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以趣味群分？

【财新网】（特约文化记者 李大卫）记得平生第一次在博物馆，看到维米尔的《珍珠耳环女》真迹，身边恰好有一个老人家，情不自禁地和我分享观展心得。她半捂着嘴悄声说：“小伙子，我觉着这个人的画比起毕加索，不知道要高多少，ne c’est pas（不是吗）？”

很大程度上，人群是以趣味分类的。赞叹《敦刻尔克》的公知，和追捧《战狼》的军迷，肯定不是同一种人，就像三十年前的美国，《第一滴血》的影迷也不会为库布里克的《全金属外壳》贡献票房。笔者本人平日爱看的小说，明明是些《侏罗纪公园》、《七种武器》之类的流行读物，但出于各种原因，经常要把自己并没真正弄懂的普鲁斯特、卡夫卡当成话题（即使把语言障碍先搁置到一边）。这类文化现象背后或许掩藏着一个分裂的社会，还有极化的立场。

眼下纽约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正好有个象征主义作品展，在公众中引起的反应也很极化。该展名字很长，也十分拗口——《神秘象征主义，玫瑰+十字架沙龙，巴黎1892-1897》。象征主义作为文艺思潮，起源于十九世纪中叶的巴黎，与这座城市从一座封建堡垒转型为现代工商业中心的大改造，历史时段基本重叠。我们今天看到的巴黎，不是《悲惨世界》或是《人间喜剧》里的巴黎，而是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抒情诗人》中，分析过的巴黎。

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象征主义作品展：《神秘象征主义，玫瑰+十字架沙龙，巴黎1892-1897》，展览时间从7月30日持续至10月4日。

普法战争及巴黎公社后恢复的繁荣，并未惠及社会底层，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产业发展， 也在积累不满。无政府主义者的恐怖攻击、第二国际的劳工运动、“德雷福斯事件”引发的各地反犹示威，都标志着整个国家陷入左、右分裂的状态。前者寄望于未来的技术和制度进步，后者则缅怀一个想象的美好往昔。不同于波德莱尔这样的诗人，或是德彪西这样的音乐家，造型艺术领域的象征主义者，政治倾向大多偏右。

其中轰动一时的，就是玫瑰与十字架沙龙。1892至1897年，这个艺术沙龙举办了五届。但从名字就能看出它的文化资源主要来自天主教密宗玫瑰十字社。它的发起人若瑟番•佩拉当是个文人，曾以小说《至高恶癖》闻名一时。那本书鼓吹西方人通过古代东方密教，获得精神救赎。社会走到前路茫茫的岔口，多数人的上升通道消失，就是各种神秘学说应运而生的时机。托伪古埃及的塔罗牌算命术，也诞生在巴黎同一时期，并迅速流行。

玫瑰+十字架沙龙海报

佩拉当也自称其先祖来曾受巴比伦王册封，是极古老的的显贵家族后裔。还真有人买账，觉得这个法式怪异的才子，确有几分仙风道骨。他聚集了一批追随者，但整个运动很快分裂出与之竞争的新团体。他组织年度系列展出是后来的事。这个人的立场严明，缺乏幽默感，容不得任何含糊其辞。他废墟写实主义崇尚彼岸和死亡意象，世纪末情绪爆棚。那个群体中，马塞尔-贝罗努和德尔维尔对于断头诗人奥菲欧的热衷，就像存在某种约定。

佩拉当本身以文字为职业，通过从事艺术批评积累的影响，成为一个意见领袖式的人物。围绕在他周围的画家，也是主题先行者居多，不论他们选取的题材来自天主教义，还是古典神话，基本没有风格技法的独到之处。阿芒•波安的《圣母报领》、亨利•马丹的《年轻的圣女》还是夏尔•莫兰的《劳作的黎明》，均不出新艺术（Art Nouveau）的藩篱。稍为与众不同的是夏尔•菲利热的《圣母及两天使》，也能明显看到高更的影响。

夏尔•菲利热（Charles Filiger），圣母及两天使，1892

佩拉当的沙龙只持续了五届。当年参与者的名声，基本被后世定为正统的现代主义覆盖。如果稍加留意，巴黎奥尔塞美术馆底层或丘吉尔大街上的小艺术宫，还能看到相关作品。这位领袖自己的作品也基本被人遗忘。倒是其它领域的几个同路人，历史地位无法撼动，像作曲家埃里克•萨蒂、以《逆流》垂名文学史的小说家于斯曼（王尔德是其英国追随者）。抽象画家蒙德里安也对那些作品持欣赏态度，这或许令人意外。今天，它们代表的趣味仍有受众，仅举传媒中随处可见的古装美女为例，以及她们密集出现的神异影剧、手游。

一个有意思的展出，不一定要靠大量大家名作撑场，更重要的是言之有物。主题和叙事，永远是成功策展的关键，特别是越来越多的观众已经熟悉那些主要收藏中的经典。伦敦国立美术馆近年曾拿出历代购进的赝品，呈现一段另类艺术史；布鲁克林博物馆也聚集过一批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女图，展示一个技术进步而心态保守的时代。其中的演化充满涡旋和逆流，从来不是主流博物馆设置的线性过程■

费尔南德•克诺普夫，I Lock My Door Upon Myself，1891

注：本文图片由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惠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