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的朋友圈：有的互相关注到死，有的最终彼此拉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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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伪满洲国也用微信，这时它的朋友圈里只有一个日本。但随着世界局势变化，一些或真或假、若即若离的朋友陆续登台，有的互相关注到死，有的最终彼此拉黑。

日本

不择手段，只要中国承认伪满洲国

伪满洲国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产物，是日本陆军军人绑架国家和政府的生动案例。仅仅靠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佐等几个中级军官策划挑动，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背后支持下，关东军数月间吞并了东三省。

“九一八”后第四天，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召集板垣、土肥原和石原三人讨论处理中国东北未来事宜。板垣、石原最初主张“将全满作为我国领土予以统辖占领”，土肥原坚持“在我国的支持下，以东北四省及蒙古为领域，以宣统皇帝为首建立中国政权，并使其成为满蒙各民族之乐土”。经过激辩，土肥原的意见成为最终决定。

土肥原贤二说干便干，跑到天津策动“便衣队暴动”，将退居租界的溥仪带到东北。1932年3月1日，溥仪被日本人炮制的“东北行政委员会”拥立为“满洲国执政”。3月10日，伪满洲国外交总长谢介石向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苏联等17个国家发出通告，希望“建立外交关系”。

这个好友邀约的结果很尴尬。通电次日，哈尔滨当局邀请各国领事参加祝贺伪满洲国成立的宴会，结果除日本代理总领事外，没有一位外交官出席。就连日本政府，也是在事隔半年之后的9月9日才宣告“尔来帝国政府于半载之间，以绝大的关心及细密的注意，留意于满洲国内之事态发展情形后……乃期于此际从速承认满洲国，促进该地方之安定，并巩固帝国之康宁，与永维东洋和平之基础”。

1932年9月15日，“满洲国执政”溥仪（左）和关东军司令、“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右）在《日满议定书》签订后的招待会上相互敬酒。在该议定书中，日本承认了所谓的“满洲国”，而“满洲国”则保证日本在我国东北窃取的既得权益（“关东州租借地”和关东军驻扎权利等）予以维持。另外在附件中溥仪以交换照会的方式将“满洲国”国防大权交由日本人控制

对日本与伪满洲国“建交”抗议最激烈的当然是中国。1932年9月1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向日本发出抗议书，直指“日本既以武力掠据东三省之全部，乃从事于傀儡组织之制造，谥之曰满洲国，而使溥仪为主，一切实权则操之于向东京政府负责之官吏之手”；“日本遽行承认伪组织，此项举动，一面适足以增加其罪戾，一面无异对国际联合会之权威，为侮辱性之挑战”。

中国越是抗议，日本便越是不择手段地想让中国承认伪满洲国。1933年，日本关东军入侵热河，越过长城线直逼平津，逼迫国民政府华北负责人何应钦签订“塘沽协定”。通过这次战争，日方不但将热河省纳入伪满洲国版图，还强迫要求解决伪满洲国与关内的通车、通邮问题。国民党官员王子壮评论“其目的无非诱我对满伪国作事实之承认，但我国如果上此大当，外交前途益将陷于不利也”。立法院也向国民党政权最高决策机关中央政治会议提出“通车问题，决不可商，日如提议，只有拒绝，庶免有承认伪组织之嫌”。

但是，关内外本为一体，民众彼此往来、亲友互相通信是客观需求，国民政府不可能用长城将之隔绝。为免承认伪满洲国的嫌疑，1934年5月30日，中央政治会议决定“通车事务应交由商业机关承办，车票应由该商业机关发行”。经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亲赴上海，与规模最大的旅行机构中国旅行社老板陈光甫谈判，以“如不接受，则华北各省有被侵入可能，则所争者小，而所失者大”相劝，陈光甫终于答应试办通车业务6个月。

从1934年6月至12月间，中国旅行社与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共同组建“东方旅行社”，进驻山海关，承办所有进出东北的客车车票、货运业务，以该社名义收费、结算，以此表示与政府无关。

中日双方也开始了关内外通邮谈判。会谈中，中国方面严词拒绝邮票上出现“满洲邮政”字样，不允许加盖“满洲国”邮戳，在票面上也不许印有溥仪头像等“不适当的花纹”，日本方面同样以各种条件讨价还价。最后双方谈妥，使用仅有“邮政”二字的特殊邮票实施通邮。学者何辉庆评价“双方之上级决策单位察觉，邮票在主权的承认上有超乎他们想象的效力”。

1940年，江苏南京汪伪政权举行宴会，招待日本、德国、意大利和伪满洲国“使节”，正中戴眼镜者为当时日本驻汪伪“大使”重光葵。1940年3月，日本扶植的汪伪政权成立。12月，汪伪政权和伪满洲国沆瀣一气，在日本的安排下“建立邦交”

政府的苦心并不为战区之外的民众理解。上海激进民众团体对中国旅行社参与通车极为愤慨，指责中国旅行社“于本年六月间，悍然不顾举国之反对，扶同南京政府之卖国政策，居然以第三者、纯商业机关之巧妙名目，与日合作，承办平沈通车，陷我国于事实上承认伪国而不恤”，号召各界断绝与中国旅行社的业务往来、不从中国旅行社购买车票。中国旅行社上海本部的玻璃也遭人砸毁。压力所迫，中国旅行社在1934年12月试办期满之后退出东方旅行社业务。

此后，历经华北事变、绥远抗战，直到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突然发现了另一个达到“国民政府承认伪满洲国”目的的方法。1940年11月30日，“中国国民政府与满洲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新闻爆出。不过，这个“国民政府”虽然尊奉孙中山先生为国父，宣称遵循三民主义，使用民国纪年、青天白日国徽章和满地红的国旗，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假货——它就是臭名昭著的汪精卫伪政府。

国际联盟

我们中出了叛徒

伪满洲国成立时，今天的联合国还不存在。维持国际秩序的政府间组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日本吞并东三省后，中国即将此事上告国际联盟。1932年初，国际联盟派出英国贵族、前孟加拉总督李顿伯爵为首的代表团前往东北，调查认定伪满洲国政权并非日本方面所宣称的“真正的及自然的独立运动”，其背景“一为日本军队之驻在，一为日本文武官员之活动”。9月，李顿调查团在北平公布报告书，提出“满洲将交还于中国”。

1933年2月，国际联盟根据李顿调查团的报告进行投票，以42国赞成、1国弃权、1国反对的压倒性优势通过决议，肯定中国对东北拥有主权，不承认伪满洲国的合法性。唯一的1票反对来自日本，1票弃权则来自亚洲仅有的几个独立国家之一、一直同日本交好的暹罗（今泰国）。

投票之后，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国际联盟也在6月发布《不承认满洲国办法》予以反击，向各成员国提出拒绝伪满洲国政权加入各种国际公约和国际团体，拒签护照等七项要求。

历史学者安部博纯指出，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目的是“摆脱中国和支援中国的小国集团的牵制，取得‘自由’，通过对列强的直接交易，诱使他们采取绥靖政策”。但是，紧跟日本之后第二个承认伪满洲国的国家，却正是一个小国——萨尔瓦多。

萨尔瓦多是个1841年才独立的北美洲农业国家，面积2万平方公里，当时由军人出身的独裁总统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MaximilianoHernandez Martinez）统治。1934年5月21日，萨尔瓦多驻日本东京总领事通知伪满洲国“驻日公使”，该国已在3月3日宣布承认“满洲帝国”。消息传到中国，国民政府极为愤慨，指责萨尔瓦多身为国际联盟成员“不独违反国际信义，抑且触犯国际盟约”，甚至不顾外交体面，直接嘲笑萨尔瓦多“此种蕞尔小国不负责任之行为，无足轻重，国际联盟一致通过不承认伪国之原则，亦绝不因此发生任何影响”。

萨尔瓦多总统马丁内斯，紧跟日本承认伪满洲国的奇葩

萨尔瓦多总统马丁内斯一贯醉心神秘主义，相信轮回转世，这或许是他听从“上天安排”任意妄为，或许有其他原因。但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对萨尔瓦多从此有了特别好感。1941年10月，他还有过随萨尔瓦多使团逃离东北，摆脱日本人控制的想法。伪满洲国政府为了维持这个新朋友，也不惜工本大批进口其唯一特产咖啡豆，甚至由伪满洲国外交部官员亲自包装和推销。伪满洲国外交官宋淇涵回忆“大家笑着说：各国都像这样来承认，外交部员变为洋商店员了”。

萨尔瓦多的行为，属于明示承认伪满洲国，而默示承认者同样大有人在。

哈尔滨外国侨民汇聚，英、美、法、德、日、苏联等各国均设有领事馆或者总领事馆以保护国民利益。根据国际联盟的《不承认满洲国办法》，大部分国家都没有与伪满洲国建立“外交关系”，只是领事馆在继续工作。因为根据当时的国际法习惯，外交关系并不等同于领事关系，断绝外交关系也不等于断绝领事关系。只要侨民在，领事馆就有必要继续存在。但双方如互设领事馆，就会被认为是默认对方为一个“国家”。

首先采用这一方法对伪满洲国做出承认的是苏联。1932年3月伪满洲国“建国”之初，苏联控制的“中国东北铁路公司”就接受了伪满洲国派遣的督办（即公司理事长，这是中东铁路公司唯一的中国人职位）李绍庚。5月起，苏联又陆续批准了伪满洲国在苏联海兰泡、赤塔、海参崴等处设立领事馆。据曾任伪满洲国驻赤塔领事馆书记官的王替夫回忆，1934年3月溥仪称帝之后，领事馆举行招待宴会，苏方的赤塔市长、军区司令还前来参加。

与此同步，1933年起，苏联不顾国民政府一再抗议，主动提出将中东铁路转让给伪满洲国。经过40多次会谈，双方在1935年3月23日签署《苏满关于中东路转让基本协定》，伪满洲国以1.4亿日元获得了中东铁路所有权。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特别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由默认变明示，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并换取了日本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承认。

在苏联之后，波兰也采取默示方式承认伪满洲国。1933年6月，波兰驻日大使开始接触伪满洲国的“驻日公使”丁士源，之后往来逐渐增加。1938年10月，波兰接待了伪满洲国经济部大臣韩云阶率领的访欧使团，双方签订经济互惠协定，随后又同意伪满洲国在波兰开设领事馆。

外交关系与领事关系，外交承认与事实承认之间形式复杂、关系微妙，自然存在关系模糊的国家。梵蒂冈在1934年委派“吉林代牧区宗座代牧”法国人高德惠（Auguste Gaspais）负责“本教在满洲国境内各教区以与满洲国政府接洽关于天主教会一切事宜”。另一个北美洲小国多米尼加，该国总统拉斐尔·特鲁希略（Rafael Trujillo）连任之后，时任伪满洲国外交总长的谢介石致函祝贺，对方于1935年3月回函致谢。这两国是否属于承认伪满洲国一直存在争议，1942年出版的《满洲建国十年史》中两者均未列名邦交。

有意思的是，1933年国际联盟会议上唯一的弃权国泰国，却等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际，才承认了伪满洲国。

轴心国

傀儡同流终于成了气候

德国、意大利两国与日本结成轴心国联盟，成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但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德、意两国却对伪满洲国不置可否，在1933年的国际联盟会议上还投了反对票，到1937年之后两国才先后承认伪满洲国，其间历程颇为曲折。

以德国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在中国攻占了德国建立的租界城市青岛，在太平洋还占领了原由德国支配的几个小岛，使德国外交界始终存在对日敌视情绪。以至于纳粹党登台后虽然主张与日本进一步发展关系，外交界却建议以承认伪满洲国为价码，和日本多讨价还价一番。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便明确表示，伪满洲国是“德国可以用来从日本那里获取政治或经济利益的唯一王牌”。

与此同时，德国对华贸易总额却一直在攀升。到1931年，德国对华贸易总额达到3.57亿马克，是对日贸易总额1.74亿马克的两倍。外交和经贸往来上，德国同时与敌对的中日两国密切交往，场面十分奇怪。一方面，德国与日本在国际关系上不断走近，1936年11月两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形成了军事同盟。另一方面，德国与中国仍然保持军事往来，中国从德国采购大批军事装备，还聘请德国军官训练抗日部队。

这种情况与德国正在积极备战，对中国的钨、锑等稀有金属有迫切需求关系匪浅。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德国仍然没有承认伪满洲国的意思。德国政府不但一度拒绝日本关于从中国军队中撤出德国军事顾问的要求，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还出马担任了中日停战的中间人。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德国最终选择倒向日本。1938年5月，德国与伪满洲国在柏林签订条约，互相承认。而意大利在1937年11月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后已经承认伪满洲国。中国政府虽然向两国表示强烈抗议，但也无济于事。

有了轴心国这个大靠山，伪满洲国的朋友圈突然热闹了起来。在德意日之外加入轴心国的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的西班牙、芬兰、泰国，以及轴心国集团扶持的一批傀儡政权，如维希法国、“自由印度”政府、缅甸巴莫政权、菲律宾劳雷尔政权等，前后有超过20个政权和伪满洲国互相承认。

1938年，出访意大利的伪满洲国和平代表团成员（图中三位鞠躬者），在罗马无名英雄墓前鞠躬致意，陪同的前排意大利军官敬法西斯式抬臂礼，后排也有敬英式海军军礼

到1940年初，伪满洲国除了在日本设有“大使馆”外，还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设立了“公使馆”，其他政权或设领事馆，或有代表处，俨然拥有了一个热闹朋友圈子。这年12月，伪满洲国与汪伪政权也“建立邦交”，并于次年互设“大使馆”。因为伪满洲国成立之初，规定其居民均为伪满洲国国民，闯关东的农民、商人也被强行赋予伪满洲国“国籍”，所以两个伪政权建交之后，汪伪发现伪满洲国根本没有它的“侨民”。汪伪外交官周逸峰回忆，“（汪伪）在中国领土上设立大使馆已成为笑柄，没有侨民，设立领事馆，更是笑话”。

1942年5月4日，为庆祝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汪精卫（左三）乘机抵达大连，由此转乘火车抵达“新京”（即长春）访问。随行有褚民谊（伪外交部部长）、周隆庠（伪外交部政务次长）、杨揆一（伪参谋本部部长）、林柏生（伪宣传部部长）、陈君慧（伪侨务委员会委员兼全国经济委员会秘书长）、陈昌祖（伪航空处长）、周作人（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等人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扩大和同盟国的节节胜利，伪满洲国的朋友圈也在发生剧烈变化。波兰在1939年亡国之后，由流亡英国的西科尔斯基（Sikorski）政府于1942年2月宣布取消承认伪满洲国。最早承认伪满洲国的萨尔瓦多在1941年加入了同盟国，随之停止了与伪满的“外交关系”。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轴心国的失败，那些轴心盟友和傀儡盟友也陆续消失了。到了1945年8月，伪满洲国随着日本失败而垮台，它的整个朋友圈也随之灰飞烟灭。将它消灭的，正是曾“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的苏联。

（参考资料：《国民政府公报》；《申报》；[日]信夫清三郎等《日本外交史》；[日]绪方贞子《满洲事变政策形成的过程》；[德] 恩斯特·柯德士《最后的帝国 沉睡的与惊醒的满洲国》；《黑龙江文史资料第25辑 伪满外交官的回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 》；何辉庆《分裂国家的政治性与事务性谈判以一九三四年华“满”通邮谈判为例》；许雪姬《是勤王还是叛国 “满洲国”外交部总长谢介石的一生及其认同》；王文锋《伪满洲国对外关系研究》等）

注：本文为国家人文历史原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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