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1904年，丁文江拜访康有为

撰文：谢福芸

翻译：龚燕灵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编者按：英国知名作家、社会活动家谢福芸（Dorothea Soothill Hosie）1926年作为中英庚款访华代表团秘书，她将一路的探访，包括对胡适、丁文江、阎锡山、吴贻芳等人的访谈，写成《中国淑女》（收入《英国名媛旅华四部曲》，已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作者自称主要人物虚构，但故事、史实及时代背景却并非虚构。据丛书主编沈迦考证，林博士的人物原型为丁文江，是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在文中被称为“中国的赫胥黎”。以下来自第33章，原标题《中国的奥德修斯》。

当我和宋太太再次在她家阳台上见面时，马医生也来到这里度周末。“你给我们讲的这些故事真好，可以让我们心胸开阔，”宋太太跟我说，“但是看看我们国家正在发生什么样的事！那些曾经义愤填膺地控诉政府贪污腐败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自己就也开始照做不误了。说一套做一套，难道不是这样吗？真让人绝望！”

“事实上，”马医生说，“任何一个中国人，如果还想让自己的灵魂活着的话，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远离政治，远离权力。也就是说，我们的政府正在被最糟糕的一群人操控着。而我们只有抱怨。宋太太说得对，我们原以为还算诚实可靠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他的良心马上就坏了，成了骗子们的同伙！”

“你是什么看法呢，福芸姐姐？”宋太太问，“你没法否认这些的。”

“我对你们的政府官员了解得不多，没法做出判断，”我说，“所以我相信你的话。”

“那你同意他们都是流氓无赖了？”她问。我知道她多么希望我会提出些反对意见。可是她所说的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事实。很久以来，中国的一大悲哀就是，在宦海浮沉当中，有太多的官员把公职当成自己的钱包，趁着当官的时候大捞特捞。过去在每一处衙门的入口处都有一堵用以辟邪的影壁，墙上画着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老虎，衙门里的官员每次出门都能看到它，目的是提醒官员他挣的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不能做一只残酷无情的吃人老虎。

“我不知道你在上海有没有见过林博士，”我说，“一天晚上，他给我讲了他的故事，而且我刚刚从他那里得到许可，允许我在我的书里写写他的故事。我可不可以先讲给你听听？”

“别磨叽了，赶紧给我们讲吧，”宋太太催促道，随后转身对马医生说，“看着吧，她给我们讲这个故事一定是别有用心的！”

我笑着开始了我的讲述。

他肤色白皙，带着一副眼镜，留着一撮咄咄逼人的黑色小胡子，和你见到的普通中国人一样不修边幅。他个子不高，戒备心很强。天知道在和我们交谈的那半小时里到底是什么触动了他，让他愿意跟我们讲述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他讲完，吃完饭，就乘电梯上楼继续去做他永无休止的工作了。

第二天，他讲完了他的故事。那天夜里，我的脑海里不断闪现着他说的那些话。我们恰好住在同一家酒店，于是一大早我就迫不及待地让酒店里的男招待给他传了张纸条，——问能否允许我把他的故事写出来，以便其他人从中受益。“不行，当然不行，”他在信封上写了简略到近乎无礼的回复。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我得了风疹，只能待在自己的房间和阳台里。上次酒店工作人员被客人传染上了天花，还好这次我得的不是天花，没有被他们赶出酒店。他们认为天花的传播源于酒店的地毯，那些地毯是在一些村庄的小作坊里手工制作的，缺乏卫生检查。风疹消退之后，将这个故事记录下来的念头继续在我的心里蔓延滋长，于是我又派人送去一张便条，恳请他重新考虑一下。这回的便条换来了一只大花篮，天门冬配粉红色的玫瑰，非常适合送给新娘。原来他和他的同事听说我病了，就给我送了这个，这是中国新式的表达礼貌的方式，非常迷人。“我真的是个很糟糕的坏孩子，”他在我的便条背面写道，“我的故事不适合写出来。我极不喜欢宣传，并且已经十五年没有拍过照片了。为了自我宣传，一些中国现代军阀和政客在国外到处哗众取宠地散播他们的故事和照片，对此我非常看不惯。”

一位持有如此观点的人值得我的尊重。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的念头在我心里生根发芽，搅得我内心无法安宁。不管怎样，他的回复已经比第一次详细许多。我又从几百英里外的北京写了一封信给身在上海的他。“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的人比中国人还要顽固，”我写道，“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英国人和中国人过了很多次招，我们彼此清楚对方的耐力。我就是一个英国人。请允许我讲述你的故事吧。”

他终于做出了让步，回复道：“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请对这个像他的国家一样曾经犯过无数错误，但努力挣扎着站起来挺直腰板的可怜的中国孩子好一点吧。你不会恭维我吧？那是最糟糕的。”

“人人都应该知道，就像那些你在格拉斯哥曾经一起生活过的苏格兰人一样，你有多么挑剔，多么烦人，还动不动就爱发火。”我答道，惊叹于他对我的母语——英语的纯熟掌握。

下面就是他在上海酒店的餐桌上给我们讲述的故事，他一边讲，一边拿着刀叉享受他的西式餐饮，一些曾在国外长期生活的中国人也会像他这样——这会让英国家庭主妇很开心。

那天是我和父亲一起邀请他和我们共进晚餐。我们围坐在铺着白色桌布的酒店小圆桌上。他一上来就扔下一枚重磅炸弹，显然是希望用这枚炸弹爆炸时的巨响吓呆我们。作为开场白，我问了他一个十分得体的问题，这是任何一个像我这样身份的正派女士面对一位像他那样身份的正派中国男士时都会问的问题。

“您有几个孩子？”当然这里的孩子指的是儿子，女儿不一定包括在内。

“一个也没有，”他说。说完，他眼睛直直地盯着我，嘴唇和胡子像刺猬一样噘着，然后深思熟虑地补充道，“谢天谢地。”

他自己清楚，而且他也清楚我们也同样明白，他这么说是对神明的亵渎。他是希望借这么两句话来表明他的一种状态，即他已经从传统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对于祖先崇拜持“开明”的观点。他还借此暗示自己是个不可知论者，不相信什么“来世”，不会眼巴巴地盼着亲生儿子们焚香磕头来给自己的灵魂带来一些安慰。设想一下如果你和一位会吏长第一次见面，他在餐桌的那一头看着你，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不相信使徒信经。”你该说些什么？这样的话语几近残酷，也没有必要。实在没有必要这么说，这让我内心充满对他的同情。如果一位会吏长说出了这样的话，他要么是疯了，要么是经历了烈火般的煎熬。这位不修边幅、叛逆的小个子中国男士坚守如下信条：“坚持真理，坚持不懈、彻头彻尾地追求真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他认为真理的滋味太苦了，不肯相信其实它的味道极其甘甜，只不过上天有它自己的安排。

“我没有孩子，连女儿也没有，不用操一点儿心。这是最大的福气，让我可以自由地去做我想做的事。”他继续说着，真是罪过，挑战我们是否会当着他的面抛弃他作为中国人的名分或是他祖先的传统。接着他就从眼镜后面瞪着我，等着我说话。我父亲抬头看了他一眼，然后继续低头喝汤。实际上他表达了他的意思，吃饭时不宜与古怪的人进行争论。不过我接受挑战，他是一位好对手。来而不往非礼也。

“我先生去世时只留下一个孩子，这是我的一个遗憾，”我故意这样回应。他的脸色马上柔和了下来，敌意消失了，温柔的眼神使他那水汪汪的黑眼珠显得更黑了。捋了捋胡须后，他把胳膊肘放到桌上，开始了他的讲述，中间会停下来吃口鱼肉或是鸡肉，并解释说他整天都在忙于工作，基本没怎么吃东西。很快，我父亲也像我一样开始出神地倾听他的故事。

当时是五月份，天气已经开始热起来了。林博士脱掉了那件无袖高领马褂，只穿着一件灰缎长衫。他也许更愿意穿西式服装，因为有一次我曾经埋怨我的朋友励诚为什么总穿西服，他当时就这么回复我：“西式服装比中式服装方便很多，而且从长远来看也更加便宜。”在他的长衫下面，我瞥见他穿了西裤皮靴，就像铁路总办和教授一样的打扮。

伴着盘碟相碰的声音，头顶电扇的呼呼声，还有邻桌德国人从厚实的胸腔里传来的对话声，要想在饭桌上听清我们彼此的交谈挺费劲的。好在我们来得比较晚，主要由苏俄难民组成的乐队已经下班了。

“我十六岁时，”他说，“崇尚暴力革命。我说服父亲让我去东京学洋务，因为我坚信国学毫无用处。刚到东京不久，就遇到那里的中国留学生召开会议，宣称革命运动的第一要务就是办份报纸来表达观点。那时极少有人明白建立一个新中国需要经历怎样的激烈变革。”

没有人主动承担办报的职责，我们的这位朋友就独自一人承担了下来。他名字的英文意思是“学识的河流”（文江），家学渊源深厚。之后的六个月里，他就成了东京大学第一份中国革命刊物的编辑。

丁文江

“我告诉你，这真的是一份革命性报纸，”他插话道。接着，尽管他当时才十六岁半，但是他的常识让他渐渐意识到了两件事。“第一，我发现这份报纸花去了我很多的钱，远超过我的承受能力。尽管社论都是我自己操刀，但卖得并不好。而报纸产生的影响与我付出的努力以及金钱完全不成比例。我那些激昂的文字没有几个人读。第二，因为谁也不愿意出力，我在这份报纸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压根儿就没有时间学习。”

于是他辞去了编辑的职务，同时还认定日本的现代文明只是徒有其表——这是二十世纪初盛行的一个说法。我冲他笑了笑。

“确实如此，我有确凿证据，”他冲我点了点头说道。

“你现在还保留着一些证据呢，”我心里想，记起了他之前放的那颗炸弹。可是我们英国人凭什么去责备他的这个小缺点呢？

“我倒是希望中国有一些日本的这种‘徒有其表’呢，”他补充道。

他和同学校的另两个中国学生一起讨论此事，那两个学生一个十七岁，一个十七岁半。他们认定日本大部分的东西都是从英国学来的，因此他们应该去英国学习。这对英国来说确实有点受宠若惊。

“准确地说，是要去苏格兰学习，”他说着，半开玩笑地冲我们鞠了个躬，免得我们这两个英国人自视过高。

“我先生是苏格兰人，”我惬意地说道。

“哦，”他欣然接受，“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位比我们年长一些的革命者朋友从爱丁堡给我写信，让我抖落日本的尘埃及其‘外表光鲜的教育’，称爱丁堡才是毫无疑义的全世界最伟大的思想中心。”

于是这三位在东京求学的中国青年决定立即启程前往爱丁堡，一刻也不想耽误。任何对求学事业的耽搁，都意味着对中国复兴的耽搁。四万万渴望摆脱暴政的人民期盼着他们履行自己的职责，尽早从爱丁堡学成回国。

“可是你们的家人会同意吗？你们的开销怎么解决？”我们问，“你的父亲肯定会反对！”

“没有，”他说着，大笑了一声，“我父亲马上同意了。另外两位父亲则反对。你看，我有六个兄弟，所以我这么做家里也没什么损失。再说，我是家里的坏孩子——会把人活活气死的那种孩子。真的，现在回头想想，我能想见我给家人曾经带来怎样的折磨和考验。”

我不敢开口去恭维他，但心里想，“现在他们一定以你为荣。”后来，我发现他果然给家里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这三位年轻的冒险家合计了一下他们的资金。“我们要是特别节省，坐统舱到苏格兰，把第一年的开销控制在每人70英镑，应该就能对付过去。所以我向父亲索要700美元，结果他给我寄了1000美元，我想他可能因为终于可以不用管我了，感到很欣慰吧！我跟你说，当时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变成了富翁。”

第二个男孩的父亲是位法官，或者叫道台，当时在湖北任职。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和信件往来后，他终于同意儿子远行，并承诺给他寄700美元。但正当他们准备出发时，国内发生了政治动荡，道台的职位被解除了，而他需要供养一大家子，好几个老婆，一群孩子。于是这位父亲自然就把失职的怒气发到了这个离家的儿子身上。他告诉儿子自己无力提供更多的钱来支持他这个荒谬无益的留学方案。他不会禁止儿子去英国，但如果要去，那就得自己想办法。这个儿子当时虽然身上只有30英磅，相当于300美元，但还是决定前往苏格兰！第三个男孩身上没有什么钱，只有几个美元。

“不过，这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文江”带着父亲般温柔的微笑说，“因为我们都是共产主义者，与其他人分享我们所有的东西既是权利也是义务。所以，你看，我们三个人统共有1300美元——130英镑。”

赴英之旅充满艰难险阻。当他们从日本抵达上海之时，恰巧爆发了日俄战争，日本海军征用了轮船公司。这三个年轻人已经支付的船费被退还给他们。可是他们远在上海，而日本轮船公司到英国的航线是最便宜的，现在这条路走不通了，他们该就此放弃吗？

“恐怕我那次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了另外两位，”我们的历史学家说着，把手上举了一会儿的菜单放下，“当我发现他们有些犹豫的时候，就出门买了三张法国邮船公司的船票，替大家做了决定。”

他从眼镜框上面斜着看了我们一眼，我们都咯咯笑出声来。“他在委员会里也是这样的做派，”事后父亲告诉我说。

从上海到新加坡的旅途很悲惨。天气很糟糕，轮船颠簸得厉害，并且他们三个都吃不惯外国的餐饮，并且还晕船。一路上唯一的一点慰藉，是一位坐头等舱的年轻中国人总是到他们的统舱里来聊天。他在上面的头等舱里感到很孤单，谁都懒得搭理他，他也不会说法语。

每当想起一个中国人一句外语都不会就前往某个或很多其他国家时，我都会惊叹于他们的无畏。我们离开北京那天，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和她二十一岁的哥哥前来拜访我们，当时我们的行李都已经打好了。他们问，如果想进牛津大学，是否必须要考法语。“再过个把月我们就要去牛津，”他们说，“我们的父亲每年会给我们每个人200英镑，所以我们的条件很好，他是北京的一个参议员。你们建议我们上哪所学院呢？”

这样盲目出国留学让我们惊愕不已。我们试图告诉他们，现在的竞争很激烈，要想获得牛津大学某个学院的学习机会是很不容易的。他们在中国的美国学校上过学，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不去美国上大学，因为在那里他们更有可能碰到自己过去的朋友，以及他们北京的老师的一些熟人。

“我们要去英国上学，”他们固执地说，“我们的路已经选好了。美国的语言和制度都来源于英国。”这让我想到了乔治·华盛顿！

“你们在英国认识什么人吗？”我们问。

他们商量了一下，然后说他们认识一个中国留学生。这时搬运行李的苦力已经到了门口。我们急匆匆地把我们伦敦朋友们的地址给了他们，盼着朋友们不会因为这个跟我们绝交。

这有点跑题了。“文江”和他那两个年轻的朋友先到了西贡，然后到了新加坡，被晕船折腾得死去活来。他们没钱请服务员来照顾他们，或是寻找其他哪怕小小的慰藉。在横滨的时候，他们自己花钱买了额外的毯子，完全没有想到外国轮船会提供床上用品；他们还买了枕头——当然是在他们能找到的最便宜的商店里买的。他们每个人都穿了一套由日本裁缝缝制的西服套装，那时对于日本裁缝来说做西服是很难的一件事，因为他们不知道西服的式样。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如果你乘坐南满铁路线从大连到沈阳，你会坐在世界上最干净豪华特别舒适的普尔曼式卧铺车厢里，对面的日本绅士们着装堪称完美，丝绸领带和袜子颜色配套，身上的西服剪裁也非常合身得体。在1903或1904年时情形可不是这样的，当时他们觉得欧式的衣领太硬穿着不舒服——确实如此，后来软衣领的出现给全世界的男士带来了福音。

当轮船终于抵达了新加坡港，这三个中国男孩踉踉跄跄地登上了岸，脸色苍白，衣着邋遢，身上统共只剩30美元，也就是3个英镑。他们的那个上等舱的朋友刚好要去见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就豪爽地把他们一块儿带去了。

“总领事真是个好人，尽管我们当时惨不忍睹，面露菜色，衣着狼狈，但他还是主动提出请我们一起吃饭。我们是年轻人，已经好多天没吃上像样的人吃的饭了，我们是这么认为的。而现在，想到马上能拿起筷子，好好坐下来吃上一碗香喷喷的米饭，还有一桌丰盛美味的中国菜，真是让人难以自抑。我们知道自己并不是总领事的尊贵客人，可是我们还是选择留下来吃饭。我不知道他会怎么看我们的胃口，但是希望他明白我们都是男孩子，所以天生就是大胃王。不管怎样，他听着我们充满激烈革命言论的长篇演说，没有表示出明显的兴趣。他也承认他不完全同意我们的观点，为此我们替他感到遗憾。可是我们不能责备他，毕竟我们正吃着他的饭，味道很好的饭菜。”

讲故事的人越说越激动。酒店的服务员给我们上菜，我怀疑他都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总领事建议，既然同是革命者，轮船到槟城时，我们应该去拜访一下在那里流亡的伟大的改革派康有为。”

“康有为！”我父亲和我同时惊呼。正是在康有为的引导下，光绪皇帝在1898年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的立宪政府。他让皇帝阅读现代书籍，为中国的改革制订了宏伟的计划，还和皇帝成为了朋友。可是，当慈禧太后发现一旦实施这些改革，她就会被晾到一边，于是就把可怜的光绪帝囚禁了起来，而康有为就只好逃命了。实际上，康有为的继承者孙中山也逃亡到英国的一艘炮艇上，寻求英国的保护。显然，英国为中国的改革派还是提供了不小的帮助，从反革命的追捕者手中抢救下了不少中国的革命者。

康有为

“当然，”这位自述作者说，“在我们看来，康有为根本不能算是革命者。为什么，因为他依然要保留君主，尽管是立宪制！而我们的底线则是必须建立共和。而现在，我想这已经不再是如今的革命者们的理想了，他们只相信持续而渐进式的革命，甚至认为革命未必需要取得成功！”

我们都笑出声来。

“不过，康有为无疑为中国做出了贡献，甚至差点为此献出了生命。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几个男孩低声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我们不应该因为老一代的革命者没有我们这样的觉悟而对他们抱有不宽容的态度。”

因此，到了槟城，我们很开心地去拜访这位年长的绅士。

“康有为非常和蔼，谦恭有礼，”“文江”感激地说道。“他把我们领进书房”——这是关系紧密的一种表现，他完全可以把他们留在客厅里。“面对我们时，他的心情一定很复杂。我们衣着寒碜，显然很穷，可我们却说要去英国留学。当我们要起身告辞时，他问起了我们个人的情况，而不只是谈论中国及其改革的必要性——‘或是革命，无论你们怎么称呼它，’他说。他告诉我们在英国留学费用很高，担心我们没有意识到费用有多高。问我们是否确定自己有足够的钱？出于自尊，我们回答，‘是的，谢谢您。我们有足够的钱’——而当时我们身上剩下不到3英镑，因为我们还花了点钱雇人力车，还给了中国驻新加坡总领馆的服务员一些小费，你知道这是中国人的通常做法。我们正发愁自己要如何在抵达英国后从南安普敦或是伦敦去往爱丁堡。我们甚至已经开始计算走路去爱丁堡要花多长时间。但是康有为坚持要问，最后他干脆直接问我们身上有多少钱。我们回答有5000美元。”

“哦，林博士！”我忍不住笑出声来，“哦，天哪！”

他目光如炬。“我们死也不会告诉他真相，只有3英镑，太丢人了！你知道中国人在这方面多讲面子。让我们吃惊的是，康先生变得很不安。‘5000美元——你们三个人一共才500英镑！太少了，’他惊呼。‘我有一个外甥在英国留学，每年我得给他3000美元，而这样也才勉强够用。他应该有更多的钱才好。你们三个人花5000美元肯定不够！’他变得很忧虑。如果他知道真相会说些什么呢？他走到书桌旁，打开锁，拿出一个帆布袋。‘看，’这位善良和蔼的人说道，‘你们知道，中国人有给远行的朋友送个小礼物的传统。我没时间给你们买礼物，所以我希望你们收下这个——就算是一个老革命者送给年轻一代革命者的礼物吧。口袋里有我保存的十个英国金币，我在槟城用不上它们。’”

三个男孩的自尊被他的慷慨所击败，带着满满的感激和尊敬收下了这份礼物。

“我们从南安普敦坐火车抵达了爱丁堡，”讲故事的人边说，边剥着最后一瓣柚子。

“我现在必须去工作了，”他把椅子往后一推说道，“秘书在等着我呢。”一个拿着大公文包的中国年轻人正在门口徘徊，时不时地往我们这边张望一下。

“你的故事还没讲完呢，”我们大叫道。

“哦，你们肯定都听烦了，”他笑着，躬身给我们道晚安，然后就向电梯走去，走向他永远做不完的工作。

厌烦！怎么可能！我还没听够呢！

现在你该明白，我为什么跟别人保证他是个多么让人讨厌的人了吧。

本文受权选自《中国淑女》，注释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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