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施塔特：美国自由主义的主要诠释者

2018-06-26 来源： David S. Brown 原文链接评论0条

撰文：David S. Brown

翻译：陶小路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历史学家可以自由地尝试破除各种神话，但是，那种同样的制造神话的冲动他也无法幸免。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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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身上罩着一层神秘光环。近三十年来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霍夫施塔特为最好的出版商写了最好的书籍，拿到了最好的奖，并且在最好的时代，在最好的城市里的第一流学校教书。与诸多历史学家交游，《美国政治传统》，克诺夫出版公司（House of Knopf），普利策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和战后美国……人们不禁对那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学术巨人世界产生一种朦胧的依恋，这些巨人们对启蒙思想所具有的疗愈效用充满信心。这个世界孕育于30年代大萧条的集体记忆，受到50年代麦卡锡掀起的反智主义冲击，被激进的60年代学生运动排斥。随着时代的发展，美国社会发生了变化，历史的书写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老一代热衷于探索精英人物的政治和思想，逐渐地，这种偏好让位于以种族、阶级和性别为重心、覆盖范围广泛的诸多研究，历史的讲述方式发生了一场革命。如今，随着战后时代最后一批伟大的历史学家退场，坦率地评价其中最伟大的一位似乎是有价值的。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作为历史学家的生涯与20世纪自由主义的鼎盛时期（1933-68年）重合。在回顾他的生涯的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来自于内部和外部的诸多动机交织在一起，它们共同塑造了霍夫施塔特独特的洞察力，他始终都对美国民主的承诺以及面临的危机保持警觉。

随着学术界左转，美国政治文化右转，自由主义者坚守在不断萎缩的中间立场。作为战后共识象征的霍夫施塔特至今仍然在美国国内最受欢迎的大众和政治刊物中被引用，这证明了他对公众的想象力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霍夫施塔特因患白血病在他54岁那年不幸逝世，30多年后，众多记者和博客作者仍然经常使用因霍夫施塔特的著作而广为人知的社会心理学概念：地位焦虑（status anxiety），偏执狂风格，反智主义。在专业历史学家当中，只有杰出的进步主义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和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以及战后知名史家C.范恩·伍德沃德（C. Vann Woodward）和小亚瑟·施莱辛格对美国文化的持久影响才能与他相提并论。和这些历史学家一样，霍夫施塔特展现出一种令人羡慕的能力：他能够与众多具有批判力和政治意识的读者建立起一种默契的关系。他也有着上述历史学家所具有的引人注目的智识魅力，偏好写作“与现实有联系”的学术作品，他的这些著作既能够反映，同时也塑造了20世纪自由主义思想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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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施塔特对美国生活日益城市化、种族多元化的特点非常敏感，在这一点上他超出任何一位同代历史学家。他急切地要迎接未来，而非纪念过去，那些长久以来给美国文明指示方向的传统路标——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文化——被他抛弃。他知道，长期以来，这些根基稳固的价值能够满足那些急于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为信仰基督教新教、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民的美国人的需要。但是时代的发展让这种愿景破灭——19世纪的自由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崩溃了。19世纪的自由主义未能解决30年代的工业危机，也没有能够消弭意识形态上的分裂——这种分裂而后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在西方点燃的战火，以及共产主义在东方的得胜，面对这样的历史现实，霍夫施塔特在智识上的给出了锐利的回应。他的批评，同时引起保守派和进步派的强烈反对。他们的确有理由担心。霍夫施塔特的父亲是移民，这块土地根深蒂固的传统对他没有牵绊，他借由历史揭示出那个古老的美国政治传统的种种弊端，通过推论强调战后时代的自由主义所作出的，在他看来更加人道、世界主义和多元化的承诺。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和农耕主义出局，种族多元和现代性进场。随着旧规则的土崩瓦解，美国人对新英雄和新视角的需求促使霍夫施塔特重新书写美国历史，以此作为改变美国文化的前奏。

霍夫施塔特在他最受欢迎的作品里倡导一种深思熟虑且务实的社会哲学，这种社会哲学同情由“罗斯福新政”启动的福利国家改革。如果认为他的观点本质上是相对主义的，那就大错特错了。霍夫施塔特尊重历史，正视事实、证据，他会很积极地重新思考自己早年的立场，并且会对之前所做的表述进行修正，这很令人钦佩。20世纪50年代他在历史学的研究中使用社会科学方法引起了很多争议，他这么做是出于更加全面和准确地理解过去的迫切愿望，他希望将历史学的探究扩展到前一代人所偏爱的经济解释之外，去思考更广泛、但更微妙的人类活动。通过分析研究对象的心理和情感需求，霍夫施塔特希望能更好地呈现出历史的复杂性，同时也让历史叙述变得更清晰。最重要的是，他喜欢清醒、理智的思考以及坚实的论证，而这些正是他的作品的基础。

然而，社会环境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历史分析，所以我们不仅要理解历史学家的作品，还要理解给他的努力提供支持和意义的公共以及个人的境况。“研究历史之前，”一位评论家建议说，“你要先研究历史学家……历史学家作为一个个体，也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历史学习者在去认识一位历史学家时需要看到这两方面。”霍夫施塔特称这种悖论为“历史学家的介入”（historian engage）——指的是历史学家介入到他在记录的事件中去。毫无疑问的是，历史学家的介入会牺牲掉一种客观视角，然而，因为是从一手经验来认知事物，他/她也会获得许多新的见解和视角。

时代剧变也会刺激想象力。在霍夫施塔特的成长时期，美国人生活中在道德、思想和政治上确立已久的主流观念突然就崩塌了。那个时代的不堪一击无疑会影响亲历者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苏德条约，纳粹大屠杀以及冷战初期的动荡，这些构成了霍夫施塔特人生前三十年的背景，灰暗而阴郁。这些动荡的岁月让他介入到这个彻底被改变的战后世界，这个介入过程深入而有意义。胡佛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失败宣告了老自由主义的破产，他觉得自己可以自由挑战美国历史的主流叙述。

身份对于理解霍夫施塔特著作是在怎样的脉络中产生的至关重要。霍夫施塔特有着一半犹太血统，他属于将世俗主义、世界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观点纳入作品之中的第一批知识分子；因此，在这个人们迅速背离新教传统的国家里，作为思想者的霍夫施塔特推动了变化的发生。霍夫施塔特需要做到有别于美国历史学家通常处理研究对象的方式。霍夫施塔特在早先历史写作流派中看到一种“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偏见”，盎格鲁—撒克逊人总是处于历史叙述的中心，而更细致、同时强调文化多样性的叙述则被忽视。当他开始反叛战前史学史的主流之时，其他人仍然对自己继承的传统尽心尽力。1942年，霍夫施塔特读研究生阶段最有影响力的老师梅尔·柯蒂（Merle Curti）宣布离开附属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师学院，前往威斯康星大学任教。柯蒂的同事、出生于伊利诺伊州的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对友人的即将离开表示遗憾，但仍然对柯蒂表示祝贺，认为搬到美国的中心地带生活会提升他的道德水准。他热烈颂扬了麦迪逊市的种种优点：“你的孩子的成长环境会比任何一个生活在纽约或者靠近纽约的孩子要好，中西部才是真正的美国。”霍夫施塔特从来不认同这种观点，也没有过这种观点背后的怀旧情绪。他来自布法罗，那是一个许多族群混居的城市，没有哪一种身份占据主导地位。他对人们来自何处本来就没有很清晰的感觉，加上美国历史学家传统上来自新英格兰或中西部地区，这种感觉就更加模糊了。他的创造力也因此被激发。“我永远无法完全认同任何集体，”他后来这样表示道。“这种边缘性如今成了许多美国人都会有的体验，所以如今我不是一个没有代表性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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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施塔特读研究生阶段最有影响力的老师梅尔·柯蒂

霍夫施塔特对社会边缘的认同（以及迷恋）与他对人类弱点——包括他自己的弱点——很深入的认识融合在一起。他的儿子丹·霍夫施塔特（Dan Hofstadter）回忆说，“他是忧郁症患者，但他是一个快乐的忧郁症患者，我的意思是说，他没有那种人们熟悉的躁郁症，他的忧郁症被他的快乐化解，就像盐会在水里溶解一样。”根据哥伦比亚历史学家沃尔特·梅茨格（Walter Metzger）的说法，霍夫施塔特性情上的这种分裂在他出版的作品里也有体现。“他的写作风格有一些狂躁，又有一些抑郁”，沃尔特强调道。即使是粗略阅读霍夫施塔特的作品，也能看到他经常（有时是因为不小心）对自己的研究发现做夸大处理。这部分是一种为让自己的研究受到关注的写作策略，在作品里采用这种修辞策略能够让其无法被忽视。然而，在更深的层面上，这种写作方法是由他内心关切的问题带来的，他的作品正因此焕发活力，但同时也削弱了他对平衡的追求。在脆弱的时候，他完全忽视了美国的实际状况：在他的笔下，法西斯主义这个当时最大邪恶遍布整个美国。他在《美国政治传统》（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中对西奥多·罗斯福的带有批判性（同时也很滑稽）的描述让罗斯福看起来像是一个精简版的墨索里尼。在《改革时代》（The Age of Reform），他用非常确定无疑的语气着重指出美国中西部的民粹主义带有反犹色彩；1964年，极端保守派巴里·戈德沃特（Barry Goldwater）赢得共和党提名，霍夫施塔特对此事的描述方式让人联想起希特勒上台：“获得提名让处于有利地位的他得以建立一种新的政治联盟，这种政治联盟将建立在沙文主义、经济极端保守主义和种族仇恨的基础上。”这些例子（还有更多的例子）让人很难不留下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除了戏谑的部分，霍夫施塔特的作品里还有一些变化无常、也许略微偏执的一面。

历史学家H.斯图尔特·休斯（H. Stuart Hughes）认为，霍夫施塔特的焦虑是因为他预感到自己会早逝。“有些人对生活和自己的健康抱有悲观的态度，认为自己注定会早早离开人世，我认为迪克就是如此。他的处世态度非常之悲观。”丹·霍夫施塔特补充说：“我觉得，他母亲的死和我母亲的死，让他处于一种无法舒缓的不适状态，这种种不适并不是想象的产物，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遗传基因不良，运气糟糕。他似乎有时候会觉得不怀好意的上天一直在折磨自己。”这种怀疑也被霍夫施塔特带进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中。我们去读霍夫施塔特的作品，很快就会注意到，他对公众对政治多元化和智识自由的热诚与投入缺乏信心。这是一种敏锐而非残酷的判断，与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一致。 “迪克对人类身上的种种局限有非常强烈的感知，他对人类的命运也完全不会感情用事，”威廉·莱彻滕伯格（William Leuchtenburg）说。 “有一天，他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里走着，我当时在热烈地谈论着心理疗法如何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迪克摇摇头，引用心理分析师奥托·芬尼谢尔（Otto Fenichel）的话来说明，我们的生活在婴儿期就已经被不可逆转地决定了。”

霍夫施塔特的这种逐渐形成的、无可逃脱的疏离感在他的学术事业中得到了一种制衡，这一点非常重要。“他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不是很勇敢，但是他在工作中变得勇敢，”丹·霍夫施塔特这样表达道。“他与自己的恐惧感达成了某种和解。”了解霍夫施塔特内心的人再看到他对外表现的样子，可能会感到困惑。“当你见到他的时候，”一位霍夫施塔特的学生回忆道，“你不会感觉到你面前的这个人就是霍夫施塔特。你不会意识到，你面对的是一个有着杰出头脑，用自己的著作真正改变了美国史学研究面目的历史学家。”事实上，他在不同的人面前会扮演不同的角色。他是一个天才的模仿者，他会在私密的社交场合里模仿喜剧演员、政治家以及他在专业会议中遇到的一些一本正经的历史学家，给自己身边的人们带来了许多欢乐。但是他也没有只将这种天赋展现给身边的人们。霍夫施塔特通过他的著作向所有人展示了自己的天才：无畏地揭示事实，富有洞察力地戏谑以及大胆地臧否人物。这个安静、在某些方面表现冷淡的人，在给友人表演以及写作时便焕发出活力。

这本传记自然是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一系列著作的深入对话。然而，本书也很关注对他的作品有很大影响的个人境况和内心生活。如果我们要从霍夫施塔特的身份认同出发，来评价他的学术和政治立场，则对他的内心生活进行探索必不可少。如果只通过他的书籍和声誉来接近霍夫施塔特，我们就有可能遗漏掉很多重要信息：我们会忘记这个典型的“纽约犹太知识分子”实际上接受的是他母亲信仰的路德宗洗礼，并且内化了根植于美国传统内里的文化参照系统。换句话说，他的背景与他在写作中所反对的新教的、财产权传统有着深刻而重要的联系。霍夫施塔特1936年秋抵达曼哈顿，他在纽约州西部的成长背景让他有了极好的看问题的视角，这是他一直珍视的。这种看问题的视角给他提供了某种保护（尽管这种保护比他想象的要少），那种时常束缚智识生活的排外学术小圈子、陈腐的辩论以及狭隘的态度没有严重影响到霍夫施塔特。在一封50年代写给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的信中，霍夫施塔特表示，纽约知识分子与哈德逊河以西的美国生活和文化脱节。他还写道，如果他们能在堪萨斯州、北达科他州、犹他州或布法罗长期休假，会对自己大有助益。

说完影响霍夫施塔特的地方，再来谈影响过他的人。在他的第一任妻子、小说家菲利斯·斯瓦多斯（Felice Swados）的帮助下，霍夫施塔特与美国左翼人士建立起了关系。菲利斯1945年去世，那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罗斯福新政发起的一系列改革也走到了尽头，同时，霍夫施塔特对自己最早在布法罗大学开始关心的政治激进主义感到幻灭。菲利斯去世18个月后，他与比阿特丽斯·科维特（Beatrice Kevitt）结婚，作为编辑的比阿特丽斯对霍夫施塔特的写作非常有帮助，“她把一位优秀的作者变成了一位技巧高超的作者”。她又进一步安排一家人的生活环境，特别留心保证霍夫施塔特日常投入在学术工作上的时间：她把家安置在曼哈顿上西城，这样她丈夫的朋友、同事和研究生就能很方便得来拜访；到了夏天，让一家人住到科德角，这样一来，霍夫施塔特的持续产出能够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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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阿特丽斯·科维特和霍夫施塔特

随着霍夫施塔特的私人生活稳定下来，他在职业上也开始转运。1945年，他还在当时与学术界隔绝的马里兰大学教书，领着一份微薄的薪水，《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是他当时出版的唯一一本书，虽然获得了很好评价，但似乎注定只是一本被学术界中的少数人阅读的书。此外，他还面临着一场可怕的个人危机，刚刚丧妻的他又要和儿子分离——他的儿子被送到布法罗由家人照顾。面对这样一种不确定的未来，他曾经考虑过离开学界，转入新闻行业。然而，仅仅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的境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职位，与比阿特丽斯的结合让他能够把丹带到纽约。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财务上宽裕起来：去欧洲旅行，送两个孩子进私立学校（丹和1952年出生的女儿莎拉），在科德角安家；再然后，他成为了美国最受欢迎的历史学家之一。这些个人和职业上的种种人际关系是霍夫施塔特成年生活的基石。在铺天盖地涌来的赞美面前，他泰然自若，虽然困惑，但并没有太当回事。文化评论家欧文·豪（Irving Howe）写道，“对我来说，迪克是学者型知识分子的典范，我试着向他学习……他工作很努力，想写出好书，但他完全没有那种经常被称为美国人成功源泉的烦人的咄咄逼人姿态。他谦虚、善良，但最重要的是，他不把自己强加于别人之上，而这似乎是知识分子特有的毛病。霍夫施塔特树立了一个可能具有道德教育意义的榜样。即使他在沉默时也能给人带来助益。”

豪提到的谦虚、对他人的体贴其实让我们看到了霍夫施塔特身上的矛盾之处：外表上，他非常谦逊，但在学术工作上则非常有主见，对问题的判断完全不受他人影响。他有极好的幽默感，正是这种幽默感将两种品质联系在一起。“从根本上讲，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守规矩，甚至有些墨守成规的人，”丹回忆说。“他的幽默感非常有感染力，我相信很大程度上，这种幽默感来源于对于礼节的无视。”丹接着说，“父亲会用一种淘气的方式贬损公共人物，他会在家人和朋友面前模仿这些人说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蠢话”，熟悉霍夫施塔特在《美国政治传统》描绘政治人物时所使用的犀利语言的读者会知道丹说得没错。霍夫施塔特对罗斯福的模仿惟妙惟肖，他的第一任妻子甚至鼓励他在喜剧俱乐部里表演。

霍夫施塔特的寿命并不长，他出生于1916年，于1970年去世，在他五十多年的人生中他很少花时间去自我宣传。他的两个学生这样写道：“他做事很得体，不会向他人提出个人诉求，也因此不会觉得别人的学术成果跟自己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学术成果本身，而不是这个成果与他的关系。他从未要求学生像门徒那样服侍自己，可能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正因为此，霍夫施塔特学派没有存在过。有关霍夫施塔特这个人的回忆因为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退，现在的大多数历史学家认识霍夫施塔特是通过他的书，而不是因为和他有过个人交情。他们的回忆是对那些作品的回忆，而不是对于霍夫施塔特这个人的回忆，必须要对这两方面都有所认识，才能了解霍夫施塔特想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来达成什么。我的研究让我不止读到二手资料，也读到了霍夫施塔特的私人文件，还让我有机会去那些最了解他的人的家中拜访，我清楚地看到，霍夫施塔特出版的作品都反映了他的个人志趣以及价值上的关怀，两边相互确认并保持一致。

霍夫施塔特不仅仅是一位历史学家，他还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一生的著述对于持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一些重要话题给出了非常有价值的意见：东欧移民的影响；美国左派的兴衰；麦卡锡主义和美国南部“激进”右翼的出现；迅猛发展的高等教育的顶峰时期发生的六十年代学生运动；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中心、存在时间短暂但是很有影响力的上西城世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提醒我们，霍夫施塔特是“战后一代历史学家”。时间的流逝没有减损他作为美国自由主义的主要诠释者的重要地位。因为霍夫施塔特在书写历史的时候对自己身处的时代有着无比密切的关注，所以当我们在读他的作品时，我们不仅可以探求他的写作本身所具有的学术和文学价值，也能够探知那个迷人并且至关重要的年代的希望和挫折。

到了二十年代大牛市结束的时候，这个“移民美国”（immigrant America）已经在政治、法律和美学领域找到了自己的代言人——分别是艾尔·史密斯（Al Smith），菲利克斯·法兰克福（Felix Frankfurter）和迈尔·夏皮罗（Meyer Schapiro）。但是还没有人撰写它的历史。相比于人口组成，霍夫施塔特更受思想吸引，这个群体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上的多元对于他的历史判断的形成至关重要。这些原创性思想猛然从这个国家长期以来对城市生活的偏见中挣脱出来。托马斯·杰斐逊在他的《弗吉尼亚札记》有一句著名论断：“伟大城市中的群氓对于良好治理有如恶疮之对于人体”，在这个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提出的“美国边疆论”曾经被广泛颂扬的国家，杰斐逊的话依然能够获得强烈共鸣。特纳在他1893年发表的著名演说“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中指出，美国民主是边疆地区个人主义的产物。和杰斐逊一样，他偏爱西部的农民，而对东部地区的工人（其中的移民越来越多）无感。然而，到了20世纪，城市开始在公共事务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尽管它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引起了传统族群的不满。霍夫施塔特担心复苏的右翼会威胁到平等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刚刚获得的、还很脆弱的进步，他批评麦卡锡主义民粹且偏执，“传统美国”和“移民美国”之间存在的张力被他准确表达出来；在一些人看来，他是温文尔雅的大众批评者，在另一些人看来，他是易怒的民主制度、民众抗议活动的反对者。一些评论家认为，霍夫施塔特并不真正了解保守主义，或者不了解它在整个美国政治图景中所处的真正位置。霍夫施塔特在《美国政治传统》选择了古怪的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作为19世纪保守主义的代言人，这种选择很能说明问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亨利·克莱（Henry Clay），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或者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则都在书中不见踪影。从现在来看，霍夫施塔特在书中对右翼的处理方式很清楚地表明中道自由主义者缺乏安全感，也能让人看到他们的对手在意识形态上有着怎样的极端主义立场。如朝鲜战争，在政府权力不断加强的时代对个人权利的关切，对核毁灭的恐惧等问题，激起了被霍夫施塔特称为“反智群体”的强烈反应，然而，他为了努力让历史叙述有利于战后共识，没有在学术作品中讨论这些问题。

在冷战时期的历史学家中，霍夫施塔特对平等自由主义的忠诚并不鲜见。罗斯福在国内成功遏制经济萧条，在海外抗击纳粹暴政，受此影响巨大的小亚瑟·施莱辛格1945年出版了《杰克逊时代》（The Age of Jackson），埃里克·戈德曼（Eric Goldman）1952出版了《遭遇宿命》（Rendezvous with Destiny），两本书都强调，美国历史上强有力的行政权曾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霍夫施塔特和这两位历史学家有着重要区别：施莱辛格和戈德曼都担任过总统的特别顾问，而这对于对权力保持警惕的霍夫施塔特而言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他们都在各自的书里普及了战后时代的自由主义。但霍夫施塔特从未容忍过美国国内的种种弊病。他公开批评种族隔离和越南战争；另外，与小亚瑟·施莱辛格不同，他尊重两位罗斯福总统和肯尼迪兄弟，但是从未尊崇过他们。然而，他相信自由主义可以让30年代开启的一系列改革得以延续，而且可以抵御极右势力，很显然，他将这种信心带入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然而霍夫施塔特为此付出了代价。民族国家的构建，国家安全体制被滥用，帝王式总统的出现……自由主义实验因此受到重创，并且产生了一直持续至今的剧烈反作用力。

霍夫施塔特知道，罗斯福新政秩序的长期前景比许多人所怀疑的还要更不稳固。哥伦比亚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1950年宣称，“保守或反对进步的观念如今已经不再流行，”霍夫施塔特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相信，30、40年代的全球性灾难在美国激起了强烈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会持续很多年。他在《美国政治传统》的前言中写道，尽管20年代的消费者天堂给人们提供了一种人为的平静感，但失业和战争所共同造成的冲击让人们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情绪，这种情绪中混杂着对过往的怀念、缺乏安全感和对现实的悲观。面对这样一种局面，自由主义当如何自处？人们对欧洲转向极权主义的回忆还是那样的崭新，在霍夫施塔特看来，反对进步、压制和对左翼的敌意的源头来自于美国大众心理的痛苦。

战后时代的自由主义并不完美，但其捍卫者会急忙指出自由主义做出的富有建设性的贡献，而且他们会问，自1968年以来，有没有别的哪一种政治观念像自由主义那样，针对美国生活提出了同样兼具包容性和务实色彩的愿景。到了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分歧安全终结，耐心遏制“冷战冲突”——不对极左绥靖，不让极右反扑——才得以成为可能。在国内政治中，经常是掌握权力的一方的自由主义者寻求达成共识或者“友善”（霍夫施塔特的术语），承认对手的善意以及作为忠诚反对派存在的意义。虽然霍夫施塔特经常在自己的作品里质疑美国保守派的态度和动机，但他还是认为两党制能够防范政治上的极端主义。1964年的总统选举之后，巴里·戈德沃特率领的南方右翼屈从于林登·约翰逊领导的自由派以及他们的中间派盟友，他觉得这个体制发挥了作用。但是，后来又发生了越南战争、水门事件，有了二十四小时滚动播出的有线新闻。我们这个时代那种政治话语中的“诛心之术”、“焦土政策”会让霍夫施塔特感到愤怒、忧心，因为这些话语强调的是让美国分裂而非团结的东西。这种对冲突的病态喜好让人们看不到共识的价值。

除开历史境况，对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任何正式评价都必须认真对待他在文学上的罕见天赋。霍夫施塔特没去写那些只会被研究生阅读、收藏在高校图书馆里的非常专业化的论著，因为他希望自己的书能够对美国文化有所影响。他的作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是时代的标志，也能够表明他可以和各种各样的感受、偏见和情绪对话，无论自由主义者还是非自由主义者。他看到，那个古老的杰裴逊主义正在迅速地让位于现代化的罗斯福式国家，这是个看重世俗主义、互助合作和世界主义的国家。当然，一些变化比其他变化更持久。如今在我们这个保守的时代回顾霍夫施塔特所生活的、已经不复存在的自由主义世界，我们能够看到那个世界是那么得脆弱。要理解那个世界的弱点和优点，我们必须理解因为它而产生的思想、政治以及历史。

（本文选自 Richard Hofstadter: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