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口述：为打工子弟而教

【财新网】（记者 陈少远 黄子懿 实习记者 任芳言）葛建军有一次在上海搭乘出租车，司机怎么也不收他的钱。那是他当了18年校长的打工子弟学校福星小学的一位家长。

今年，这所最早由一家台资企业创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关停了。2013年，福星小学所在的奉贤区率先在上海推行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积分政策，这所面向农民工子弟的学校随即陷入“生源荒”。

从2014年开始，福星小学不再开设一年级，直到今年夏天，它送走了最后一批五年级毕业生后。葛建军现在已转战南方某城镇，在那里开办了一所招收留守儿童的寄宿学校。

在北京，智泉学校的校长秦继杰还在担心，学校未来的命运是否继续飘摇。从2000年至今，办学17年，他搬了4次学校。

2002年，因为北京奥运会，奥森公园所在地拆迁，他把学校搬到昌平区中滩村。2014年，中滩村被腾退，学校三分之二的学生流失。2015年开始，东三旗及附近的废品收购站陆续被清理，智泉学校的生源不断流失。最终，学校的墙上也被写上了“拆”字。（详见报道《打工子弟学校何处去》）

教师节前夕的9.9公益日，蒲公英中学的教师王瀚宇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学校筹建新校舍的筹款链接。这位在打工子弟学校的讲台上站了10年的一线教师，希望能多鼓呼，帮助学校尽快补上资金缺口。（详见报道《寻找2000名北京流动儿童》）

蒲公英中学是北京唯一一所非营利性质的打工子弟学校。它的继续前行，或许能为中国社会展现一条不一样的流动儿童教育道路。

“我们的老师比其他学校的老师都辛苦得多。”一位蒲公英中学的毕业生这样描述他的老师。

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是什么样的群体？2007年，当时还站在讲台上上课的秦继杰写下诗歌《我是谁》，其中描述了他给孩子上课的经历——

老师说，打工子弟和城里小朋友

都是祖国的花

中国的娃

都生活在城市的屋檐下”

在教师节，财新记者整理了三位打工子弟学校教育者的讲述——

“你一振作，学生都振奋了”

口述者：蒲公英中学教师王瀚宇

刚毕业时，我对做教师并没有很大的渴望。只是因为我是师范学校毕业，学数学专业，就觉得应该找教师的工作。

2007年，我来到北京，到蒲公英中学试讲。讲了一个函数题，校长说，你解得太快了，对于我们学生来说，这个速度是不行的。

当时我就感觉到这所学校的学生基础不好。校长又详细说了学校的情况——学生从哪里来，为什么有这么大流动性，基础有多薄弱。她还说，这是一所民办、非营利的学校。这些话特别真诚，让我觉得这所学校的情况确实很不寻常。

理解和认同学校的理念是从家访开始。学校一直有个传统，9月开学， 每一位新来的老师都必须对所有的孩子家访一遍。走进这些孩子的家，我真的感觉到这些孩子在北京生活的不容易。有的孩子住得破旧不堪，父母租了大棚种地，旁边就搭个简易的小房子住，冬天都没有取暖设备。

这些学生没有办法。他们的父母很大一部分来自外地，家里没有生计，人口多，一人就一点地，根本养活不了一家人。他们不得不来北京求生。

他们的父母基本上都是小学学历，甚至小学都读不完。孩子的教育投入，孩子到底能不能上一个合适的学校，他们的关注度肯定要比生存次一级。

很多父母想的是，孩子能学多少是多少。但也有一半的孩子家长会在我们的调研里回答，希望孩子将来考大学。

他们的期望跟其他中国父母一样。但是在家访时，我们也能感觉到，他们的期望底气特别不足——对于下一步的出路，他们特别迷茫，甚至不清楚孩子读完小学、读完初中该去哪儿。

跟随父母，孩子们流动性特别大，没有稳定的归属，学业基础也没打牢。他们这样能读初中吗？我开始理解学校为他们提供教育的初衷。

我们要给他们提供好的初中教育。很多孩子要转回老家读高中，如果初中基础没有接上去，就没有选择的机会。

虽然这些孩子小学基础不牢，我们在初中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学校有一半以上的老师都住校，早上6点起床，一直忙到晚上11点。

我们也不能说有多好的教学经验，但至少我们能够注意到，我们所面对的学生不是我们认为的学生。我们要不停调整教学进度，一些同学在什么地方不够好，就要让他们反复多练习。

打牢了基础，他们就能够走出一条路。当然接下来要怎么走，每个家庭还面临着新的考验。

动过离开的念头是爱人回家生产那一年。当时就我一个人有工资，一个人在北京，想到自己从黑龙江跑到北京，家人也看不到，小孩也看不到，就和校长提了辞职。

回到班里的时候，学生们感觉到了我可能要走，就悄悄给我写东西，或者主动找我说话。

有一天校长来教室听课，课后递给我一个黄色的便签纸，上面写着：小王你一振作，学生都振奋了。

这个纸条现在还贴在我宿舍的墙上。我最终没有走，是发现真的决定要走时，还有很多割舍不下的东西。

后来爱人从老家回来了，孩子也大了，我们就这样留下来了。

每个人在工作中都需要有一种价值的体现。我感觉我能够给这些孩子提供教学服务，能够让他们的家长感觉学校在帮着孩子学习、进步和成长，返还给我的这些正面的信息，特别能够鼓舞我。

孩子们的家长都诚恳而朴实。在蒲公英中学做了一年老师后，我就感觉到自己和学校之间的一种联系：作为普通教师代表学校去家访时，从家长那里反馈回来的信任感，现在都让我印象深刻。

在学校里我感觉很放松。大家都在认真做事，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并且为之努力，这就对了。

作为教师的成就感，是看着学生从我们手中毕业了，无论是最后考上大学，还是去工作了，他们走的路都挺好的。

“在上海办学那一页翻过去了”

口述者：福星小学校原副校长 葛建军

福星小学消失了。我也已经调整过来了，狠心地把在上海办学的那一页翻过去了。

2013年开始，学校的招生受到限制。2014年没有一年级新生了。去年的5年级毕业生，人数在60到80人之间吧，只有四分之一有条件继续留在上海上学。一大批孩子消失了。

从2014年开始，学校的几十位教师就开始考虑自己的去向。

我们的老师主要有三个来源：有上海的退休教师，他们可以回去养老；有社会招聘的曾做过教师的，他们在上海有家，也没关系；教师的中坚力量是从安徽徽州师范学校特招的。

他们现在多去了浙江杭州工作。杭州也是人口导入区，但浙江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政策不一样，所以在浙江余杭地区，动辄一所学校就有3000多个外地孩子在读书——我想今后浙江这个地方，某些方面会有很长足的后劲。

老师们以前的待遇很低。2003到2005年，工资是700块一个月，到了2007、2008时开始突破1000元。到2008年时，学生的学费仍然不足以支撑教师的合理开支。“纳民”（注：指2008年，上海提出，将162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纳入民办教育规范管理，为打工子弟提供免费义务教育学位）后，有了政府的补贴，扣除社保和养老金，老师可以拿到4300-4600元一个月。

我们的办学口号里有一个词是“不放弃”。学校的孩子流动性特别大，基础参差不齐。甚至有没完整读完一年级的孩子，收还是不收？收了，不具备同龄儿童的学业标准，不收，又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权利。

这些孩子我们都收了。“不放弃”，就是对每一个孩子进行正面的教育，就需要老师使出浑身解数，在课后去辅导他们学习。

孩子们的学习成绩一下子就产生了很大变化。福星小学3次参加上海市同类学校的教学质量综合评估，都名列前茅。

这就是我们这个校舍面积30亩的学校，人数一度达到上千人的原因。2007、2008年时学校人数达到顶峰，从学前班到初中部，共1200人。

所以对于这些离开上海的老师的前途，我没有担心，他们在学校收获了很多。

在福星小学，如果孩子们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能读到底，出路就非常可观。2008年的中考，孩子们考的真不错，优秀率是13%到15%，及格率85%以上。学校每年都有3-5个尖子生，后来不少回了家考上大学。老师们提起来都很自豪，有考上华师大和上师大的。

父母还在上海的这些孩子绝大多数后来又回到了上海。发现这些孩子后来还是在上海的各个产业和领域工作，是件很值得安慰的事情。

其实家长们对孩子的要求非常实在，他们希望孩子认字，今后能够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

2008年，上海开始管流动儿童的教育，福星小学“纳民”。到了9月份，学校就开始接受政府给的补贴，学生和公办小学的学生一样，不收费了。福星小学迎来最后的办学状态，在2010到2013年间，学校的办学更加专业、规范，教师参加教委组织的培训的机会也增多了。

但是2008年转制时，福星小学的初中被要求和小学分离，幼儿园纳入学前教育范畴。初中部分不能再开了，那些孩子只能自找出路，当时有5、6个留在上海继续上学，有一部分就回了老家。

对于我个人来说，学校停办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大趋势；但对于一些家长，就是前功尽弃，他们来上海这么多年了，但要离开。城镇化建设快速的节奏使他们失去了土地，他们来到城市找到工作，但是因为孩子的上学问题，又失去了工作。

现在上海有10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空关着。理论上孩子们应该都回老家了，但他们可能还留在这个城市，若隐若现着。

很多上海打工子弟学校的举办者，都去外地办学校了。他们在这个领域有积攒的人脉，有教具，有书本，几十年以来，他们也只有这个本事。到了这个年纪，不办学校，怎么活下去。

如果条件允许，过几年，我们会再回上海。

“为打工人群的子女教育，还是尽了一些力的”

口述者：智泉学校校长秦继杰

我是河南固始人。北京打工子弟校可能有一半办学者都是固始人。固始打工的人很多，县城在册的180万人可能有一半都走出来了。

以前我在老家的初中教书。开始没想过去北京或其他城市去办学，就想在北京打工挣了钱回家办学。

当时我住通州，我舅舅和弟弟都在那里收破烂，我住他们家。有一天，我舅舅收破烂回来拿了一个学校的招生广告，他认识那个办学的，就是一个收破烂的。他就说，一个收破烂的都能办学，你当老师的不能办学吗？

我问我弟弟借了2000块钱，这是启动资金。我的一个朋友租给我一个大院，说你收完学费再交房租。房子也只要打扫打扫，买一块黑板挂上，买一些桌椅板凳摆进去，不需要太多钱。头一个学期收了21个孩子，期末时又来了2个姐弟，一共23个。

当时就开始招聘一些老师，一个是在北京本地发广告，也从家里介绍了几个老师来。我们老师的流动性很大，经常遇到课程上到一半就走掉的。走的时候一半都是请个假，“我家里有事”，甚至有的走时还要借个钱，走了就不回来了。2014年前，一个学期大概能走超过1/3，四五十个老师，一般会走十几个。这种情况特别多，老师基本上也以年轻的为主。

我考察了很多打工子弟学校，发现那些学校老师学历低，好多普通话都不会说。我们老乡办学的多，好多家里初中刚毕业的升不了高中的小孩都直接拉到北京当老师了，教学一塌糊涂，考试时弄虚作假，每个孩子都能考得很好，家长也咧嘴笑，这是坑了孩子，我当时看了心里很不舒服。

打工子弟学校到现在还存在很多问题，因为办学者的目的各式各样，如果办学者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他在学校老师上的投入自然会少，会影响流动儿童的教育。

我办学考试都是从老家拿试卷，等他们考完最后一门时把试卷给我，密封一动不动，我都是自己亲自回家拿试卷，然后坐车赶回来。考试当场开封，不管学生学得好与坏，但是我要让家长知道自己孩子到底怎么样，咱不能骗人家，好多家长不会判断。

我觉得对老师的选聘和要求很重要，如果老师不是真正对教育热爱，不是对孩子有感情，对孩子的教育肯定要出问题。

我们曾经就有一个老师，平时在学生和家长间评价很好，就是因为他在阅卷评分的时候更改了孩子的分数。那孩子成绩也不错，他认为那道题不应该做错，就把学生做错的题偷偷修改了，被我们发现，当时也是忍痛把他解聘了。我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告诉所有老师，这个底线是不能碰，弄虚作假一点都不能有。

选聘老师凭第一印象就把所有老师看清楚，也不太可能。有一年有个老师，教初中生，她生气的时候就做了一个疯狂的举动，拿起水杯往学生身上泼，你觉得这个能容忍吗？所以我就没忍住，就立马解聘了她。

之前我们有300多个学生，2000元钱一个学期，老师的基本工资开支得12-13万元一个月，都加上得16万，保险老师没有全上，有些老师不愿意上得就给补贴，现在一个老师的保险全算上得1300元/月。不到20个老师上了五险，没有一金。我们也就才买了3年左右。

结余好的话，一年能有个10-20万左右。我办学这么长，也就2008年以后有结余——没有结余还表现在老是不断的搬迁，迁一个地方就得建设、装修、投入这些。

办学最困难就是现在吧，居无定所，都不知道哪个地方可以踏踏实实站，不知道北京哪个地方可以出租，不拆迁，不被规划。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地方，说实话我个人心里还是打鼓的，也不知道这个地方能用多久。

这么多年尽管流动性大，我们还是团结了一批愿意奉献的老师，大多数老师都教了七八年以上。今年由于（智泉）那边的招生没有完成，这些老师也都离开了，我给他们找了一些兄弟学校，让他们去上课。

老师是需要休息，有时间去思考的。我们的老师去了兄弟学校后，兄弟学校的反馈都是很好的，但在那里老师工作量增加了很多，因为他们要减少开支嘛。

以前在智泉学校，一天四五节课，老师能改改作业，去备备课，如果把所有时间都占住，这些老师哪有时间思考，教学质量自然就会会打折扣。

打工子弟学校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必然会被取代。国家有能力的话，是一定会取代它的，我们很早就知道这个命运。

可是我个人认为，现在政府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还是需要有一些能替他完成任务的（打工子弟学校），对这些孩子的教育也不应该采取过于蛮横的手段，让他们回家，一旦变成留守儿童，我觉得问题会更多。

现在没有回去办留守儿童教育的打算了。想一下我在家教书的那么多年，他们的心理负担，我是解决不了的。打工流动儿童毕竟还是留在父母身边，一家人在一块肯定比分开要幸福得多。

我觉得十几年来，为打工人群的子女教育，我们还是尽了一些力的。

我原来就是一个普通教师，社会经验也不足，和外界打交道的能力也是欠缺的，可能对我来说，这么多年办教育主要还是得益于政策和社会的大环境。有时候我们可能做决策的时候对政策的理解也都没到位，才会遇到这么一些困难。

我觉得当老师最大意义是能把自己的理想付诸实际。尽管有国家的一些要求，老师也可以带点“私货”，我个人理想就是让孩子人格完整、理想崇高、目标远大，这是我的“私货”。

挺怀念在讲台上的感觉。我从08年开始就不教课了，当老师的离开讲台就不是老师了。如果我能集中精力在一个校区，我还想返回讲台，哪个年级需要就上哪个年级。■