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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歌的历史:在革命的诱惑与宗教的诱惑之间

2018-08-13 来源: 奥克塔维奥·帕斯 原文链接 评论0条

撰文:奥克塔维奥·帕斯

英译:雷切尔·菲利普斯

中译:陈东飚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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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个社会里各个世代都在编织一张重复和变异的网。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或明显或含蓄地,“古人与现代人的争吵”在每个循环里重新产生。有多少历史阶段就有多少“现代时期”。然而,除了我们的社会以外没有任何社会真的自称为“现代”。如果现代性仅仅是时间流逝的结果,将自己命名为“现代”便是听任自己很快将其失去。现代纪元在未来会被称为什么?也许是为了延缓那不可避免,抹杀一切的侵蚀,其他社会决定要凭借一位神祗,一种信仰,或一种命运来为人所知:伊斯兰教,基督教,中央帝国——这些名字涉及一种无可更改的原则,或者至少,涉及稳固的理念或意象。每个社会都奠基于其名,它将成为它的基石,通过名字的选择来界定自身并确定自身与其他时代的关系。命名将世界一分为二:基督徒对异教徒,穆斯林对不信者,文明人对野蛮人,托尔提克人[ Toltecas,前哥伦布时期美洲一部族。]对奇奇美克人[ Chichimecas,中美洲部族纳霍人[Nahuas]对各个游牧部族的泛称,意为“野蛮人”。],我等对他人。我们的社会也将世界一分为二:现代的对古旧的。这一切分不止运行于社会之内——在这里它创造了现代和传统,新与旧之间的二分法——亦在其外。每一次欧洲人和他们的北美洲后裔遭遇到其他的文化和文明之时,他们都称其为落后的。这不是第一次某一种族或文明将自身的形式强加给他人,但肯定是第一次没有将一个不变的原则,而是将改变本身设立为普世的理想。穆斯林或基督徒将异教视为劣等是基于信仰的差异;对于希腊人,中国人,或托尔提克人来说,他的劣等是因为他是一个野蛮人,一个奇奇美克人。自十八世纪以来非洲人或亚洲人因为不现代而一直是劣等的。【他们的奇异——他们的劣等性——来自于他们的“落后”。或许问了也是白问:落后是相对于什么或相对于谁?】西方世界将自身视同为变化与时间,而除了西方的现代性之外并无别的现代性。几乎没有什么野蛮人,不信教者或异教徒留存下来;相反,新的异端之狗却可以数以百万计,但他们被称为“欠发达民族。”【在这里我必须稍稍离题讨论一下欠发达这个词最近的错误用法。】

“欠发达”——这个形容词属于贫血与被阉割的联合国语言。【它是直到近几年为止所有人都使用的表达式:“落后国家”的一种委婉讲法。】这个词在人类学和历史的领域中没有任何确切的意义;它并非一个科学的而是官僚的术语。尽管它很模糊,或者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它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最爱。它的模糊掩盖了两种伪理念【两种同样有害的迷信】:其一想当然地认为只有一种文明存在,或是不同的文明可以被简化为一个单一的模型——现代西方文明;其二确信社会和文化的变化是线性的与渐进的,并且它们都可以被测量。【后者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倘若我们可以将社会现象有效地量化与定形——从经济到艺术、宗教和色情——所谓的社会科学也许就会成为像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那样的科学了。我们人人都知道并非如此。】将现代纪元等同于文明,并将两者等同于西方的倾向,已经被传播得如此广泛,以至于在拉丁美洲很多人都在谈论我们文化上的欠发达。【必须冒着冗繁的危险重复一句,首先,文明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第二,没有一种文化的发展是线性的:历史无视直线。】一种文化怎么可能是欠发达的?莎士比亚比但丁更“发达”么,塞万提斯与海明威相比“欠发达”么?的确在科学的领域是有一种知识的积累,在这个意义上是谈得上发展的。但这种知识的积累绝不意味着今天研究科学的人比昨天的更“发达”。【此外,科学的历史表明每一个学科的发展也并不是持续地延直线取得的。】可以争辩的是至少在我们谈到科技及其社会后果时,发展的理念是有道理的。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概念对我来说显得含混而又危险。科技所基于的原理是普世的;它们的应用则并非如此。在墨西哥对北美技术不假思索的采纳已经产生了无尽的灾难以及【美学与伦理的畸形。以结束我们的欠发达为借口,在最近几十年里我们目睹了】我们生活方式和文化的不断降格。【痛苦始终是巨大的,所失比所得更确凿无疑。】这不是怀旧的蒙昧主义;唯一真正的蒙昧主义者是那些营造对不惜任何代价的进步的迷信的人。我知道我们无法逃避;我们注定要迎接“发展”,但我们不要把这惩罚搞得那样毫无人性吧。

发展,进步,现代性——现代纪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在我们阅读过去的伟大著作的众多方法之中,有一个是我偏爱的:不在其中寻找我们所是之物,而是寻找否定我们之所是的东西。我回到但丁,恰恰因为他是我们传统的伟大诗人中最不入时的。但丁和维吉尔穿过一大片燃烧的墓碑;那是地狱的第六圈,伊壁鸠鲁和唯物主义哲学家们正在那里燃烧。[ 《神曲·地狱篇》,诗章X。——原注。]在一个坟墓里他们遇见了一个佛罗伦萨贵族,法林纳塔·德利·乌伯尔蒂[ Farinata degli Uberti(?-1264),意大利贵族,军事首领。],他正勇敢地忍受火的折磨。法林纳塔预言但丁将遭流放,随后又回答了但丁的一个问题,说即使第二视觉的天赋也将从他身上被夺走,“当未来之门关上的时候。”在最后审判之后将没有什么可以预言,因为什么都不会发生。时间的关闭,未来的尽头。【一切都必定永远是其所是,既无错乱亦无改变。】每当我读到这一段时我都仿佛听到一个声音,不止来自另一个时代更是来自另一个世界。而事实上正是另一个世界在宣讲这些可怕的言词。上帝之死的主题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有一天未来的大门将会关上这一想法——有时候我会嘲笑这个想法;另一些时候它会让我战栗。

我们把时间设想为一种连续的流淌,一种朝向未来的无尽运动;如果未来关闭,时间即停止。这个想法是不可承受,不可容忍的【,因为它包含一个双重的可恶之处】。它通过嘲笑我们对于本物种的可臻完美性的信念而冒犯了我们的道德感性,又通过否定我们对于发展和进步的信仰而冒犯了我们的理性。在但丁的世界里完美是与一种超越变化与不动的状态,存在的充盈同义的。抽离开了历史的变化和有限的时间,一切便永永远远是其所是了。这样一个永恒的当下在我们看来是不堪设想也不可能的;当下依照定义就是瞬时的,瞬时就是时间最纯净,最强烈的形式。如果这一瞬间的强度在持续期限上被固定下来,我们就面临了一种逻辑的不可能,也是一场噩梦。对于但丁固定不动的永恒当下乃是完美的至高点;对于我们它却是诅咒,因为它将我们置于那样一个状态,即使不是死亡,那也并非生命。一个被活埋之人的王国,不是在石头的墓葬里而是在冻结的分秒的围墙里。这种完美是对我们向来所想,所感,所爱的存在——作为一个永久的存在可能,运动,变化,朝向未来的易变国土的行进——的一个否定。我们的天堂在未来之中,在那里存在是一种对于存在的预知。现代纪元开始于这一刻,人类敢于实现一种或许会令但丁和法林纳塔·德利·乌伯尔蒂在同一时刻既颤抖又大笑的行为:开启未来的大门。

现代诗歌的历史:在革命的诱惑与宗教的诱惑之间 - 1

现代性是一个西方专有的概念,没有出现在任何其他文明之中。其他文明假定现世的意象和原型,从中不可能推导出我们的时间理念,即使是作为一个否定。佛教的空,未分之有 [undifferentiated being][ 本书西班牙语原版中这一印度教的概念表述为“无意外亦无属性的存在 [el ser sin accidentes ni atributos]”。],希腊人、中国人和阿兹台克人的循环时间,以及原始人的原型过去与我们的时间观念毫无关系。中世纪基督教社会将时间构想为一个有限的过程,连续而不可逆;当时间被用完——或者,如诗人所说,当未来之门被关上时——一个永恒的当下便将统治一切。在历史的有限时间里,在此时此地,人以他的永恒生命来孤注一掷。我们的现代时间理念只可能出现在这种不可逆的时间观念之中;它只可能呈现为一种对基督教永恒的批判。诚然,在伊斯兰文化中现世的原型与基督教的很相似;但是,由于一个马上就会出现的原因,对永恒的批判是不可能发生的。而现代的本质恰恰是对永恒的批判:现代的时间是批判的时间。

历史就是冲突,每一个社会都被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矛盾所撕裂。社会因为它们而生生死死。时间原型的一个功能是为这些矛盾提供一个理想和永恒的解决,从而保护社会免于变化以及死亡。因此,每一种时间理念都是一个比喻,发明它的不是一个诗人而是一个种族。但这些伟大的集体时间意象被神学家和哲学家转换成了各种概念。穿过理性和批判的筛子,它们变成同一性原则的各种版本,或多或少都有明确的界定。【对矛盾的压制,或是通过中和对立的语辞,或是废除其中一个。】有时对立的消除是彻底的:佛教的批判去除了“我”与“世界”这两个语辞,以确立普世的空,一种无可言喻的绝对,因为它空无一切,包括,据一本大乘佛经说,它自身的空。在其他情形中,相反的元素并未被移除而是被调和与融为一体了,如在中国的古代时间哲学中一样。矛盾会爆发,毁灭系统的可能性,既是智性的也是真实的。逻辑的一致性一旦崩溃,社会就会失去其根基而衰落。因此便有了这些原型封闭与自足的特性,它们所自许的无懈可击,以及它们对变化的抵抗。一个社会可以改变它的原型——也许是从多神教转到一神教,或是从循环的时间转到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有限与不可逆的时间——但原型却并未被改变或转换。这一普遍规律的唯一例外是是西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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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二分法是犹太一神教与异教哲学的双重遗产的结果。希腊人的存在理念——以它的任何版本呈现,从前苏格拉底派到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与犹太人有关一个创造了宇宙的人格化上帝的理念是不兼容的。基督教哲学深刻地意识到了一矛盾。这是它从教会之父[ Church fathers,指基督教早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神学家、导师及主教等。]以来一路持续的中心主题,而经院哲学则试图用一种异常微妙的本体论来解决它。现代纪元是解决它的不可能的结果。理性与启示之间的争端也撕裂了阿拉伯世界,但胜利却归于启示:是哲学之死而不是,像在西方那样,上帝之死。永恒的胜利【改变了人类时间的价值与意义,】关上了未来的大门,而同一性更是赢得了绝对的胜利:安拉即是安拉。西方世界摆脱了同义反复却仅仅陷入了矛盾之中。

现代纪元始于上帝与存在、理性与启示之间的冲突被视为是无可消解之时。与伊斯兰教中发生的事情正相反,理性以神性为代价获得了成长。上帝是一体而不可分割的(祂不容忍异质性,除非是作为非存在之罪);同时理性则倾向从自身中分离出去。每当它反省自身,它便分为两半;每当它冥想自身,它便发现自己是异类。理性渴望统一性,但与神性不同,既不停息也不将自身与同一性认同;于是,结合了统一性与多元性的三位一体,便是一个理性无法透悉的谜。倘若统一性会反省了,它便成了别的:它感知自己是异质性。通过站在理性一边,西方注定了自己永远是异类,唯有通过不断的自我否定来延续自身。

在由现代纪元在其初始时期设计的形而上学体系中,理性呈现为一个自足的原理:它是它自身的基础也是为世界奠定的基础。但这些体系被别的体系取代了,在其中理性首先是批判。向内针对自身的理性不再创造体系了。它追寻它的极限,审判自身,并通过这样的审判,摧毁了作为一个指导性原理的自身。在这场自我毁灭中理性发现了一个新的基石。批判理性,我们支配一切的原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支配一切:与其说是筑造不为批判所击倒的体系,不如说它是在充当自身的批判者。它在展开的范围内统治一切并将自身设定为分析、怀疑、否定的客体。它不是一个庙堂或堡垒,而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个公共广场和一条路,一场讨论,一个方法——一条不断完成与毁坏自身的路,一种唯一的原理是对所有原理吹毛求疵的方法。批判理性,恰恰因其严苛,而强化了暂时性【,它永远面临改变与更替的可能性】。没有什么是恒久的;理性与变化和异质性同一了。【现代性是批判的同义词,它等同于变化;它不是一个永恒原理的确定,而是批判理性的呈现,它永不停止拷问,审视,摧毁自身,只为再一次重生。】统治我们的并非同一性,连同它巨大而单调的同义反复,而是差异性和矛盾,令人晕眩的批判之表征。在过去批判的目的是真理;在现代真理就是批判。不是一种永恒的真理,而是变化的真理。

基督教社会的矛盾是理性和启示,身为思想在思索着自身的存在,和身为一个创造之人格的上帝之间的对立。现代社会的矛盾出现在构筑【拥有古老宗教与哲学的坚实性的】体系的尝试之中,它们的基础不是一个非时间性的原理而是变化的原理。黑格尔将自己的哲学称为分裂的一剂药方。但如果现代纪元是基督教社会的分裂,如果我们的基础,批判理性,持续地分裂自身,我们的分裂又如何能被治愈而不否定我们自身和我们的基础呢?西方的问题是如何把对立的元素融入某种统一性而不消灭它们。在其他文明里,消除对立面之间的矛盾是走向一种统一的确定性的第一步。在天主教世界里存在的各个等级的本体论也提供了将对立减弱到使它们几乎完全消失的地步的可能性。辩证法在现代纪元从事同样的行当,但却是通过求助于悖论做到的——将否定打造为语辞之间统一的桥梁。它声称要结束对抗,办法不是减少而是加剧对立。康德曾将辩证法称为“幻觉的逻辑”,但黑格尔坚称消除以康德式“物自体”闻名的哲学丑闻是可能的,正是因为这一概念的否定性。人们不需要赞同康德就可以注意到,即使黑格尔是正确的,辩证法废除了矛盾不过是让它们随即又重新出现而已。西方最后一个伟大的哲学体系摇摆于思辩的谵妄与批判理性之间;它是一种将自身设定为一个体系却又一分为二的思想,以分裂治愈分裂。现代纪元的一端是黑格尔和他的唯物主义追随者们,另一端则是对所有体系的批判,从经验主义到尼采以及现代语言与分析哲学。这种对立是西方世界的Raison D'être[ 法语:“存在理由”。]——它的起源和它未来的死亡。

现代纪元是一场分离。我使用“分离”这个词取其最直观的意义:移开某物,将其自身切除。现代纪元是作为与基督教社会的一场决裂开始的。忠实于它的起源,它是一场持续的决裂,一场无尽的分裂;每一代都重复这一行动,我们由此而建立,在此重复之中我们否认并更新自身。分离用我们社会的原初运动将我们统一起来,而断裂则将我们抛回到自己身上。仿佛就是但丁所想象的那些苦刑之一(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份幸运:我们活在历史之中的奖赏),我们在异质性中寻找自身,在那里发现自身,而一旦我们与这个由我们发明而又仅仅是我们的反影的异类合一,我们便从这个幻影存在中切除掉我们自己,而再次疾步追寻我们自己,追逐我们自己的影子。这种无休止的向前运动,永远向前——奔向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我们称之为进步。

现代诗歌的历史:在革命的诱惑与宗教的诱惑之间 - 2

我们视时间为持续变化的理念不仅与中世纪的基督教原型决裂,更是一个新的组合,将它的元素纳入其中:横向的时间,从亚当的堕落到最后的审判,以及随之而来的永恒当下。第一个元素,【基督教的】有限的时间,成为了自然进化与历史的几乎无限的时间,但保留两个属性:它是不可重复的以及连续的。现代纪元以和奥古斯丁同样决然的方式否弃循环的时间:万事都只发生一次,它们是不可重复的。这一时间剧的主角不再是个体的灵魂而是集合的实体,人类。第二个元素,体现在永恒之中的完美,成为历史的一个属性。因此,第一次,一个价值被放到了变化之上。存在与事物达到其现实与完美的真正充盈不是在其他世界的其他时间而是在当下的时间——一种身为刹那飞逝而非永恒的当下的时间。历史是我们通向完美的途径。凭借它自身的逻辑,现代纪元强调的不是每个人真切的现实而是社会与物种的理想现实。如果人的行为和作品不再具有宗教的意义【——灵魂的救赎或毁灭——】,它们便会披上一种超越个体的色彩;它们的意义首先是历史的和社会的。基督教价值的颠覆也是一次转向。人类的时间不再绕着永恒的不动之日旋转了;相反假设了一种完美在历史之内,而非之外。这个物种,而非个体,是这种全新的完美的主体。它不能靠与上帝融合而要通过介入尘世的,历史的行动方能抵达。完美,被经院哲学视为永恒的一个属性,被引入了时间;结果是,冥想的生活作为人类的最高理想被否弃了,而现世行动的至高价值则获得了肯定。人的命运不是与神,而是与历史化为一体。工作取代了悔悟,进步取代了神恩,政治取代了宗教。

现代纪元将自己视为革命性的。在许多方面,它确是如此;最首要也最明显的是在语义学上:现代世界已经改变了革命[revolución,revolution]这个词的意义。在本义——世界和星辰的旋转——边上已经有了另外一义与其并置,后者现在更为常见:一种与旧秩序的暴力决裂,以及一个新的,更公正,更合理的秩序的建立。星辰的旋转是循环时间的一个可见的呈现;在其新的语义中,革命成为连续的,线性的,不可逆的时间的最完美表达。一个暗示过去的永恒回归;另一个则是对过去的破坏和一个新社会的构建。但第一个语义并未完全消失;它经历了又一场转换。在它的现代语义中,革命以最大的一致性表达了历史作为不可避免的改变与进步的概念。如果社会停止发展而逐渐停滞下来,一场革命便会爆发。如果革命是必然的,历史便被注入了循环时间的必然性。这是一个与三位一体同样不可解的谜,因为革命是不可逆的时间的表达,因此也是批判理性的呈现。革命之语义的模糊性揭示了循环时间的神秘踪迹和批判的几何踪迹,最老的古旧与最新的新奇。它是命运,也是自由。

伟大的革命性变化是未来的反叛。在基督教社会中未来处于死刑的判决之下,因为永恒当下的胜利,随末日审判而至,是未来的尽头。现代纪元反转了这些语辞。如果人类就是历史并只在历史中实现自身,如果历史是向前看的时间而未来是被选中的完美之所在,如果完美之于未来是相对的,之于过去却是绝对的——那么未来将成为时间之三叉戟的中心。它对于当下是一块磁铁,对于过去是一块试金石。它就像基督教固定的当下一样是永恒的。【像它一样,未来不为现在的变幻所侵蚀也不为往昔的恐怖所伤害。】尽管我们的未来是历史的投影,它却超越历史,远离变化与机遇。就像基督徒的永恒一样,它处于时间的另一侧;我们的未来同时又是连续时间及其否定的投射。现代人被推向未来,其狂暴之势等同于基督徒被推向天堂或地狱。

基督教的永恒是对一切矛盾和痛苦的解决,时间和历史的尽头;我们的未来,尽管是完美的仓库,却既不是安身之所也不是尽头;相反,它是一个不断持续的开始,一场永久向前的运动。我们的未来是一个天堂/地狱:天堂因为它是欲望的国度,地狱因为它是不满足的家园。从一个角度看我们的完美永远是相对的【,因为,就像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无情的历史学家们两眼朝天说的那样,现时的冲突一旦被消解,矛盾就会在越来越高的层次上重新出现】;从另一个角度看【,倘若我们认为未来是历史的尽头及其对抗的消解,我们便成了一个残忍的海市蜃楼的心甘情愿的受害者:未来,从定义上说】它又是不可企及,不可触碰的。未来,历史的应许之地,是一个无法接近的王国【,并由此以最直接也最痛切的方式呈现出构成了现代性的矛盾】。我们可以施加于我们自己的时间原型的批判,正是现代世界施加于基督教永恒的,也是基督教拿来对抗古代循环时间的批判。高估变化必然导致高估未来:一个并不存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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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现代吗?它的现代性是暧昧的:诗歌与现代世界之间的冲突始于前浪漫派并一直延续至今。我会尝试描述一下这一冲突,不是通过其整个进化过程——我不是一个文学史家——而是通过强调那些将它最清晰呈现出来的时刻与作品。如果这种方法显得武断的话,我唯有声言我的武断并非毫无理由。我的观点是一个西班牙语美洲诗人的观点;这不是一篇超脱的论文而是对我的起源的一次探索,一场自我定义的间接尝试。我的思考属于波德莱尔所谓的“部分批评,”他视为有效的唯一一种。

我试图将现代纪元定义为一个批判的时代,诞生于一场否定。这一否定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清晰将自身呈现在我们的时间意象之中。基督教通过将永恒设想为一个完美的所在而推断出了未来的废除。现代性是作为对基督教永恒的一个批判开始的。其批判重组了体现在基督教时间理念之中的各个元素;天堂和地狱的价值被转移到了尘世并被嫁接到历史之上。永恒被废除了;未来取而代之登上了王位。现代性看到统治自己的乃是变化的原则:批判。这种批判,被称为历史的变化,采取两种形式:进化与革命。两者具有相同的含义:进步;两者都是历史并且可能会过时。

批判性的否定包括了文学与艺术两者:艺术价值与宗教价值被分离开来。文学宣布了它的独立:诗歌的,艺术的,美的价值逐渐成为自足的价值【而与其他价值无涉】。艺术价值的独立性导致了艺术作为客体的概念,这反过来又导致了一个双重的发明:艺术批评和博物馆。在文学的领域,同样,现代性在一场对“客体”的崇拜中表达自身:诗,小说,戏剧。这一趋势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并在十七世纪获得了力量,但只有当我们接近现代纪元时诗人才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理念【晕旋而又矛盾】的性质:一首诗的写作意味着一个独立的,自足的现实的建构。以此种方式批判精神体现在了创作过程之内。这并不令人惊讶,表面上看:现代文学,与一个批判时代恰相契合,是一种批判的文学。但现代诗歌的现代性在细察之下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在它许多最为暴烈和典型的作品中——想一想从浪漫派延续到超现实主义者的传统吧——现代文学激情洋溢地否弃了现代纪元。在它的另一个最执着的倾向中,包括小说以及抒情诗——在一个马拉美或一个乔伊斯之中达到顶点——我们的文学是一场同样激情洋溢和全方位的对于自身的批判。批判文学的主题: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价值;批判作为客体的文学:语言及其含义。在这两个方面现代文学都否定其自身并且,通过如此行动,肯定、印证了,它的现代性。

【现代诗歌在小说中呈现自身或许比在抒情诗中更先一步,这并非一个指责。小说是无与伦比的现代类型,更出色地表现了现代性的诗歌:散文的诗歌。在前浪漫派的情形下,小说的现代性开始变得暧昧而又矛盾,不妨说是:现代得双倍而又彻底。】如果说现代文学是作为现代性的批判开始的,成为这个悖论的化身的人物是卢梭。在他的作品中那个身为开始的时代——进步,发明,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时代——发现了它的基础之一同时又发现自身受到了尖锐的抨击。在让·雅克·卢梭及其追随者的小说中,散文和诗歌之间的连续振荡变得越来越猛烈,从中获利的不是散文而是诗歌。在小说中,散文和诗歌彼此交战而这场战斗正是小说的精髓所在。散文的胜利将小说转化为一个心理的,社会的,或是人类学的文件;诗歌的胜利则将其转化成一首诗。在两种情况下它都不再是一部小说了。为了存在小说必须是一场散文与诗歌的联姻,不完全是其中一个或另一个。在这一艰难的结合之中散文代表了现代的元素:批判,分析。从塞万提斯起,散文似乎是逐渐胜出了,但在十八世纪末,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彻底摧毁了理性的几何结构,一团雾霭蒙住了词语之镜。一股新势力,感性,颠覆了理性的建构。并非一股新的势力,而不如说是一股非常古老的势力,它早于理性和历史本身。与新的和现代的事物相抗,与历史和它的日期相抗,卢梭反对感性。它是一场回归,回到我们的起源,回到开始的开始:感性居于历史和日期之外。

现代诗歌的历史:在革命的诱惑与宗教的诱惑之间 - 3

塞万提斯

浪漫派将感性转变为激情。感性是一种与自然世界的协和,激情则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侵犯。两者都是自然,人性化的自然;两者都属于身体。尽管肉体的激情在十八世纪的文学中占据了一个中心的位置,却只有在前浪漫派和浪漫派那里身体才开始说话。它说的是一种由梦想、象征和隐喻构成的语言,一份神圣与亵渎,崇高与淫秽之间的奇特契约。这是诗歌的语言,不是理性的语言。它与启蒙时期的作家截然不同。在萨德侯爵[ Marquis de Sade(1740-1814),法国贵族,革命政治家,哲学家,作家。“Sadism(施虐狂)”一词得自其名。]的作品,这个时期最自由也最大胆的作品中,身体并不说话,尽管这个作家的唯一主题是身体及其怪癖和畸变。是哲学在透过这些扭曲的身体说话。萨德不是一个激情洋溢的作家;他的迷狂是智性的,他真正的激情是朝向批判的。令他激动的并不是身体的姿势,而是其辩证的严密与光彩夺目。十八世纪的其他放荡哲学家的色情并不像萨德笔下的那么无边无际,但却并不少些冷峻和理性。它是哲学,不是激情。这一冲突一直持续到我们的时代:D. H. 劳伦斯和伯特兰·罗素反抗盎格鲁-撒克逊的清教主义,但毫无疑问在劳伦斯眼中罗素对身体的态度是愤世嫉俗的,而在后者眼中劳伦斯的态度则是非理性的。同样的矛盾存在于超现实主义者和性自由的支持者之间。对于超现实主义者色情自由是想象力和激情的同义词,对于其他人则只是两性肉体关系问题的一个理性的解决方案。热奥尔热·巴塔耶[ Georges Bataille(1897-1962),法国评论家,思想家,小说家。]相信侵犯是色情的条件,甚至精髓;新的性道德则相信如果禁忌被解除或减弱了,色情的侵犯便会消失或降格。布莱克[ William Blake (1757-1827),英国诗人,画家。]如是说:“两者都读圣经日夜不停/但你读的是黑我念的是白。”[ 《永久的福音》[The Everlasting Gospel][约1818年],出自《威廉·布莱克诗全集》[The complete poetry of William Blake],连同一篇罗伯特·西里曼·黑尔耶[Robert Silliman Hillyer]的序言(纽约:兰登书屋,1941年)——原注。]

基督教迫害旧的神祗和地、水、火、空气的精灵。它转换它无法摧毁的东西:有的被驱入深渊,他们在那里得到了地狱官僚体制中的一个位置;有的则上了天堂在天使的等级制度中就位。批判理性清空了天堂和地狱,但那些精灵返回到了土地,回到了空气,回到了火,回到了水中——他们回到了男人和女人的身体里。这一回归被称为浪漫主义。感性和激情是活在岩石、云团、河流和身体之内的复数精灵的名字。对感性和激情的崇拜是争论性的。一个双重的主题贯穿了它:对自然的褒扬既是对文明的一场道德与政治的批判也是对一个先于历史的时间的一种肯定。激情与感性代表了自然性:真实对人工,【简单对复杂,】真正原初对新得虚假。【自然之物的优越性在于它的先前性:最初的开端,社会的基础,不是变化也不是历史的连续时间,而是一个先前的时间。】激情与感性属于起源的世界——属于历史之前和之后的时间,永远等同于自身。这种原初的、感性的、激情的时间堕入历史、进步、文明的降格始于,卢梭说,一个人第一次划出一块土地,对自己说,“这是我的”,而发现人们傻到相信他的时候。历史始于私有财产。原始时间的断裂:历史的开端,不平等的历史的开端。

现代对于一种原初时间以及与自然相调和的人类的怀旧,是一种与前基督教的概念截然不同的态度。尽管,像异教世界一样,它假定有一个先于历史的黄金时代存在,这个时代却与一种循环的时间观格格不入。向着幸福时代的回归不会是星辰旋转的结果,而是由人打造的革命的结果。过去并不回归:人自愿并故意地将它发明出来并把它置于历史的内部。革命的过去是未来所采取的一种形式。异教徒信仰一种非人格的命运;现代人则信仰自由,它是基督教的直接继承者。那个困扰圣奥古斯丁的谜——如何调和人的自由和神圣的万能——自十八世纪以来始终令人担忧不已【,对于革命者和进化论者都一样】。历史决定我们到多远,人到何种地步才能引导和改变它的进程?在必然与自由的悖论之上可能还要加上一个:现代社会的批判采取了一种暴力行为的形式。革命是被翻译为行动的批判。与此同时革命又是平等者之中原初契约的续订,历史与不平等之前的时间的恢复。这一恢复意味着一场对历史的否定,尽管这样一场否定的发生要凭借一个绝对是历史的行动:被转化为革命行动的批判。朝向原始时间的回归,回到历史和不平等之前,代表了批判的胜利。因此我们可以说,无论这命题会显得多么惊人,只有现代纪元能够带来向着原始时间的回归,因为只有现代纪元能够否认其自身。

现代诗歌,自十八世纪末诞生以来,始终体现着这样一种对批判的批判。出于这个原因它是在一个既先于又对立于现代性的原则上寻找它的基础的。这一原则,不受变化和时间演化的影响,即是卢梭的开始的开始,但它也是威廉·布莱克的亚当,让·保罗[ Jean Paul(1763-1825),德国作家。]的幻象,诺华利斯[ Novalis,原名Georg Friedrich Hardenberg(1772-1801),德国诗人,作家,哲学家。]的类比,华兹华斯的童年,柯勒律治的想象。【无论它的名字是什么,这一原则都是对现代性的否定。】现代诗歌肯定自身为这一原则的声音,视其自身为基础的原初词语。诗歌是社会的原初语言【——激情与感性——】,先于一切宗教启示;同时,它也是历史和变化:革命的语言。诗歌的原则是社会的因此也是革命的:它是对原初的,不平等之前的契约的回归。它是个人的而又属于每一个男人和每一个女人;它是对原初的天真的收复。它既反对现代纪元也反对基督教,但它又是一个肯定,既肯定现代世界的历史时间(革命)也肯定基督教的神秘时间(原初的天真)。【在一个极端上,】建立另一个社会的主题是一个革命性的主题,它将开端的时间置于未来之中;【在另一个极端上,】原初的天真的恢复是一个宗教主题,它将堕落之前的过去置于当下之内[ 在西班牙语原版中此句写作“它将基督教的未来置于堕落之前的过去之内。”]。现代诗歌的历史是革命的诱惑与宗教的诱惑之间振荡的历史。

(本文原载《光年》)

现代诗歌的历史:在革命的诱惑与宗教的诱惑之间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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