具有军事用途者也被封存或没收；

四，中国停止支付或不再支付对德国的外债及赔款、利息。奥匈帝国相应在中国的利益也被中国收回。

总之，德、奥两国在中国之一切不平等利益在中国宣战后及战后全部被中国收回。然而，由于日本在青岛和山东问题上阻碍，中国政府当时所获取的划时代的一系列重要的成就，并不能被舆论所充分认识和重视，整个民族的情绪深刻地沉浸在了青岛和山东问题中，中国的历史走向被极其深刻地情绪化改变了。

《凡尔赛条约》签订

无论如何，就中国与德国的关系而言，中国政府当时处理得可谓是近乎完美，是近现代外交史上罕有的成功事例。由于宣战后中国政府将德国政府与平民在中国利益加以了区分，尽管战后中国政府没有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但德国方面显然对中国怀有感谢之意，并对中国有了特别的尊重，主动按照《凡尔赛条约》执行与中国的关系，试图在新的基础之上与中国建立新型国际关系。

1919年9月15日徐世昌总统宣布结束对德战争状态。1920年德国派遣使节卜尔熙到中国商谈恢复通商事宜。1921年5月21日中德两国签订《中德通商条约》（也称《中德协约》），并于7月1日正式交换正式文本及相关声明等文件。

徐世昌

这是中国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真正意义的第一个国际平等条约，德国声明文件第一句话即称：“德意志共和政府愿基于完全平等及真切相互之主义，合于普通国际法之条规者，以恢复中德之友谊，及通商关系。”

北洋政府所获取的这一外交成果，最终充分享受其利益是南京国民政府。建党初期的中共也享受到了实际利益，友好的德国成为了中共在西方除法国外最重要的发展基地，在德国留学和居留过的中共党员有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朱德、贺治华、孙炳文、廖焕星、章伯均、熊锐、熊雄、郑太朴、高语罕、潘惠田、房师亮、徐冰（邢萍舟）、武西（武兆镐）、谢唯进（谢用常）、刘鼎等。

很多年来几乎不被人提起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从德国获得了战争赔偿。

在《中德通商条约》及相关声明等文件中，明确德国赔偿中国之内容主要有：一，按《凡尔赛条约》对中国进行赔偿；二，此外特别赔偿中国处理德国战俘的费用。当时德国即以现金400万元及津浦、湖广铁路债券交付中国政府作为部分战争赔款。

也许，这是一个不愿意被接受的事实，关于德国对中国的战争赔偿似乎还没有历史学家进行专门、详细的研究。然而，这是中国在近现代频繁的对外战争中，唯一一次实际获得了战胜赔偿的历史事件，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在中国史书写上浓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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