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之死：改革结束，革命开始

撰文：羽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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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二十年前的今天，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就义于菜市口，这宣告戊戌变法的彻底失败。不过，事后梁启超却认为，戊戌变法是一场成功的政治运动。那么它成在哪里呢？它开启了改革之门，还是革命之门？就谭嗣同之死而言，答案毋宁是后者。戊戌年的谭嗣同一度纠结于改革与革命之间，最终他选择为改革而赴死，同时为革命而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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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康有为定性为革命派，会引来一些争议，相形之下，把革命派的标签贴到谭嗣同头上，无须一丝犹疑，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革命派，连革命党人都愿为之背书、认证。1912年9月16日，应袁世凯之邀北上的黄兴，在北京湖南同乡会举办的欢迎会上致辞道：“中国革命，湖南最先。戊戌之役有谭嗣同，庚子之役有唐才常，其后有马福益、禹之谟诸君子。萍醴之役，广州之役，我湖南死事者，不知凡几。又如陈天华、杨笃生、姚鸿（宏）业诸君子，忧时愤世，蹈海而死，所死之情形虽异，所死之目的则无不同。兄弟继诸先烈后奔走革命，心实无他，破坏黑暗专制，跻我五族同胞于平等之地位而已。”这则直接把谭嗣同纳入革命谱系，并视之为源头，推许之高，有如革命先驱。

若谓黄兴之言有“湖南人共同体”之嫌，且来细细观测谭嗣同其人。判断一个人的政治派系与政治观，标尺无非两点，一理念，二行动，所谓察其言而观其行是也。谭嗣同的政治理念，归结起来，一是反传统，二是反专制（君主），三是兴民权，四是排满，五是暴力革命。这五点，前三点与戊戌年前的康有为相近，后两点则判然有别。其实相近之处，亦有差异。譬如康有为宣传民权，讲究托古，假借孔子之名，虽然孔子只是他手中的招牌，不过终究难以割舍，他对中国传统的态度，也是在爱恨之间。谭嗣同则不然，其代表作《仁学》，以摧枯拉朽、犁庭扫穴之势，几乎把中国传统一扫而空之，试看这样的言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如此歇斯底里，康有为再极端，怕也写不出来。顺道说一句，谭嗣同的歇斯底里，近乎时代气质，如严复论中国风气：“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也是一般歇斯底里。

再说反专制（君主）。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使用的是移花接木之术，把尧舜从君主改装为民主，称“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为人道之至，儒者举以为极者也”，又云“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为了规避政治压力与风险，为了让更多受众接纳其学说，这般托古改制，借古讽今，无可厚非。谭嗣同则不屑这些花活，他直言道：“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这一观念，说民本主义也好，说民主主义也罢，至少比康有为的政治思想更进一步。再者，《仁学》曾引用法国人的民主口号：“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并盛赞“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唱民主之义”，正可见谭嗣同反君主专制之彻底，以至极端。

我们屡屡说到《仁学》，这究竟是本什么书呢？梁启超把此书称作康有为思想的投影或注脚：“《仁学》何为而作也？将以光大南海（康有为）之宗旨，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南海之教学者曰：‘以求仁为宗旨，以大同为条理，以救中国为下手，以杀身破家为究竟。’《仁学》者，即发挥此语之书也。而烈士（谭嗣同）者，即实行此语之人也。”这未免有些张大其词。对于康有为，谭嗣同的确顶礼膜拜，奉若神明，在致其师欧阳中鹄信中盛赞“南海先生传孔门不传之正学，阐五洲大同之公理，三代以还一人，孔子之外无偶”，比作“一佛出世”，“不以师礼事之，复以何礼事之”。不过论思想，并不全部因袭，而有超越的一面。其超越，一在对西学的涉猎，二在批判传统与现实的深度与烈度。要言之，谭嗣同远比康有为激进。恰因过于激进，《仁学》成书之后，不敢刊行，“著成后，恐骇流俗，故仅以示一二同志，秘未出世。”那么这本书到底激进到什么程度？谭嗣同就义之前，把《仁学》书稿托付给梁启超，翌年，梁启超将书中部分章节刊于《清议报》——还是不敢全部公开发表——并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中表示：“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当时以开明著称的张謇，则斥《仁学》“创杂种保种之说，谬妄已甚”。这两种论调，貌似对立，实则指向同一点。

《仁学》的贡献，即在激进批判，论及建设，则无足观——以谭嗣同的性情与学力，注定难以从事建设性的工作。同时代批判中国传统的人物，没有人比他更勇敢、更猛烈。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云：“晚近世以来，学术思想之路益狭，而纲常名教之缚益严，然未有敢正面对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复生始也。”——复生是谭嗣同的字。当然钱穆称颂谭嗣同，关乎其个体经验。十六岁那年，他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因故退学，住在疗养室，从室友枕下得到《仁学》，彻夜阅读，大受震动，早晨起来便剪掉了脑后的辫子，以示与清朝一刀两断，《仁学》的魔力，竟强悍如斯。

辫子是满族人的发型，极具政治象征意义。由此来说排满。戊戌年前，康有为号称“保中国不保大清”，按理说，不保大清，应暗含排满之意，不过康有为并未明示，至少在其公开言论之中，几无蛛丝马迹。相反，谭嗣同《仁学》，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所述，“鼓吹排满革命也，词锋锐不可当”。譬如称古代的暴君，只是以天下为其私产，满人“起于游牧部落，直以中国为其牧场耳，苟见水草肥美，将尽驱其禽畜，横来吞噬。所谓驻防，所谓名粮，所谓厘捐，及一切诛求之无厌，刑狱之酷滥，其明验矣”；并称满人不仅作恶，而且禁止国人记述、谈论其累累恶行：“《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宰掳掠，莫不如是。”“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他甚至还抨击曾国藩等为罪人，“可谓大愚”，因为他们拯救了大厦将倾的清朝。

《仁学》提到《扬州十日记》，这是史可法的幕僚王秀楚记载清军攻陷扬州、屠城十日的一本书，约八千字，读之如游地狱，令人或毛骨悚然，或悲愤填膺。因此书详细记录了清军血债，故而有清一朝，都被列为禁书。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主持时务学堂期间，“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梁启超还留下一则批语：“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或几乎息矣。”在守旧派眼里，这便是如铁罪证。后来曾廉上书弹劾康有为、梁启超，曾有“论《扬州十日记》，则指本朝用兵为民贼，令人发指眦裂等语”。

给学生阅读《扬州十日记》等禁书，激发排满之心，已属革命行动。说到行动，则显出谭嗣同与康有为的最大区别。前面说过，康有为的革命行动，名曰“和平革命”，主要有两种手段，一宣传民权，二筹谋自立——中间还可以加一种，即创办学会，以“开通风气，联络人才”。这三点，俱在谭嗣同的革命蓝图之中，有些环节，甚至更胜一筹。譬如对学会的预期，上升到“保国保教”的政治高度，“……国存而学足以强种，国亡而学亦足以保教。有学斯有会，会大而天下之权力归焉。”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底，他和唐才常在湖南筹备南学会，有意作为国会、议院的试验田。如致陈宝箴长信，感谢巡抚大人允许开南学会，“国会即于是植基，而议院亦且隐寓焉。”皮锡瑞日记亦云：“谭复生等禀请开学会，黄公度（黄遵宪）即以为议院。”（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7年12月14日）

这三种手段之外，谭嗣同还试图诉诸“枪杆子里出政权”，即暴力或武装革命。这正充分呈现了他作为豪杰的一面——相比而言，康有为毕竟是书生，其革命之要旨，端在造势，而难以推进一步。他的武装革命，第一步在于物色人才。同样物色人才，康有为的眼光倾向庙堂，倾向官僚和知识人群体，他的眼光则倾向江湖，倾向会党和草莽英雄，用梁启超《谭嗣同传》里的话讲，叫“察视风土，物色豪杰”。说起来，他虽是官二代、贵公子出身，却一身侠气，慷慨豪迈，与江湖中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以致北方侠客大刀王五、通臂猿胡七，哥老会头目师中吉，湖南豪杰毕永年等，都陆续成为他的同志，肝胆相照，生死与共。他曾托毕永年和唐才常到汉口结纳哥老会，戊戌年应征北上，在武汉中转，亲自会见哥老会首领，勉励有加，出资助之。当时他和唐才常有约，南方依赖哥老会，北方结纳京师有志之士，“然后凭此二者之力而建功业”。

第二步是结社，成立公开或秘密组织，以供革命驱策。如果说南学会不算革命组织，试以自立会为例。据黄彰健考证，自立会并非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发起，而由谭嗣同手创。张难先作《烈士唐才常事略》，称“（戊戌）政变之未起，君与谭嗣同辈早有所图，从事联络大江南北会党与游勇，设自立会以部勒之，备缓念之用”。康有为哀悼谭嗣同诗，有“湘楚多奇材，君实主其盟”之语，亦有所指。

第三步是练兵，组建武装力量，以备举事或搏命。当时谭嗣同虽暗自联络会党，不过深知这些人不堪大用，他和唐才常所议定的重心，则在保卫局。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底，因德国占胶州湾，俄国占旅顺，人心浮动，伏莽堪虞，湖南即议筹保卫局，并起草《保卫局章程》。筹备期间，唐才常和他次第在《湘报》发表《论保卫局之益》《论官绅集议保卫局事》，皆希望把保卫局打造为保卫湖南的武装力量，“……保卫局乃一切政治之起点，而治地方之大权也”。当天皮锡瑞读到此文，曾感慨：“复生论保卫局事，可谓明目张胆而言之矣……”（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四日，1898年4月4日）在南学会第八次演讲之时，谭嗣同甚至明言“保卫局即是团练之意”：“……不如径办保卫局，而寓团练之意于其中，乃为经久之道。”说起团练，谭嗣同的用意昭然若揭。他虽在《仁学》书中批判曾国藩，此时则有意步其后尘。

这三步之后，或者说之前，还有关键一步，即流血牺牲。对此谭嗣同早有精神准备，戊戌年中，他曾致信欧阳中鹄云：“……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佛语波旬曰：‘今日但观谁勇猛耳。’”（这乃是谭嗣同一派的共识，熊希龄以温和著称，当时也说：“龄观日本变法，新旧相攻，至于杀人流血，岂得已哉？不如是，则世界终无震动之一日也。”）这番话不仅可见谭嗣同的大义凛然，还涉及他对局势的预判：中国必须流血遍地，才能浴火重生。他的死亡，就此埋下伏笔。

2

说罢谭嗣同的革命之志，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难题：与康有为一样，戊戌年的谭嗣同，曾从革命转向改革，不一样的是，戊戌年前，康有为本在推行双轨政策，革命与改革两手抓（偏重革命），谭嗣同则是坚定的革命派，康有为的转向，根据他致赵必振书信以及梁启超的解说等，尚且有迹可循，谭嗣同的转向，则因他的匆匆就义而沦为一个难解的谜题。

谭嗣同的政治转向，标志是应征北上。这得从徐致靖的保荐说起。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1898年6月13日），即戊戌变法开幕后两天，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国是既定，用人宜先，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委任折》，俗称《密保人才折》（据孔祥吉考证，此折由康有为、梁启超等草拟），举荐工部主事康有为、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刑部主事张元济、广东举人梁启超等五人。其中称谭嗣同“天才卓荦，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避艰险，不畏谤疑。内可以为论思之官，外可以备折冲之选”。是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命康有为、张元济于二十八日预备召见，黄遵宪、谭嗣同由当地督抚送部引见，梁启超由总理衙门察看。

当时谭嗣同正在湖南，至于到底在省城长沙还是家乡浏阳，各种年谱、回忆录等并无明确记载。其孙谭训聪《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有“公于春夏间返浏阳原籍一行”“公在浏阳时，已知徐学士保荐事”等语，判定谭嗣同在浏阳收到光绪的谕旨。不过，五月初二日（6月20日）谭嗣同致其妻李闰的书信，似乎不能支持谭训聪的说法。这封信写于长沙，约三百字，兹录如下：

夫人如见：

正欲起程往鄂，忽然记出一件至要之事：我既保举进京，而功名保札、部照及一切公文，均未带来，兹特专人来取。请详细捡出来，并捐道员之实收，一一点清，封作一包，外加油纸，即交送信人带下，万不致误。

又单纱蟒袍各一件，挖云抓地虎新快靴一双，伽楠十八子香珠及镶金伽楠扳指（去年所买者）各一个，天球、地球、圆扇各一柄（并纸盒），香末数珠一串，好红烧料鼻烟壶二个，均请捡作一包，一同寄来为要。

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绝处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

夫人益当自勉，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惟必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至要至要！

二十九日信收到，诸事即照办。

此请德安！

谭复生手草五月初二日

此信相当琐碎，不过信息量极大。前两段请求在浏阳的妻子把公文、衣物等打包寄来，由此可推论两点：第一，谭嗣同接旨不会在浏阳，他为人虽然桀傲，思想虽然激烈，行事却不鲁莽，而以深沉、缜密著称，若在浏阳接旨，准备保举进京，断无可能遗落“功名保札、部照及一切公文”等种种重要物件；第二，从第二段所列举的香珠、扳指、鼻烟壶等，可见其筹划之精心，对北行之看重。

以此来说谭嗣同在戊戌年的北上之行。关于他何以选择应征北上，素有争议。对其动机或意图的揣测，大致可分两种。一种判定谭嗣同是矢志不移、百折不回的革命派，认为他参与维新，只是权宜之计，虚与委蛇，借刀杀人。如欧阳予倩（欧阳中鹄之孙）在其所编《谭嗣同书简》序中云：谭嗣同严重不满于清政府，“对于利用光绪行新政，不过认为是一时的手段。”肖汝霖《谭嗣同传》载有谭嗣同之言：“与其奔走呼号，而莫之或应，何如假政治以牖进我民也。”牖即窗户，此处亦有手段之意，即借君权以行民权。赵必振为毕永年作传，称“谭嗣同思利用载湉，借变法为革命之权舆，永年实与其谋”（《毕松甫先生传略》），也是一样说法。唐才质（唐才常之弟）《戊戌闻见录》的记述更为详尽：

复生七丈（谭嗣同在族中排行第七，故称七丈）奉电旨，同心者皆庆之。然七丈忽忽若不怿者，殆遇泰思否而情不能已欤？伯兄（唐才常）与之擘画联络哥老会事，七丈嘱缜密结纳之，毋为仇我者侦知。……伯兄谓复生虽役其身于清廷，从事维新，而其心实未尝须臾忘革命。其北上也，伯兄为饯行。酒酣，复生七丈口占一绝，有云：“三户亡秦缘敌忾，勋成犁扫两昆仑。”盖勉伯兄结纳哥老会，而复于京师倚重王五，助其谋大举也。

怿，悦也。谭嗣同接旨之后为什么不开心呢？未必是“遇泰思否”，更可能在改革与革命之间进退两难。最后他选择投身改革而不忘革命（“三户亡秦”一句，出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反清之意，溢于言表），貌似两全其美，实则还是两难。

谭嗣同

章士钊的诠释更为大胆。他以笔名黄中黄所撰《沈荩》一书云，沈荩与谭嗣同、唐才常这三个湖南人“谈天下前局，其旨趣虽有出入，而手段无不相同。故嗣同先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号召天下。迨凶耗至，才常投袂而起，誓为复仇，荩亦随之而东下……以嗣同天纵之才，岂能为爱新觉罗主所买，志不能逮，而空送头颅，有识者莫不慨之。”照此说来，谭嗣同如余则成，打入清廷，意在潜伏。这未免有点耸人听闻。不过后来有一位革命党人程家柽，为同盟会规划三策，上策即“以游说中央军队及大政治家，冀一举以推倒政府”，并身体力行，投入肃亲王善耆府中作卧底和说客，正与章士钊诠释的谭嗣同“意覆其首都以号召天下”相通。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谭嗣同应征北上，意味着从革命转向改革。流传最广的是康有为的说法。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夏，康有为复信赵必振，谈起自己这些年来何以从革命转向改革，引谭嗣同为同道。话说谭嗣同应征北上，在武汉中转，拜会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问：“君非倡自立民权乎？今何赴征？”谭嗣同答道：“民权以救国耳。若上有权，能变法，岂不更胜？”意思是，只要能救国，民权也可，君权也可，革命也可，改革也可，现在皇上愿意改革，不是更好么？信中还说，谭嗣同进京之后，曾请他约束同志，不要再谈民权革命了。

如果说康有为的话不可尽信，再看谭嗣同接旨之后，唐才常写给其师欧阳中鹄的书信：“连奉两谕，敬知皇上神圣天纵，远迈唐虞，为之距跃三百，曲踊三百！黄（黄遵宪）、谭（谭嗣同）奉旨敦促，新党之气益张，湘事虽小坏，不足为忧。合地球全局观之，变之自上者顺而易，变之自下者逆而难。今适得顺而易者，诚我四万万人无疆之幸也。”（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1898年8月9日）唐才常与谭嗣同乃是刎颈之交，互为知己。如果说这世间哪个人最了解谭嗣同，非唐才常莫属。他既然说“今适得顺而易者”，正可视作谭嗣同转向改革的有力证据。

这两种相反的论断，似乎都有道理，我们该相信哪一个呢？正理则是，与其听他人怎么说，不如听谭嗣同怎么说，尤其是他对妻子怎么说——他与妻子感情至笃，“十五年来同学道”，与妻书无疑是其最真实的心声。由此再来看《谭嗣同全集》（增订本）所收录的三封与妻书。五月初二日书信第三段云：“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绝处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所谓绝处逢生，绝处指湖南新政已经陷入绝境，在守旧派的反扑与维新派中渐进一系（以湖南巡抚陈宝箴为代表）的妥协之下，谭嗣同、唐才常等人苦心经营的时务学堂和南学会被停办，《湘学报》被严加管束等——唐才常信中云“湘事虽小坏”亦指此事，其实这不是小坏，而是大坏；逢生之生机，则指光绪的谕旨。从“绝处逢生”四字，足见谭嗣同对北行的期待。

有人会说，谭嗣同的期待未必在改革，“意覆其首都以号召天下”不也需要北上来进行么？我们继续往后看。彼时京汉铁路尚未开通，谭嗣同北上路线相当曲折：从湖南到湖北，乘船东下到江苏南京，去两江总督府领取咨文（他是江苏候补知府，属两江总督治下），再到上海，从水路到天津，再到北京。不料他刚到湖北，便大病一场，几不能行。六月十二日（7月30日），急不可待的光绪发上谕催促道：“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前经谕令该督抚送部引见，著刘坤一、张之洞、陈宝箴即行饬令二员，迅速来京，毋稍延迟，钦此。”谭嗣同无奈，只得抱病北上，“此生犹赘，当力疾一行”，大有舍身之概。六月十三日（7月31日）给妻子写信云：“总理衙门有文书（系奉旨，又有电报）来，催我入都引见，可见需人甚急。虽不值钱之候补官，亦珍贵如此！圣恩高厚，盖可见矣。”连“圣恩高厚”都喊了出来，此刻之谭嗣同，转向“变之自上者”，再无疑义。

谭嗣同于七月初五日（8月21日）抵京，七月十一日（8月27日）给妻子写信云：“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因此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幸体气尚好，精神极健，一切可以放心。此后太忙，万难常写家信，请勿挂念。”就他与妻子的通信而言，似是绝笔。从这封信来看，他对改革不仅乐观，而且投入。只是他却不知，此时距离他的生命之终止，仅有一月光阴。

这番钩沉，败坏了谭嗣同的英雄形象么？我却以为，相比被虚化的谭嗣同，真实的谭嗣同更为重要，更有价值。须知革命途中，有过纠结，有过妥协，有过转向，远远谈不上什么耻辱。一来政治家讲究经权并用（所谓守经而不知从权，谓之腐儒，从权而不知守经，谓之妄人），通晓权变，与时俱进（退），乃是政治生活的本色；二来在改革与革命之间周旋、徘徊、左右摇摆，抑或千回百转，乃是转型时代的常态——这方面的显著代表，还不是康有为和谭嗣同，而是梁启超。何况，谭嗣同进京不久，发现改革一无可冀，毫不迟疑，立马回归革命路线，发电召毕永年、唐才常等带人进京（赵必振《毕松甫先生传略》写谭嗣同进京之后，“俄而永年受嗣同之密约，将率勇士以诛奸暴”，按毕永年《诡谋直纪》，其抵京在七月二十七日；八月初一日，谭嗣同发电请唐才常进京），策划兵变（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云：“有为谋召外兵，实嗣同阴为之主。”我的推断是，围园劫后，主谋应是谭嗣同，选中袁世凯，主谋应是康有为），垂死一搏，最终临难不避，杀身成仁，更显革命气节。他的泰然赴死，素来是一个开放性议题，改革者可以说他为改革而死，革命者可以说他为革命而死，相比这一争端，有一点事实不容否认：在他的头颅凋零的地方，殉葬的是改革，孕育的则是革命。

3

终于写到谭嗣同的死亡。这也许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一例死亡，在同仁的纪念与后世的追怀之下，渐渐成其为一种仪式，一个圣典。譬如就义现场，涂抹了种种瑰丽的色彩，赋予了种种深沉的价值。梁启超写道：“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谭延闿写道：“临刑神采扬扬，刃颈不殊，就地上劙之三数，头始落，其不恐怖，真也！”谭训聪写道：“吾闻公殉国难时，流血最多，热气腾腾然。刘公光第则渍白血，人见白血冲出，群为冤。”一个比一个壮烈，一个比一个传奇。事实上这三位作者都不在历史现场菜市口，其记述，或者源自传闻，或者源自想象。就此而言，谭嗣同的死亡呈现了巨大的开放性，是葬礼，也是生机，是终结，也是开端，他死在了刽子手的刀下，而活在梁启超们的笔下，消失的只是物理生命，其历史生命则永生。

关于谭嗣同死亡及其前奏的书写，最经典的文本当数梁启超《谭嗣同传》。其中两个论断，常为后人引用。一是谭嗣同向梁启超解释何以宁死不逃：“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二是谭嗣同向日本志士解释何以流血牺牲：“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两段话，正涉及谭嗣同的晚节或归宿：他究竟为什么而死？

我们说过，梁启超所记载的谭嗣同之言，有传闻和想象的成分，反映的是他的价值观，未必是谭嗣同的价值观。他说“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圣主即光绪，暗示谭嗣同为报答光绪的知遇之恩而死，从而为保皇大业未雨绸缪。这则引起巨大争议。因为谭嗣同《仁学》曾谈及古代的死节，言之凿凿：“止有死事的道理，决无死君的道理。”一个激烈反对君主专制的人，一个呐喊“一姓之兴亡，渺渺乎小哉”的人，怎么会为圣主效死呢？

有人要说：谭嗣同不是转向改革了么，不是在高呼“圣恩高厚”么？这是事实，不过仅限于应征北上途中。他担任军机章京不久，便发现改革不可行，立即回归革命，此时此刻，“圣恩”必将大打折扣。据张荫桓回忆，政变之后，他与谭嗣同等同监，处斩那天，“监中提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等六人出，有肆口骂詈者，谭嗣同语尤悖戾”，想必有些大逆不道之语，这也是革命本色。当然，谭嗣同在光绪不知情的前提之下，策划围园劫后，败不旋踵，则可能危及光绪的皇位，从而深深负疚，可谓人之常情。这是他宁死不逃的原由之一，只是不必归结于“死君”。他的态度是愧，而非忠。

说到底，事败而死，用一死为失败负责，乃是典型的“死事”。对于光绪的感情，亦在“死事”之内。如左舜生所言：“自然，自然，他这是死事，而不是普通所谓尽节或尽忠。可是即律以古代的所谓君臣之义，他还不是到了最大的可能吗？……政变中康梁出走与嗣同死。康梁出走是嗣同所赞成的，他自己可走而不走，便是任侠精神的发挥，也是湖南人性格的表现！他觉得：如果维新派的首领一人也不死，只让一个孤苦伶仃的光绪帝独当其冲，这不是与人共患难的一种态度；同时维新一幕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将大大的贬值，对后人更不能发生一种有力的感召作用；于是乎嗣同死矣！”此论可谓“了解之同情”，足慰谭嗣同苦心。其中对任侠精神的诠释，我也十分赞同。

相比梁启超的记载，还有一种修正的声音。民国初年，黄鸿寿编《清史纪事本末》，写谭嗣同宁死不逃一节，大抵袭自梁启超，不过那句话被记作“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谭嗣同的孙女谭吟瑞《记祖父嗣同公二三事》一文记作“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启”。“后起”与“后启”，似可通假，替代“酬圣主”，立意则为之一变，更契合谭嗣同的思想与情怀。而且要注意，这句话讲究对仗，与“图将来”相对，“召后起”明显胜于“酬圣主”。

再说梁启超的第二个论断，强调谭嗣同为变法流血。这也未必是谭嗣同本意。据《许姬传七十年闻见录》（许姬传是徐致靖的外孙），谭嗣同被捕前一天，到徐致靖家吃饭，徐致靖问他作何打算，他用筷子在头上敲了一下道：“小侄已经预备好这个了。变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国就从谭某开始。”如其所述，谭嗣同的流血，不仅为变法，还可能为革命。另如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记载，谭嗣同说“世界史先例，政体转变，无不流血……”所谓政体转变的方式，亦非变法一种。

梁启勋曾回忆谭嗣同与梁启超诀别的场景，在日本使馆，谭嗣同列举了四点宁死不逃的原因：“……一、大概往后十年八年，国内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逃亡的话，我既不会讲英语，又不会讲粤语，而华侨多是广东人，我的一切活动能力都会消失，成为废料。二、我父亲在官，我跑了，一定株连家属。三，我有肺病，寿命不会很长了。四、世界史先例，政体转变，无不流血，让我来做个领头人吧。你该逃生，我则待死。”这番话，应出自梁启超转述，可视为准一手史料，其价值，不仅在全面（我们论谭嗣同之死，常纠结于某一个原因，实则完全可以有好几个原因），而且合乎情理。

此前我们往往忽略了谭嗣同的个人尤其身体因素。他好任侠，善剑术，不过体质不佳，幼时重病（白喉病），“短死三日，仍更苏”，由此得字“复生”。前面提到，他应征北上之时，曾在武汉大病一场，“晦气满面，又内伤症已见，干咳不能寐，肝气横烈”，不得不在父亲的巡抚衙门休养十余日，后因光绪电旨催促，只能不顾病体，毅然北行。抵京之后，病情加剧，毕永年《诡谋直纪》写八月初一日（9月16日）见谭嗣同，有“谭又病剧，不能久谈而出”之语，谭嗣同致毕永年信，亦有“因病不及送，见面徒增伤感”之语。从这些细节可知戊戌政变前后，谭嗣同犹在病中。他的病，据说是肺结核，这在当时是不治之症。故而他选择一死，应有身体考量。

梁启勋说的第二点，可谓家庭考量。谭嗣同死后，其师刘人熙曾有哀诗云：“谭生意气横天下，不忍逋逃累老亲。他日千秋传世笔，董狐良史要分明。”意在提醒后人，谭嗣同之所以不逃，原因是不愿连累其父谭继洵。其实哪怕谭嗣同不逃，依然可能危及老父及家族，谋反毕竟是古代第一大罪，株连甚广。是以谭嗣同在被捕之前，曾特地伪造家书，一说他模仿谭继洵笔迹，赶制了七封父亲痛斥儿子大逆不道的书信，一说“被捕时，正在作家书答其父谭继洵，盖为开脱其父罪责……”（可对照前引胡思敬语“嗣同报父书，言老夫昏髦，不足与谋天下事”），窃以为后者更可信。另据刘善涵《谭壮飞狱中题壁诗》，谭嗣同在被捕前夕，“……于是捡数月来朋友函札悉焚之，独留其父督责一书，置于箱篋，缇骑搜获以闻，太后怒稍霁，谓群臣曰：‘湖北巡抚谭继洵，原非平日不训饬儿子者。’”这正是谭嗣同追求的效果。

抛开这两点，再说谭嗣同死事。这个事，到底是什么事业，什么理念，什么信仰？此刻我们反观那句“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他期望的后起，指向改革还是革命呢？我倾向于后者。可以说他为改革而死，这是对失败的一个总结，对过往的一个交代；然而他所试图召唤的东西，则是革命。须知他的内心，本来向往革命，只是出于权变与妥协，并未把这条路坚持到底，因此他的一死，正有些忏悔与自证的意思。关于这段心史，最精彩的发掘，应是李敖小说《北京法源寺》，书中虚构了谭嗣同告诫从南方而来劝他逃亡的革命党人的一段话：

我错了，我的路线错了，我谭嗣同的想法错了，我完全承认我的错误。不但承认我的错误，我还要对我的错误负责任，我愿意一死，用一死表明心迹，用一死证明我的错和你们的对，用一死提醒世人和中国人：对一个病入膏肓的腐败政权，与它谈改良是“与虎谋皮”的，是行不通的。我愿意用我的横尸，来证明这腐败政权如何横行；我愿用我的一死，提醒人们此路不通，从今以后，大家要死心塌地，去走革命的路线，不要妄想与腐败政权谈改良。我决心一死来证明上面所说的一切。

这正是为什么，我们要说谭嗣同的死既是葬礼，也是生机，既是终结，也是开端。在他求仁得仁、快哉快哉的那一刻，改革的时代结束了，革命的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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