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零售时代，城市发展逻辑正发生变化......

来源：城市战争（sunbushu123）

现在，能与“区块链”抗衡的现象级热词，也就只有“新零售”了。媒体也不再热衷于讨论谁是“互联网之城”了，取而代之的谈资是“新零售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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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拉开帷幕，新零售成为热点话题，昨天，来自四川山区的人大代表李君专门造访了北京盒马鲜生门店，引起不少媒体的报道。

这个原本由阿里巴巴2016年首创的概念，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已成为一个全民热点。马云说“未来十年二十年，将不再有电子商务这一说法，而是会诞生线上线下和物流必须结合在一起的‘新零售’”。

被阿里战略投资的银泰百货

当前，阿里、腾讯、京东、苏宁、万达等中国最当红的企业巨头纷纷斥巨资布局新零售，线上线下、大城小城、东西南北中360度混战。2017年，仅阿里与腾讯两家企业的线下商业投资，都至少达到1000亿元。就连一向高调怼电商的杭州娃哈哈集团，也开始向现实妥协，宣布与蚂蚁金服合作，正式牵手新零售。

在现实中，不少城市也纷纷提出打造“新零售之都”的口号，福州市甚至把这个目标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媒体也不再热衷于评选“互联网之都”这个老称号了，而是连篇累牍地谈论起谁是“新零售之都”了。据说，目前呼声最高的是上海，这似乎让上海在“错失移动互联网浪潮”的质疑声中又扳回一局。

老实说，上海的优势的确很明显，一方面上海的零售体量极为巨大，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2017年刚刚超过北京， 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名，没有谁比上海更有资格谈论零售。另一方面，上海正在成为各种新零售业态的试验场，被誉为新零售第一网红品牌“盒马生鲜”首家门店就开在上海，同时，上海也是国内最先开通“天猫超市1小时达”服务的城市，其拥有的新零售智慧门店已高达5183家，在全国无出其右者。

不过，如果据此认为上海是“中国新零售之都”就是外行了，理由很简单，新零售之“新”，不仅仅体现为新技术与新金融，更体现为一种全新的价值观：一种去中心化乃至碎片化的商业分布模式。

在此意义上，“**之都”则是一种单中心结构，它意味着大中小城市在商业资源的分配上仍是金字塔结构，而这恰恰又回到了传统的零售时代，与真正的”新零售“南辕北辙。

被认为是新零售“第一网红”的盒马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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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重温一下那个光辉的传统零售时代。我们一直认为，在传统零售时代，中国只有两个城市有资格称之为“零售之都”：一个是上海，一个是广州。

从晚清到民国，上海是十里洋场、声色犬马之地，是当时中国无可匹敌的商业中心城市，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体制一统天下，全国物资统一调配，市场关门、交易停止，但上海是财赋重地，太大、太重要，国家给上海仍然留了一条小口子，当时的中国也只有上海还有像样的供销社。

上海外滩，曾经的“十里洋场”

那个年代的上海几乎就是商品的代名词，外地人去一趟上海，都会珍惜机会大包小包采购，买衬衫、手表、肥皂、热水瓶、糖果，大白兔奶糖、上海牌手表、百雀羚等沪上品牌是一代中国人的记忆。

广州作为中国商贸之都的历史比上海还要早，明清两朝相当长的几段时间里，举国封闭，唯广州一口通商，这座城市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成为中西方贸易唯一的通道，人们只有在广州还能买到五颜六色的商品，连皇室喜爱的钟表需要从广州购买，而外国人所钟爱的丝绸、茶叶、瓷器也只有到广州才采购到，十三行的买办富可敌国，所谓“金山珠海、天子南库”，那是广州作为一个商都最辉煌的时代。

历史上广州十三行的盛况

改革开放之初，广州再次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桥头堡，成为当时各种商业创新的试验场，开创了中国第一个自选式超级市场（友谊商店）、中国第一个商业步行街（上下九）、第一个购物中心综合体（天河城），用当时的眼光来看，说广州是那个年代的“零售之都”毫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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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最近几百年的前互联网时代，广州和上海轮替成为中国的“零售之都”，但这个地位其实是建立在权力光环或者说特许经营的基础上的，具有独特性与排他性，是其他城市复制不了的。

那么今天，沪广座商都能否再续历史的荣光，问鼎中国的“新零售之都”呢？答案是不会，因为新零售的关键词是“新”，而不是“零售”，这里的“新”是要颠覆整个传统零售业的基础逻辑。

众所周知，传统零售对地理位置十分敏感，比如LV专卖店、苹果直营店、星巴克这些业态原来只会出现在大城市的中心地段，生活在中小城市的人在过去没有机会购买到这类商品和服务。再比如，一个主干道的沿街商铺与内街小巷的商铺，可能只隔几百米，但其商业价值可能有云泥之别，租金相差5到10倍都正常。

但在新零售时代，互联网把地段拉平了，中小城市的人们通过电商平台同样能买到奢侈品与苹果手机，其在消费上的广度与深度与大城市已无二致。同样，沿街旺铺与内街商铺在O2O平台上，是完全平等的，前者在流量导入上没有任何的天然优势。换句话说，新零售颠覆了城市传统的地段秩序，犄角旮旯的内街小巷与中心城区沿街旺铺，完全被拉平。

以阿里巴巴的诞生地杭州市为例，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杭州只有5700亿元，只相当于广州的60%、上海的50%，但杭州企业实际撬动的消费远远不止这个数字，2016年阿里巴巴一个企业的零售平台就完成了3.77万亿的成交额，这相当于3个上海、4个广州，略等于北上广深之和。

如果把阿里巴巴视为一个城市，那它才是中国最大的“零售之都”，只不过，这个“都”不是实体意义上的都城，而是一个通过互联网连接起来的、打破地理边界的“虚拟城市”。在运营逻辑上，这个虚拟城市与实体城市完全不同，它的成功，靠的不是“汇聚天下商品于一孔”的权力或者能力，而是“取之于四海放之于四海”的互联网思维。在这个过程中，阿里巴巴只是连接了一切商品，但并没有把它们都搬到杭州的卖场统一发售，这些商品的采购、展示与销售全流程不被任何一个中心城市所把控。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零售就是要打破“中心城市”一统天下的格局，实现大中小城市甚至农村在贸易与消费上的平权。阿里研究院连续多年发布《淘宝村研究报告》，数据显示，很多淘宝村都不在大城市，而处在犄角旮旯的小地方，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与高端人才，也没有陆港、空港、海港等高级基础设施。在传统的农耕时代与工商业时代，这些村子都不具备发展经济的条件，但是在新零售时代，它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借用上海广州的大空港、大海港等基础设施从事高大上的国际贸易。

支付宝的全民账单显示，3亿余额宝用户中，1亿来自农村，近1亿蚂蚁聚宝用户中，三四五线城市和农村用户占了6成以上。另外，从数据来看，尽管从整体支付金额上看，东部沿海占尽优势，但西部地区移动支付市场发展的速度令人称奇：西藏的移动支付比例高达90.3%，其后分别是青海88.3%、甘肃、贵州88%，内蒙古87%。另一个有意思的数据是，夜宵外卖人均金额最高的城市也不是北上广，而是温州、厦门、玉树。

另外，深耕中小城市的大润发、永辉等商超品牌都获得互联网巨头的战略投资。这说明，无论是消费场景还是消费文化，大城市与小城市、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凸显“消费平权”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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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可以说：

在新零售时代，城市发展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个城市不需要特别大的规模、不需要特别好的地理位置，它也能享受到过去只有大城市才有的高质量消费与生产活动，大城市中心主义的时代可能会成为历史。

在新零售时代，世界是平的，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极差效应”正在缩小，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平权效应”，每一个城市都被互联网赋能，都机会享受到高质量的经济活动与公共服务。决定一座城市未来的决定性因素，可能不再是地理位置、交通设施、行政级别等传统优势，而是它在互联网世界的“连接指数”。一个聪明的城市，应该谋求的不再是拥有什么，而是去连接什么、共享什么。

在此意义上，在新零售时代，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像传统商贸时代那样可以独步天下、傲视群雄的“新零售之都”，无论是北上广这样的传统零售中心，还是杭州这样以新零售见长的城市，都不会独美，因为新零售根本上就是去中心化的，城与城、城与乡，可以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未来，没有“新零售之都”，只有“新零售之网”，在这张网里，机会均等。

来源：城市战争（sunbushu123）

新媒体运营编辑 王程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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