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痛哭凶拜，曹叡拒不送葬：《虎啸龙吟》中的曹丕丧礼都有哪些历史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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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师司马懿之虎啸龙吟》刚刚播出一集，就上演了魏文帝曹丕之死。而迟来的、未能见到曹丕最后一面的司马懿在其灵前祭拜的场景可圈可点。

曹丕贵为天子，他的丧礼称为“大丧”。在《后汉书·礼仪志》中对大丧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而魏多依承汉朝旧制。

天子新丧，沐浴、饭含、入殓之后，停灵于大殿，“百官哭临殿下”，“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诸侯、四姓小侯在后，西面北上……引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进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后；群臣陪位者皆重行”。在剧中，新帝曹叡跪在大殿东侧，面朝西而以北为上；大臣按官职依次跪在殿下，面朝北重行而立。

棺椁之上，悬挂着绘有日月升龙底纹，书写着“天子之柩”的铭旌。铭旌是竖在灵柩前标志死者官职和姓名的旗幡，按汉魏制度，天子铭旌“长三仞，十有二游，曳地，画日、月、升龙，书曰‘天子之柩’”。祭奠时，铭旌悬挂在棺椁前；出殡时，铭旌作为队伍前导，在柩车之前；入葬时，铭旌覆盖在棺椁之上。

司马懿祭拜曹丕时行的是凶拜礼，以右手覆左手，稽颡（头至地）而后拜。

《周礼·春官·大祝》中提到古代拜法共有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

郑玄对这段做注说：“凶拜，稽颡而后拜”，而《礼记·檀弓上》中记载孔子的话：“稽颡而后拜，颀乎其至也。”凶拜表达的是最为哀痛、诚恳的一种情绪，正符合此时司马懿的心情。

说到凶拜，就要提起周礼九拜之中的另一种拜法：振动。

振动究竟如何动作未有详细记载，可以知道的是，在郑玄的时代，“振动”就已经失传。郑玄之前的汉代大儒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杜子春认为“振读为振铎之振，动读为哀恸之恸”，而郑大夫（郑兴）则认为“动读为董，书亦或为董。振董，以两手相击也。”郑玄认同杜子春的说法，认为振动是战栗变动之拜。后世的大儒通过对《周礼》《礼记》《左传》等典籍的研读，基于杜子春、郑大夫、郑玄等人的注解，对振动又做过许多不同的探讨，众说纷纭，十分精彩。但无论何种解释，至少大家都一致认为振动是用于丧礼的一种拜法。

《礼记》中说道，“礼缘情而作”。外在的礼仪一方面是礼法制度，一方面也是人物内心真情实感的反应，所以不同性格、不同心态的人做同一个动作，也会有不同的演绎。我们提倡行礼的自然，影视剧中的礼仪是用来辅助表演的，而不能成为表演的枷锁，无论史料中记载的“振动”还是“踊”，都是哀痛之至的表现。

天子出殡，理应百官拜送，皇帝从送。《后汉书·礼仪志》中载：“皇帝从送如礼……昼漏上水，请发。司徒、河南尹先引车转，太常跪曰‘请拜送’”。据史书记载，文皇帝（曹丕）和武宣皇后（祖母卞夫人）崩，陛下（曹叡）皆不送葬。剧中曹叡托病拒不送葬的情节就是基于这段史实。

关于出殡的队伍设计，礼仪组也是做足了功课。根据东汉魏晋时丧礼的特点，设计了几个要素：方相驱鬼，司马振铎，挽歌送葬，鼓吹助丧，在剧中均有所呈现。

1

方相驱鬼

根据《后汉书》等书中记载，方相氏在皇帝大丧中，在柩车之前，用于驱赶“方良”，“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楯，立乘四马先驱”。方良，即魍魉，又称罔两，罔两好食亡者肝，所以要殴之。

除了丧礼中驱鬼之外，方相氏还会在腊日驱除病疫等仪式中出现。

2

司马振铎

《礼记·士丧礼》中记载：“升正柩，……司马执铎，左八人，右八人，匠人执羽葆御柩。”铎是古代的一种铜制打击乐器，形如铙、钲而有舌，像一个大铃铛，振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用以号令众人，协调整个队伍行进速度和挽歌的节奏。《后汉书·礼仪志》中载，大丧之时，“巴渝擢歌者六十人，为六列。铎司马八人，执铎先”。

3

挽歌送葬

挽歌是古人送葬时所唱的歌，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产生了。汉魏以后，挽歌送葬写入朝廷制度，成为固定的丧葬礼俗。《晋书·礼志中》载：“汉魏故事，大丧及大臣之丧，执绋者挽歌。”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送葬者扶着柩车，唱着低沉悲哀的挽歌，一路缓缓向墓地走去……拍摄的时候，扶柩的百官也确实是唱着歌的，只是由于篇幅的局限，最终的版本中并未给予特写。

阮籍的父亲、建安七子中阮瑀写过一首《七哀诗》，就是当时传唱甚广的一首挽歌。《薤露》《蒿里》都是汉魏时期比较流行的挽歌：“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蒿里谁家地，聚敛精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崔豹在《古今注》中说，“《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为挽歌。”

4

鼓吹助丧

送葬时加入鼓吹，也是汉魏时丧礼的一大特色。《晋书·礼志中》中载，“汉魏故事，将葬，设吉凶卤簿，皆以鼓吹”。《汉旧仪》中记载阴太后出殡时，“柩将发于殿，群臣百官陪位，黄门鼓吹三通，鸣钟鼓，天子举哀”。除了天子大丧，公卿大臣丧葬时，朝廷还往往赐以黄门鼓吹，以彰荣耀。

虽然丧礼体现出明显的汉魏特征，但曹丕的大丧规模并不算大。历史上，曹操与曹丕父子都是坚持简丧薄葬的典范，曹操遗言要自己陵墓“居贫瘠之地”、“不封不树”、“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而《三国志·魏志·文帝纪》中记录曹丕临终的遗制，也说“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

曹氏父子对于薄葬的提倡和身体力行，影响了当时的皇室和大臣，使薄葬在魏晋南北朝成为上至帝王、下到平民百姓都认可的一种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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