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桌上会谈、参观“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美军延安观察组曾为中美关系带来另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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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对延安观感不错。关注战事的他，对平型关大捷以来的共产党抗日功绩都颇有了解。

1938年，他与叶剑英会面，双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远征军入缅甸经历败绩后，周恩来也给他捎来口信，表示了合作的意向。史迪威对共产党人的兴趣，主要是他的职业军人特性使然，他喜欢一切有干劲、有自觉、有组织、有效率的队伍。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希望利用共产党人来补充国民党军队的兵员，结果毫无疑问地遭到了国民党方面的阻拦。

国民党军官表示，如果共产党人占到了20%，这些人会在两个星期内把整支部队全部变成共产党分子。史迪威这位职业军人，心中想的只有部队的战斗力，对政治不敏感。他只是明白，只要蒋介石在位，就别想改革中国军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史迪威越发迫切地想要和共产党军队取得联络，特别需要第一手的情报。因此，美军希望向延安派出观察组。

延安人永远说“有办法，有办法”

1944年7月22日中午，银色的C-47运输机飞抵延安上空。延安为此专门将机场又修整了一番，以供这种粗壮的双发飞机降落。飞机落地，扬起沙尘。周恩来亲赴机场迎接美军观察组一行。美国人乘着卡车来到供他们居住的窑洞。这几座窑洞显然经过精心布置，有单独的台架床、桌椅、搪瓷脸盆和蜡烛，地面甚至铺有灰砖，但在美国人看来，这种室内陈设虽然“一切看起来都是干净齐全的”，但仍然“像斯巴达人一样简朴”。

不过美国人本就没打算来延安享受舒适的生活，他们认为“这无疑是专门为关于挑三拣四的外宾们建造的”。事实上，这些窑洞虽然不是特意新建的，但也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专门腾出来的。两位年轻的知识分子——黄华与陈家康担任联络官，负责使团的日常事务管理。这两位开朗能干的大学毕业生给美军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日后都成了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

虽然蒋介石强烈反对将美军观察组称之为“使团”，因为使团二字代表着外交权，用于中央政府，蒋介石认为只能叫视察组。但中共方面认为，美军并非中共的上级，不能“视察”。经过三方协调，最终定名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美军观察组组长戴维·包瑞德上校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曾担任美国驻华使馆助理武官，中文流利，能读汉字，而且情商比较高，很擅长与中国人拉关系，观察组其他成员也多有在中国任职的背景，有些就是中国生、中国长的美国传教士子弟。

在午饭时，延安方面准备了丰盛的饭菜，朱德总司令做了演讲，用谦和宽厚的口吻欢迎美军观察组的到来。周恩来对包瑞德真诚地说：“毛主席要我向您转达他的慰问”，并询问了观察组在延安的活动安排。随后几天，美军观察组参观了延安城和周围的农村环境。在这里，美军观察组成员感受到了与重庆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表示，在重庆，人们“完全是被动的，人们没有自己的远大想法，只是在那里等待着返回南京、返回上海”。

美军观察组比较喜欢叶剑英的演讲，他用客观而有吸引力的介绍让美军观察组认识到，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批判是失实的、过火的，图为包瑞德及美军观察组成员在叶剑英陪同下检阅八路军359旅部队

重庆的官僚一见到美国人，就是要物资、要飞机，要一切所能要到的东西，而在延安，观察组听到了让他们印象极为深刻的三个字，“有办法”。遇到任何的困难，无论是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上世代贫苦的延安农民，或是衣衫褴褛的缺乏弹药的八路军战士，延安人永远是“有办法，有办法”，没有抱怨，没有讨价还价，没有漫天要价的不停索取，充满了乐观。直到1996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员去美国采访当时还健在的观察组成员时，这些耄耋老人回忆起延安生活，仍然记得“有办法”这三个字的中文发音。在延安，观察组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岗哨和卫兵，毛泽东经常在延安城里散步，参加群众活动，平易近人。包瑞德惊讶地表示，“如果什么人打算暗杀毛泽东，在我看来似乎是非常简单的，但事后逃脱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包瑞德（左四）及美军观察组成员在朱德（左三）陪同下观看陕北秧歌

毛泽东的口语最不好懂，完全是“隐语”

延安方面为了照顾美军观察组的饮食起居，也是颇费心力。曾担任美军观察组管理员的李耀宇回忆，美军一开始只吃罐头和土豆沙拉，连面包都要从西安空运，后来为了“给美国人改善伙食”，就找来一只汽油桶改造成烤炉，烤起了羊肉和整鸡，鸡用烤鸭的工艺烤，还把猪肉剁碎烤成汉堡肉饼，夹到延安厨师自己烤的面包里，自然都是很受欢迎的。后来，观察组的美国人也能用筷子，开始吃饺子包子了。美国管理员投桃报李，经常拎着满满一桶午餐肉罐头送到中国人的大灶食堂去，还要当场看着中国人吃。午餐肉作为二战美军的标准军粮，是美国士兵最痛恨的东西之一，不过除了美国兵之外，全世界人民都喜欢午餐肉。观察组的中方管理员都觉得有午餐肉吃是“开洋荤”。美国人送给管理员的口香糖倒是不怎么受欢迎。

1944年，陕西延安，毛泽东、彭德怀与美军事人员合影，在延安，美军观察组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岗哨和卫兵，毛泽东经常在延安城里散步，参加群众活动，平易近人

随后几日，延安的高级将领先后向美军观察组介绍了抗战前线的状况。观察组比较喜欢叶剑英的演讲，他用客观而有吸引力的介绍让美军观察组认识到，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批判是失实的、过火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是，美军观察组与中共领袖的会谈经常是在饭桌上举行的。观察组成员表示，毛泽东的口语最不好懂，完全是“隐语”。朱德和陈毅的四川话也让观察组大多数成员感到费解，更不用提叶剑英的客家口音。林彪讲话比较好懂，周恩来的口音最轻，观察组大多数人都听得懂。

在延安，美军观察组获准参观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驻地，这令他们兴奋不已。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本来就抱着收集情报的目的，不仅是延安方面的情报，更要搜集有关日军的情报信息。观察组认为，延安的情报人员相当真诚，对日情报工作也十分出色，对日军的新情况最了解。

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期间，负责人戴维·包瑞德与周恩来交谈，包瑞德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曾担任美国驻华使馆助理武官，中文流利，能读汉字，而且情商比较高，很擅长与中国人拉关系

包瑞德举了一个例子，东京报纸的稿件，在10天后就会呈至延安共产党领袖的书桌。虽然这在网络时代似乎并不够迅捷，但要知道日本此时是奉行战时保密制度和新闻管制的，这些日本报纸上的情报对美国人而言也十分有用。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就是日军中的反战者组成的进步团体，其中的主体是日军俘虏。这一团体由日本共产党人冈野进（即野坂参三）协助，经过反战教育，即使在美国人看来也“已经脱胎换骨”，这些被共产党人平等对待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盟员”（在延安，这些人并不被直呼为战俘）穿着八路军式样的制服，干劲十足地挖窑洞、盖房子，“热情地、竭尽全力地帮助我们做一切事情，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各种重要价值的材料”。

包瑞德对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思想改造方法十分有兴趣，连连叹息这种方法为何没有被普遍采用。数日之后，观察组在延安见到了美国飞行员约翰·巴格利。这位在河北东部上空跳伞的美军飞行员被中国农民所救，农民将他引荐给八路军，经过一千多英里的护送，终于来到延安。

包瑞德及美军观察组成员在陕北参观，到达延安后的数个月中，美军观察组参观了陕北的兵工厂、医院、抗日军政大学等，观看了八路军的队列和演习以及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文艺演出，获得了很多新奇的体验

在到达延安后的数个月中，美军观察组参观了陕北的兵工厂、医院、抗日军政大学、359旅教导队，观看了八路军的队列和演习，观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文艺演出。在晋察冀根据地，美军观察组参观了军需厂、白求恩学校，进入地道，经过化装，接近日军炮楼考察，获得了很多新奇的体验。

在到达延安后的数个月中，美军观察组参观了陕北的兵工厂、医院、抗日军政大学、359旅教导队，观看了八路军的队列和演习，观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文艺演出。在晋察冀根据地，美军观察组参观了军需厂、白求恩学校，进入地道，经过化装，接近日军炮楼考察，获得了很多新奇的体验。

包瑞德及美军观察组成员参观359旅被服厂，359旅的所有军装都由战士制作

踌躇满志的赫尔利

蒋介石深知，美军观察组给美国发去的报告中，对延安的描述非常正面。长此以往，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背景下，美国难保不会援助中共，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蒋介石同意美军观察组奔赴延安，原本就有自己的盘算。当初华莱士访华时，蒋介石一开始强烈反对观察组，后来态度突然转变，无非就是希望美国派一个总统特使来，把史迪威踢开，自己好与美国总统直接联络。于是，赫尔利出现了。

赫尔利在中国人心中最出名的一点无疑是重庆谈判时的那张著名合影。蒋介石、毛泽东身边并排站着一个身着西装异常高大的美国人就是他。赫尔利此时作为美国总统的私人特使，来到中国，踌躇满志。临行前，罗斯福给了他4条指示，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增进蒋与约瑟夫·史迪威将军间的和谐关系”。事实上，时间已经到了1944年8月，此时所谓的“蒋与约瑟夫·史迪威将军间的和谐关系”，根本不存在。

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的专机飞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亲自赴机场迎接，八路军在机场列队欢迎这位美国总统特使的检阅。然而赫尔利，这个爱好浮夸，头脑简单的军人看到八路军仪仗队时，突然毫无征兆地开始模仿印第安人的战吼，久居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们在毛泽东、周恩来脸上看到了令他们“永远难忘的一种表情”。在赫尔利到中国之后，延安与美国的关系急转直下。

1944年11月，美国特使赫尔利（左一）抵达延安，马海德（右一）在美军观察组住处同赫尔利交谈，在赫尔利到中国之后，延安与美国的关系急转直下

史迪威的回国，给赫尔利造成了很大震动。他明白，史迪威那种一味施压、对抗的方法，对蒋介石而言是行不通的。史迪威虽然是个好将军，是士兵的好领导，却不是个合格的政治家。史迪威确实没什么私心，也真诚地爱护中国士兵，但他作为一个外国人向一个主权国家公然索取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违背了国际关系准则，伤害了中国的主权。但从此，赫尔利再也不向蒋介石施压，在调解国共关系的过程中一味要求中共退让，无怪乎被后世史家称之为“助蒋反共的帮凶”。面对赫尔利的种种行径，毛泽东坚定地对美军观察组说：“我们不像蒋介石，我们并非必须要别的国家的支持，我们能够挺立着，像自由的人们一样自由的行走！”

美军观察组成员在延安期间，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抱有极大的认可，其成员在随后麦卡锡主义的反共风潮中大多受到排挤，几个负责人要么被解职，要么升迁无望。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美军观察组的成员拿出卡宾枪，兴奋地向天空开火，一串串曳光弹划破夜空。中美双方人员一齐加入了狂欢。观察组的中方管理员李耀宇接过美国人递过来的绿色玻璃酒瓶，一口气闷了半瓶洋酒，“喉咙被高浓度酒精刺激得火烧火燎”，“睡了一天一夜”。酒醒后不久，观察组就要撤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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